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於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鬥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瞭解那次政爭的性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後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於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願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性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性是用去做什麼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足”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誌。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畫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並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樑。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政府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政府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後，自然爭論迅即湧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交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後，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於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幾年之後，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後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裏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禦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欲”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政府。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後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政府政策之批評，政府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政府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後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朝內的爭論在宋朝演變得越發激烈，是由於宋朝的政府組織制度的特殊所致，因為宋朝對宰相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內閣很像個國會，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權。政府由複雜拙笨的連鎖機構組成，功能的界限重複，最後決定的大權仍然在皇帝手中。當時所謂宰相，只是個交際上的稱呼而已，實際名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許有兩位副宰相。一般組織如下：戶部（財政）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禦史台獨立，其他各機構，只供作贈予空銜之用。通常，宰相兼中書省侍郎與門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樞密院大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後來，神宗銳予改變，意在簡化此一組織制度，權責區劃較為分明。門下省司研討命令，中書省（宰相府）司發佈，尚書省司執行。但是紛亂與權責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個參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權進行變法計畫，與呂惠卿、曾布私下決定一切。這自然是在神宗駕前和各知政易於發生爭論。主要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青苗貸款法，一是禦史的言論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幹練有才之士，人數之眾，幾乎構成了全體；另一方面，只有一個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無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陰險而詭詐。為了便於參考，並免於許多人名的累贅，下一表內列有政爭中較重要之人名，以見雙方之陣容：

當權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萬丈的皇帝）

曾布（活躍的政客）

呂惠卿（聲名狼藉，後出賣王安石）

李定（母喪不奔，後彈劾蘇東坡）

鄧紹（兩面人，先後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與鄧紹一同彈劾蘇東坡）

王霧（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姻親）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諄（後為蘇東坡敵人）

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霸主）

反對派

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

韓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趙護

文彥伯（老好人）

張方平

范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

歐陽修

蘇東坡

蘇子由（東坡之弟）

范仲淹（偉人）

孫覺（高俊，易怒，東坡密友）

李察（矮壯，東坡密友）

劉恕（性火爆，東坡至交）

呂公著（美髯，曾與王安石為友）

韓維（出自世家，曾為王安石好友）

王安禮（王安石弟）

王安國

劉摯（獨立批評者，後與東坡為敵）

蘇頌

宋敏求熙甯中三學士

李大臨

其他禦史

鄭俠（負重任之宮廷門吏，王安石因他而敗）

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因為所有對新政持異議者皆遭撤職，罷官議罪。最後，神宗又不得不罷斥王安石、呂惠卿、鄧緒等諸人。他的強國夢破滅了，只落得統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說知人善任為”神”聖的降勝，”神”宗這個溢號，他是當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劇是在於他自己並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畫那麼激進、那麼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也許這就是他隱退以待時機如此之久的緣故。他有一個幻象，而他的所作所為，都以實現這個光輝燦爛的幻象為依歸，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但是在後世的歷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於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後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於虛無飄渺之中。

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身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他毫不遲疑，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於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母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裏，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後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奸大惡的後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幹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後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於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佈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洩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麼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後，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後世史學著作之規範。初稿《長編》多於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後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後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後，青苗法終於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佈。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後，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並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願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並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於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願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禦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禦史台對諸禦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摺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幹、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摺上他說，甚至赤貧之民也有分擔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擔，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後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願貸款，並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願借，但無抵押；最後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於取悅于朝中當權者，低級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身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摺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於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於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麼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麼不借給他們？”

於是韓琦和朝廷之間，奏批往返甚久，這位退位的宰相，明確指出漢朝所一度實行的國家資本制度的影響，那樣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國庫而供皇帝窮兵繳武，並不足以言富國之道。

這就動搖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開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請病假。司馬光在提到王安石請病假時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等討論此一情勢，趙扡當時還擁護王安石，當時主張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曾公亮派他兒子把政局有變的情形去告訴王安石，告訴他要趕快銷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銷假，又出現在朝廷之上，勸皇帝說反對派仍然是力圖阻撓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也深知利害，回報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並無強迫銷售情事。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韓琦三朝為相，陛下乃信太監之言而不信韓琦嗎？”但是皇帝竟堅信自己親自派出之使者，決心貫徹新政。幾名愚蠢無知毫不負責的查報人員，不知自己說的幾句話，竟會對國家大事發生了影響，這種情形何時是了！倘若那幾個閹宦還有男子漢的剛強之氣，這時肯向皇帝據實回奏，宋朝的國運還會有所改變。他們只是找皇帝愛聽的話說，等時局變化，談論”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鮮，他們也羞臊的一言不發了。

司馬光，範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並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摺。皇帝回答說：

”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日，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後，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制法。範鎮拒發新命，皇帝見范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交予司馬光。范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複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于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係。他給皇帝上奏摺兩次，一次是在熙寧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摺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摺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並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禦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禦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於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禦史台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政府裏，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由於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禦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並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於今日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並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於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禦史降級、懲處、折磨，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身為禦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誌編輯，不惜冒監禁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禦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於人民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禦史，寫好彈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身死。這些禦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後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於這等禦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於塞禦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誌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禦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裏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

呂晦遭受革職，於是排除異己開始了。

現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爭變成了熊熊之勢。有一婦人，企圖謀殺丈夫，但僅僅使她丈夫受傷而未克致命。此一婦人曾承認有謀殺之意，當時有個高官對處治之刑罰表示異議。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餘，未能定案。司馬光要以一種方式判決，王安石要另一種方式，而且堅持己見，皇帝的聖旨對此案的處刑亦有所指示。但是禦史劉恕則拒不同意，要求再審，禦史如此要求，亦屬常事。另一禦史對王安石的意見不服，王安石則令他自己的一個親信彈劾劉恕。這樣一來，一場爭鬥，便化暗為明。

禦史台則群情激動。問題現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盡責呢？還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幾位禦史乃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罷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將此數人投諸監獄而後快。司馬光與範純仁認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對待禦史，最後六個禦史遭貶滴至邊遠外縣充任酒監。一見情形如此，範純仁起而應戰。他要求貶滴禦史之成命必須撤回，結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個要倒下去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他一直就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兩個月之後，忠厚長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辭職歸隱，臨去警告說，在任何政治鬥爭中，正人君子必敗，而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爭，而小人則為權力而爭，結果雙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他預言國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國家行將大亂矣。

朝廷之上，現在是一片騷亂。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七月實行市易法，九月實行青苗法。數月之後，眾人對當權者的意見，由期待而懷疑，由懷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憤怒恐懼。

現在情勢變化甚速。熙寧三年（一0七0）三月與四月，禦史台大規模遭受整肅，隨即大規模佈置上新人。隨後倒下的兩個禦史，都是王安石個人的朋友，都曾助他獲得政權，王安石也是倚為聲援的。身材頎長，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孫覺，他也是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曾經向王安石發動論爭，因為王安石堅稱周朝的錢幣機構，曾經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錢借給人民，他對此說表示反對。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調查為什麼當時盛傳朝廷強迫貸款與農人，甚至在京輜一帶也傳聞如此。孫覺回到京師，老老實實報告確有強迫銷售情事。王安石認為他這是出賣朋友——所以孫覺也被革職。更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子。呂公著是宰相之子，學識淵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在文學上同享盛名，同為儒林所敬佩。呂公著曾説明王安石位登權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禦史中丞，作為回報。現在呂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議中，文字未免過於辛辣，使王安石大為不快，在文中他問：”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罷斥呂公著的詔書，用字措辭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無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說：”呂公著之才將來必為宰相。”而今他把呂公著比做了堯舜時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與之疏遠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個月內，王安石派了兩個劣跡昭彰的小人進入禦史台，去填補他排擠出來的空缺。他之派李定為全權禦史，在禦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憤。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他必要資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隱瞞父喪不守喪禮一事。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簡直是敗德下流至於禽獸。王安石把他升到那麼崇高的地位，只是因為自鄉間來京後，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法極受人民歡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薦，好向皇上陳奏。這件事使禦史們怒不可遏。同時，王安石又把親戚謝景溫升為禦史。謝為求升發，把自己的妹妹嫁與王安石的弟弟。有三個禦史反對朝廷的此一任命詔書，三個人一起丟官。其餘的禦史對此事還照舊堅持。張激請求將三個禦史官復原職，並罷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與呂惠卿。在張激到中書省去催辦此一案件時，他發現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聽他敍述，自己則一言不發，用扇子掩著嘴，一味大笑。

張激說：”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國老百姓笑你的正多著呢。”

這時另一位遭到犧牲的禦史是程瀕，他是宋朝理學家”二程”之中的兄長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經與王安石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為那同一個案子向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剛看了他的奏摺，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氣難消。這位理學大家以頗有修養的風度對他說：”老朋友，你看，我們討論的不是個人私事或家事；我們討論的是國事。難道不能平心靜氣說話嗎？”從儒家的道德修養看，王安石覺得很丟臉，很難為情。

一個月的光景，禦史台的清除異己便已告完成。連前年所罷黜的那六個禦史在內，王安石清除的禦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禦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司馬光向皇帝曾經痛陳利害。只有三個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呂惠卿，贊成新政，朝廷百官無不反對他們三個人。”難道皇上就只用這三個人組織朝廷？就用這三個人治理國家嗎？”韓琦和張方平已在二月告老還鄉，司馬光對樞密使一職拒而不受，當月也遭貶降，範鎮已經大怒而去。在九月，舉棋不定的趙懷，他這位內閣大臣，一度想討好這群新貴，現在決定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數月之後，年老信命毫無火氣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勢歸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為由，在極不愉快之下，請求去職，其實多少也是受批評不過而走的。在神宗熙寧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職，在整個政府中其權位凜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歐陽修辭去朝廷一切職位，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範鎮曾經並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範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范鎮後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係，他曾在前兩朝任職於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鬆軟，個性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摺交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白。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摺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寧三年（一0七0）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陝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後，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不會犯什麼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淚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後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於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後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巨著的寫作。後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後，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後，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後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床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後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後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禦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禦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後，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於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於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後，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後，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隻雞。後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於糾紛之中。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傢俱瓷器，但並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裏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再者，雖然蘇東坡並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蘇東坡對禦史的彈劾不屑於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