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我享有一个方便：常常获得各种文艺演出的赠票。还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我就看过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爱国者》，表现一个女革命家，如何在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女演员的嗓子沙沙的，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刑讯的场面是通过投影表现的，惊心动魄。演出前廖承志同志前去中央团校讲课，还特别提到这出戏，当时，廖是“青艺”的院长，全国青联的主席。

我也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和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和《血泪仇》。看完这些歌剧，我们的同伴，团区委的这些人，连喊带叫，兴奋得要命，充满阶级义愤，恨不得亲手把黄世仁毙掉。我在东单铁道部礼堂看《赤叶河》时，旁边坐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他的口里发出了浓重的蒜气，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不适，努力说服自己，他的口气虽然不算清新，然而，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面临的考验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嫌弃人家的蒜味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情感来爱自己的阶级弟兄呢？我当然选择了后者。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样糟蹋我……”一曲昂扬，二曲血泪，三曲绕梁，革命天生地与人民的文艺相亲。中国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的忧愤、压抑、痛苦、火热、大喊大叫，天生与革命相亲，叫做一拍即合，绝了！

“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彩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佛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在女主人公死前，他们唱道：“让我们离开这万恶的世界，去到那遥远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们，“让我们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吧。”

普契尼与威尔第的艺术，也修建了通向革命的大路！

我也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我至今能学两口：“鸟噢入呜林，鸡上窝喔喔噢，，黑嘿了啊噢天安嗯……”后者我更喜欢的是音乐，是伴奏的笛子，也是表演。而不论深也罢浅也罢，戏里弥漫着的仍然进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得不到幸福生活的悲哀。

那时候当然没有其他手段，然而仅仅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我也听遍了各地民歌与接近民歌的创作歌曲。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共产党能不胜吗？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扁》《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你要是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词与调，这就是革命的火焰。一个同事听到这里说：“这个浪丫头！”我感到了太多的亵渎。我不喜欢。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歌曲与音乐都包含了太多的神圣，它不能容忍“凡人”的说三道四，甚至讨厌幽默。年轻人容易做到伤感和激情，却还太娇嫩，容不下幽默感。

还有一个是内蒙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云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卓娅、米哈依洛夫、尼基丁、哈丽玛·纳赛洛娃（哈萨克）、塔玛拉·哈侬（乌兹别克）、拉西德·培布托夫（阿赛尔拜疆），都令我叹为听止。尤其是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我相信这个歌加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也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资源之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太强烈太悲愤了，它必然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赛尔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