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娟

“我把自己作为案例进行剖析”

记者：您的新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被出版方称为是您继《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第二部纪实文学作品。我记得您曾说过，写作《妞妞》是想“与生命中一段心碎的日子告别”，对于您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妞妞》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第二部纪实文学作品的写作动因是什么？

周国平：事实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我经常有为自己写自传的念头。我喜欢活得明白一些，不是糊里糊涂地活着，而写自传就是一种让自己活得明白一些的方法。通过写自传，我可以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之所以现在拿起笔来写，则和年龄有关。明年我六十岁了，所谓花甲之年，虽然我完全不感到自己竟这么老了，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否认年龄。我想，我与其自欺欺人地回避它，不如坦然面对它。有了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便发现年龄成了一个契机，现在正是认真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的合适时机。

记者：您新作的副标题叫“我的心灵自传”，很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这本书与常见的追忆往事的传记一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国平：你把《妞妞》称作“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本书也许可以称作“为了反思的回忆”。作为自传，当然离不开对往事的追忆，但是，我希望得到更多。我的目的是自我认识，往事只是藉以自我认识的材料。之所以称为心灵自传，我在序言中作了说明：“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心灵历程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构成了我最看重的人生价值，也大致体现了我的个性面貌。这两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四部中，即儿时记忆、北大岁月、农村十年、走在路上，依次写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较多篇幅回忆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

记者：在这本新作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您在书中坦率陈露自己少年时代性意识觉醒后的排解方式、两次离异等称得上是“绝对隐私”的内容。近年书市有不少描写隐私的作品引起广泛争议，您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议论？

周国平：性、爱情、婚姻方面的经历往往被视为隐私，这过于笼统了。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人写自传都必须舍弃生活经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了。我不愿意这样。但是，我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我只写那些对于自我认识是必要的经历和细节，那是无法回避的。第二，尽最大可能防止对相关的人造成伤害。在写这些内容时，我自己真不觉得它们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看一看周围，又还有多少成年人没有经历过婚变？就我写作时的心态来说，我真不是把它们当作隐私来写的，而是当作一种值得关注的人性现象。我把自己作为案例进行剖析，在那些写隐私的书中，有几本这样做了？这倒不是我比别人勇敢，的的确确是因为我已经站得足够高，可以不把一般人眼中的隐私看作隐私了。所以，不应该笼统地说写没写隐私，关键是写什么，怎么写。自炒隐私作为卖点，或者纠缠个人恩怨，互相攻讦，我对这类行为鄙夷之极。我的书中有没有一丝一毫这种东西，严肃的读者看了自有公论。至于有些人因为心智或趣味的限制曲解了我的书，我不会去理睬。理解是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才会认真听取任何批评。

“围城已成为我的天堂”

记者：我最近一次见到您，是在今年五月举办的桂林书市上。那天天气炎热，您在展馆外广场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签名售书。我看见您幼小的女儿亲昵地搂住您的脖子轻言细语——那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图景。我相信每一个被《妞妞》打动过叹惋过的读者，都会为这其乐融融的场景感到由衷的高兴。能谈谈您现在的家庭生活吗？

周国平：感谢你的善良。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贤妻娇女，其乐融融。

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随着女儿的诞生和成长，我们的家有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核心。我又原形毕露，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恋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亲。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啾啾九个月时，海德堡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说，我怎么能够和我的才几个月的女儿分离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来，就算了吧。于是，我们一家都受到了邀请。我们住在离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丽的风景中度过了许多个白昼和黄昏。一到假期，我们推着童车游览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后出现在魏玛、维也纳、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坐在国际会议的庄严讲台上演讲，会议厅门口突然传来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话音。当时我有点慌乱，语无伦次，幸好她妈妈带她离开了。

从啾啾会说话开始，我和红都当上了她的秘书，辛勤地记录她的言论。当然，我是欲罢不能地要做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诗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语令我无比惊喜，我从中读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类心智的原本。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

“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记者：许多年前，您就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即“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和文化生活的粗鄙”等做出批评，整体看来，我觉得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而您的作品，却让我感觉到您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安于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精神定力，这种“定力”因何而来？

周国平：其实很简单，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两大幸运所在。“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

记者：您的新作首印10万册，看来出版方对市场是很有信心的。当前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视“市场为王”，甚至“看市场需要”去策划选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周国平：应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然后争取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另一是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为目标，决定自己写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属于前一种情形。迄今为止，我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不过，我没有洁癖。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写出以后，我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我服务，做我的能干的大臣。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至于出版社按照市场需要策划选题，我认为应当区别看待。这样策划出来的，有一些是好的选题，比如翻译国外正在走红而又确实有质量的书，既有益于国内读者的心智，又有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然而，不可否认，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这的确是当前图书市场的大问题，受害者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引导到和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来提高其素质。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困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出版界当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