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怕骄傲，会议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众与会者还是跟得了气成了仙一样。我一下子就这样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运又惭愧，仅仅一个《小豆儿》一个《春节》，只有汗颜。我想起了耀眼的鲁迅的书《致青年作家》与高尔基的同名书籍。大会安排我们住在正阳门旅馆，暖气热得我无法入眠。我确实感到了“烧得难受”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