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钟先生家里有一些书法竖轴，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诗，描写一种朦胧的情感，黄秋耘一边读一边叹道：“赵慧文（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人物），赵慧文啊。”而我已觉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飞向天山脚下。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咳，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汉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确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读书会上就向有关领导提出来了。先是刘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国作协也支持并协助完成调动手续。证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对韦君宜同志说，这也是“穷则思变”。当时批判主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种说法给人一种越捉摸越没辙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地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给我们饯行，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他们用的语言大致仍然与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丛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而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为出席郑老师的饯别晚宴，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的家属院，我顺便看望了一下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间门房，大约七平方米，东西叠着东西，家具压着家具，人也几乎摞上了人。那是一个沙丁鱼罐头式的家居。那样的日子不应该忘记。

对于去新疆，我与芳也是极其兴奋。出发前我在王府井一个牙科诊所修补了牙齿，买了一件中式丝棉绵袄。芳则一件大衣和一条呢料裤子，与她的母亲、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烧，（由于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适，但含油如此之多又显示了农业形势正在迅速好转）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轧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仁，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三十二、红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作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玉面峰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到处是黑烟袅袅。人们开玩笑说，在冬季，乌鲁木齐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