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李大钊

也许我真的疯了。

上火车的时候，站台上的钟响了一下。往常这会儿你照例该起床了。你起来见不到我，必定先习惯地走进厨房，可你看到买菜的篮子还端端地挂在墙上，——今天是春节，没人会这么早就起来上菜市场。接着你拉开了屋门往外瞧，院子里空空的，很冷，你缩回身子，这时你就会看到门边桌上的那张字条了。

继平，我完全想象得出你的吃惊和愤怒，也许你此时正在痛哭流涕地大骂……，这些年你见惯了我的优柔寡断，你不会料到我能在一秒钟之内把多年缠绕身心的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缥纷一刀割断，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的麻木，让社会的舆论、自己的脸面、亲朋好友的警劝，统统见鬼去吧！我终于迈开了实际上已经酝酿多年的脚步，在这年关寒冷的黎明，踏着红红绿绿狼藉街头的鞭炮的纸花，和你，和我们这个家，和这些年庸俗寡淡的人生，不告而别，奔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地方来了！

啊，茶淀！我终于不用借助模糊的梦境，而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你！

梦境中，你是一片苍苍的绿色，潮湿、闷热，又迷人，又残破。可在这干冷干冷的严冬，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几许寒暑的今天，你该是什么样了？

继平，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按捺不住说起这个地方，“茶淀，那不是关劳改犯的监狱吗？”你一向多疑、敏感，也一向不肯忍耐。终于有一天，在我们又一次争吵时，你突然冲口而出：“到茶淀找你的情人去吧！”尽管那天你喝多了，控制情绪的能力十分低下，但这句话仍然使我意识到，那次的争吵已开始把我们的关系升级到一个真正不幸，也是或迟或早总会到来的转折点了。那天就注定了今天！

茶淀，我不是今天才认识你，我那幼稚而又深沉、强烈的爱，就在当年短短相识的瞬间，留在你那泥泞的土地上了。

我最先想起的是那首异域的情歌，是小祥从他家的旧唱片上学会的歌，他唱给我听的时候，还说不清它到底来自欧洲还是太平洋，那确是一首优美、又特别好记的歌：

为什么

你为我饮马整鞍，

为什么

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

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啊，我本不该停步，

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

去那遥远的天边？

那）l没有愚昧和强暴，

屯没有万恶的金钱。

只有你和我，

我们的诚实与热血，

还有头上一方

湛湛的蓝天！

小祥，你当然不会忘记这首歌，可你还记不记得我？还记不记得你的白房子和房前那葫芦形的池塘？池塘边那个简陋的防震棚还在不在？哦，那棚子的简陋就注定了它的短命，可在我的记忆里，它始终和白房子，和半地青萍，和你临池独立的身影在一起，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诗一样的即景。

我从小就知道你这不寻常的家乡。从我懂事起就常常听到家里的保姆和街坊四邻扯闲篇儿的时候，带着神秘和恐惧的表情，说到那些偷鸡摸狗之辈被送到茶淀去的事情，仿佛那就是古时刺配囚犯的远恶军州。

其实，茶淀，不过是唐山左近一个黄豆般大小的车站。你对我说起过这个小站寒怆的历史。它早先连一排矮矮的栅栏都没有，很久以前大概只是个无名的弹丸小村，在八百里京山线上，自然不敢与四朝古都的起点和天下第一雄关的终点同日而语；也愧于与位居中国第三大城的津门和有华人故乡之称的工业重镇唐山相提并论。

但是，北京的许多年轻人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京山线上通往新港码头、大港油田和那个华北最大盐场的必经之地塘沽，或许也不知道有着古老传奇故事的军粮城，他们却知道——茶淀。

茶淀的出名，一点不错，正因为它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的所在地，确切地说，是这个劳改农场的大门。北京人习惯地称之为“茶淀农场”，其实它的本名叫“清河农场”。此地去京数百里之遥，当然和京郊的那个清河镇绝无牵连，尽管这里确实有一条不小的清水河，但农场的这个名字无疑包含了一种象征意味，无非喻水之清，可以洗净恶人满身的污浊。

清河，你能木能洗清我？我这个有夫之妇，竟抛弃了温暖木到两载的新家，去寻找一个多年以前的旧爱……，继平，你完全可以参加进那一片世俗的唾骂中去，骂这给你丢尽了脸面的媳妇！可是继平，你不要恨他，他是干干净净没有过错的。

虽然他象一个美好的召唤，十年来使我灵魂不安；又象个强大的“第三者”，插足到我们风雨飘摇的夫妻关系之间，但实际上，从十年前和他分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要是没有唐山的那场地震，你我也许一辈子无缘碰面。

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大处的团委书记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两年，严然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呢，你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我对你说过地震那天北京的情形。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下雨，虽然比起你们，北京人感受到的恐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谁也无心办公，都在夸张地学说着自家屋子在震动中的声音，以及老婆（或丈夫）当时的种种狼狈。那阵子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大家难得这么松快一天。

中午，据饭桌上的新闻：地震中心原来在唐山一带。这使人们的心里无论如何更多了一点宽慰——唐山？远着呢。

可紧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胜而走，有人说唐山现已夷为平地，百万之众无一幸存；还有人说天津的劝业场也塌了，死伤无数；又有人提起北京公安局有个劳改场就在津唐之间，不知受灾如何；更多的人则开始谈起历史上的难民和瘟疫……

，而最后到来的“官方消息”却说：往唐山一带的交通、电讯早在夜里就已全部中断，连军队的电台都联系不上，以上种种传闻均系谣言，要提高革命警惕云云。

下午三点钟，通知我和另外十九位干部去局本部开会。一看我们这二十个人，哪个科的都有，一律四十岁以下，身体好，无家庭负担。女的只有三个，我最小，刚满二十岁。大家谁也不知道开什么会，但猜想八成和地震有关。

不出所料，在局里碰上局团委的一位同行，透露说清河农场受灾严重，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昨天夜里农场的一位副场长带着个干部坐一辆吉普车，千辛万苦跑出来到市局告急。局里决定马上组织力量，开赴清河救灾。

大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除了各业务处抽来的干部之外，还有几个公安医院的医生，带着大包小包的药。大家好奇地把目光集中在前面两个陌生人的身上，这两人一老一小，满身泥水。老的站着，用很带感情的目光环视着我们，说不清是期待还是感谢；小的坐着，面无表情，疲惫不堪。小祥，那就是你！

你的性格本来有很活泼的一面，可也许是第一次置身在这样众目腰谋的场面下，那天却处处显得呆板。你在那偏僻一隅的地方出生、长大、读书、毕业，完全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你坐在椅子上，给人的感觉非常弱小，凭第一眼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你站起身来竟以1叮关场长高出半个肩。

那天的会议短促得出人意料，先是有人扼要介绍了清河农场的灾情，然后就宣布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队，再然后就宣布立即出发，奔赴灾区。一切话都用命令的口气说出，让人没有思考更没有犹豫的余地。开始还是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犹如战争一般的沉重气氛。我心里略步直跳，对于一个从小就为“没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抱憾的热血青年来说，这骤然而至的沉重气氛是那么新鲜，在和平年代，我想这大概就等于上前线了。而前线是什么样子，我们去了干什么，会碰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切都茫然。这又不免使人心虚。对灾情的介绍笼统得等于没说——死了很多人，塌了很多房子……到底多少？都不知道。连你，小祥，也是一样，你在地震后不久就随了那位洪场长，绕过一道道塌桥断隘，夺路北上了，你也不清楚那五十里方圆，两万余人口的农场，现在究竟成了什么局面。

散了会，直接下楼，大家拥挤着上了停在楼前的几辆卡车。天仍然下着雨，有雨衣的穿雨衣，没有的淋着。局机关有不少人挤在楼门口，默默地看我们上车。我举目四顾，竟找不到个能代向父母道一声别的熟人。

卡车穿过雨雾漆漆的城市，往天津方向开。过了天津，天渐渐黑下来，雨也停了。越往前走，看到路边坍塌的房子越多，还有扭断的公路、长而深的裂沟、高高弓起来的铁路桥、路面和田野上的大片喷沙，大地居然变得如此丑陋、破烂、恐怖、不可思议了。车上的人不断惊呼着，象是惊叹神话世界中的古代遗迹，好象一辈子活到现在，才真正发现了自然力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我们一路上没看见死人，连活人也没有，天地间和旷野上仿佛只有我们这几辆孤单单的卡车和一股沉沉的死气。

那天我和你同在一辆车里。你沉默寡言，全不理会沿途的各种奇观，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论和争辩，只是抱着膝盖，一声不响地蜡缩在车厢一隅。你仿佛和大家很隔膜，大家也不注意你。从沿途的观感中，我能想象到你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从一片废墟中侥幸逃命，是惊魂未定，还是在挂念唯一的亲人——和你相依为命的姥姥？或者仅仅是累坏了，你毕竟太年轻。

路不好走，颠簸到夜里十一点钟，到达了农场的边缘。下了一天透雨；前方的地面在夜幕中呈现着斑斑反光，显然已是一片泽国。进入农场的唯一通道是一条三十多里长的上堤，借着车灯射出的两道光柱，能看到土堤表面全是狰狞的稀泥，乘车通过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家下了车，七嘴八舌，茫然无措。局办公室时它科长日称来过这一行提议只找路从汉倩方向统过去，但究竟怎么走，他也含糊。

小样，这时人们自然想到应该问问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开口说话，你本来不是个拙于辞令的人，却是人多怕生，只是一味摇头，嘴里说：“不行啊，不行啊。”

肖科长把你的辞穷当做犹豫的表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争辩道：“怎么不行，我走过多少次了，过几座桥，能到汉沽。”

你似乎胆壮了些，说：“现在十座桥扬了九座，就是因为有那些桥，才过不来。”

“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从这儿？”肖科长指着堤上被刺目的车灯映照着的烂泥。

“就从这儿，那还有错！”你的声音一下子明快了，带着孩子般的好斗和认真，可随即又软下来，又否定了自己，“可那时还没下雨，地是干的呀……”

后面的车陆续赶来，那位上了年纪的供场长挤到人前，甚至对堤上的烂泥都没有望上一眼，就振臂呼道：“都下车，空车慢慢开，大家在两边护着，别让车滑下去，快点！”

他大概有六十岁了，大脸，粗眉，地道的烈汉模样，那张坚忍的股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故事。他的果断使人不敢怀疑他的权威，于是没人再提另辟途径的话。但是肖科长提议先休息一下，一来做个前敌动员，二来也等堤上干一干再走。说心里话，我是很希望能休息一下的，被雨淋透的衣服湿乎乎地包在身上，风吹一路，哆咦得几乎要抽筋，肚子又空，我担心要生病……

小样，只有你急不可待：“不行啊，就是等到天亮这泥也干不了。”见周围无人响应，你仿佛理亏似的，试探着又说：“供场长，要不然我先背上点药，先进去，先告诉场里……”

漆黑如墨的长堤，仿佛一直通向茫无边际的天尽头，一个人徒步闯过去，得有什么样的胆量呢？你的勇敢使我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并且引起了自己的惭愧。

“我也去！”

我举起一只手，明知所有人都会吃惊，却故意说得平静。也许在刹那间仅仅是出于一种“意识流”的盲目性，使我生出了许多关于人类生存竞争问题的重大的联想。在那个“时刻准备打”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要估量一下自己的精神和体魄，能否适应艰苦的战争，在严寒的野外风餐露宿；在夏天的酷暑长途跋涉；或者在枪林弹雨中一往无前；甚至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脸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年我正是朝着这个标准，向往着强者的道路。继子，这恰恰是我最初见到你时最不满足的一点。

你过分斯文、臃肿，说话咬文嚼字，走路四平八稳；你的彬彬有礼像是刚刚受过蹩脚的训练，穿着虽然讲究，可我却偏偏不喜欢那个养尊处优的神气。

你身上到底缺什么？是男人的野性，还是青春的热情？

可介绍人把你领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将近二十九岁的老姑娘了，这年龄连我自己都心虚是否还有资格挑剔别人。“他能对你好，就行了，可千万别再挑了。”父亲倒是非常实际，“你呀，就是让那些玫瑰色的幻想给耽误了。”

木错，按目前的“行市”，你和小样的身价确有天壤之别。小洋栩父母虽然是指态行轨颠技创建者和初期在格须寻人，但早匕去世，他实际上是靠着微薄的抚恤金长大的孤寒子弟，后来又端上了你最最看不起的饭碗——警察。而你呢，中医院里堂堂的按摩师，尽管这个行当初初听来会让人联想到理发馆里给人捏肩的剃头师傅和那些瞒珊的瞎眼老太太，可我已经懂得你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医生，正式的骨科医生！”你不止一次愤愤地向我强调：“我不光会按摩，还得懂解剖学、经络学，得会看x光片，看心电图，我有处方权！他们那种按摩算什么，不过是让人舒服舒服，保健性的，扒拉脑袋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外，象他们这种按摩的其实就是妓女……”非我族类，越说越难听了。

当然，在国外，医生是高尚的职业。

要是真到了国外，你一定如鱼得水了。你能玩，会享受，喜欢一切热闹，不管是有趣的还是无聊的还是肉麻的热闹。我呢，恰恰在这方面没法与你合拍。我这些年越来越喜欢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寄托的天地，我的气质忧郁也崇拜忧郁，似乎只有在忧郁中，感情才能充分发泄，而在这一点上你又恰恰满足不了我。

新婚燕尔，我尽管并无玩兴，但仍然打足精神随你到杭州去度蜜月。结婚毕竟不是儿戏，哪怕仅仅是承担一种义务，我也该为我们的百年建设一个好基础。

逛“灵隐寺”，你每殿必进，慷慨地打发着那些站在门口收“买路钱”的和尚们；登“藏山阁”，你兴致勃勃地在一个个迂回迷离的山洞里钻来钻去，刻意选择各种刁钻古怪的角度留影存念；你能在“楼外楼”前的码头上排上两个小时的长队，为的是租一只脚踏游艇绕半圈西湖。哦，比起地灵人杰的西湖，那勾留了多少骚人墨客的洋洋十景；那令人神往和凭吊的人物传说，使村野的清河相形见细了。清河虽美，却绝没有那种亭台楼村、柳绿桃红的雍容气派，也从没有什么人肯对她折腰膜拜。但她也是一个母亲，统率着众多的子孙支脉，滋养着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每一条支流都那么胸有成竹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扭力，都好比那条透澈见底的“孩儿河”，小祥只领我去过一次，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她仿佛是清河朴拙气质的一个缩影，那河水多清多凉，活泼温存而又无事无挂地流动着；一还有河边那个结满扫光的小钟·林，安静得甚至带了点仙气，象一派鸿蒙朱开的原始天地，一个出世未久的单纯的“孩儿”……我永远都记着那个闭塞的村野小景带给我的欢愉。

那天下雨，不能出户，就在临靠西湖的那个旅馆的舞厅里，你迷上了迪斯科。

你至少换了十个舞伴，跳得那么认真、疯狂。我一点也不忌妒，大家天南地北、素不相识。我甚至庆幸你能不知疲倦地跳下去，好让我独自呆在阳台上，凭栏远眺，看西湖在雨雾空檬中多么辽阔、神秘。望不及尽头的茫茫平湖，辨不清轮廓的深深孤山，似乎模糊了西湖的形貌，只给人一片山和水的抽象感受，正是这种浑浑沌沌的感受，使我又悠悠地，回到了清河。

果然是大年初一，这趟火车就象是给我一个人开的，空荡荡的车厢在铁轨的交错处显得格外摇晃。也许我真的发了疯，居然跑到火车上来过春节了。

在清河，只有这趟逢站必停的慢车。早上七点半钟从永定门启程，出丰台，过天津，然后在视野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上行进两个多小时，进入河北省宁河县境内。

下午一点多钟，过了又宽又在的潮白河以＆透过车窗远眺；能看见地平线上冒出一片密密一的枯槐，这就是说，火车已经踏上清河的地头了。

我的心也忽地提了起来。

小样，算起来你今年应该是二十九岁了。二十九岁，如果你那英俊的脸上再长出一层黑花花的硬胡子，准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了。你知道我此刻正在一步步走近你吗？我甚至已经站在你的家乡的门口了。

你爱你的家乡，对这片淳朴的水土一往情深，光是那地平线上透道的树林，你就不知对我夸耀过多少次。树，是这个大型劳改场取之自然的“界墙”。你曾引我登高远望，那层层叠叠望不到边的荫盖使你骄傲，为清河赚得了鱼米之乡的美誉。

然而此时此地，正笼罩在苍茫的严寒中。火车在茶淀站仅仅喘息了一分钟，就行色匆匆地开走了。一个穿绿色铁路服的老头儿应付差事地从屋里跑出来晃了晃那面肮脏的小旗，匆匆忙忙从我手里收去了这趟车唯一的一张到站票，便又缩回到那肯定十分暖和的小屋里去了。从远处传来的零星错落的鞭炮声，为这里异乎寻常的冷清做了有力的注释：今儿是春节！我突然觉得整个儿身。动都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孤独之中。我既不知道身后，北京的家里——丈夫、公婆，还有我自己的双亲，对我的出走会怎样反应，也不知道前方，前方的一切还是不是旧日的模样。但愿不会有人认出我……大年初一跑来看小样，我算他什么人？大年初一离家而去，搅得人人不安，也许这明明的，就是疯了！

农场接这趟火车的班车并未因过节而取消，来的是辆崭新的北京牌大轿车。我记得地震那年的班车还是辆烧柴油的“大鼻子”，开起来摇晃得吓人。小祥曾断言，那车比他父亲的年纪都大，八成是慈模太后时代的产物。

这也算一个信息：这儿，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公路也变得新了，宽了，已看木见地震留在它身上的斑斑伤痕；路边的树木好象也粗壮了许多，虽是枯寒时节，却还能依稀唤起当年浓绿成行的夏天的印象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条路。

那条艰难泥泞的长堤。

那天的夜黑得出奇，小祥居然有胆量要一个人背上药箱穿过那片漫长的泥泞，尽管他的这个要求立刻被洪场长断然否决，但无疑使当时每个人退缩犹豫的内心，得到一种力量和无畏的感染。

“谁也不能后退！”洪场长威严得近于专制，“现在咱们就算是进入灾区了，灾区就是战场，谁也不准停步！”他不容大家答话，便冲几个司机叫道：“把车给我发动起来！”虽然局机关的司机们那些年都养了一身大爷脾气，但受环境气氛使然，也不由自主地紧张和认真起来，只有一个年轻些的慢吞吞地刚要说什么，就被洪场长大吼一声打断：“服从命令！”声气阵势，把他吓得一愣，老老实实钻进驾驶楼去了。

这是战场，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咀嚼着这句话，对从来在平淡的都市生活圈子里打转的人来说，是那么新鲜，令人兴奋，又惊心动魄！

人多胆壮，靠两条腿一齐走进去，其实也不难，可要把装载着药品的几辆卡车也架过去，却横竖木是件简单事了，我们连推带垫，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不知多少次差点连人带车滑到堤下的沼泽里去，直到天亮，直到明晃晃的太阳高悬在头上，才走出了这条被三十里烂泥封锁的长堤。

卡车沉重地喘着气，疲惫不堪地顺着公路往农场的深处开去。大家横七竖八挤着歪在车厢里，谁也不说话，生怕说话会耗去最后一点残余的体力。

只有你，小祥，扒着车厢的槽帮紧张地向前方张望，当你终于看到第一片残毁的村落在远处灰蒙蒙的树林后面露出身来的时候，竟象孩子般地惊叫起来：

“看！五分场！”

大家挣扎着爬起来，那片残垣断壁越来越近了，已经看得见其间的人迹出没。

五分场位于全场的最西线，在本来已是穷乡僻壤的清河，又是最偏僻的角落。村边的空地上，胡乱排着尸体和伤员，整个地村子几乎没剩下一间完整的屋子。人们望着几辆沾满烂泥的卡车自远而近，象见到了天外来客一样激动得发呆。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几十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外界（包括清河其它地方）的人员和消息来过这里，人们所经验的那种被遗弃被忘记的强烈恐慌是不难想见的。正在废墟上挖人挖东西的男女老少，全都停下手中的工具，愣愣地看着我们从车上下来，只有一个人用胆怯得发抖的声音，向走在前面的洪场长叫了一声：

“老洪…”

“同志们，不要慌！”洪场长大步往前走，亮开嗓门：“北京派工作队来啦，来救大家啦！”

这一喊，人们才想起扔下手上的东西，轰一声向我们拥过来。不少人喊着：

“毛主席万岁！”但多数人只顾得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不放，象抓住了从天而降的救星似的，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一排房子还都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但正面的墙壁全部不见了，墙砖整齐规则地铺满了房前十余米远近的空地。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墙砖是多么可怕地在一刹那间齐齐的飞迸出去的。有些房里的家具一件不剩地被甩了出来，只有里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年画之类还保持原样，而另一些房子里，全部摆设竟安然未动，从敞开的一面看去，活象一个个家庭陈设的逼真的蜡像模型。

在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还压着个女人，我们光能听见她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下连哭带喘的呻吟，人却一点看不见。因为怕悬搁的预制板掉下去砸了她，所以不能用锹和镐这类工具硬挖，只能靠手慢慢地往外掏土，一点一点试着挪动那块水泥塘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曲曲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泱背。他们都不如小样干得好，小样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样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样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没穿衣服。”

“混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嚎，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呆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样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样。”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样。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出衰地夸作说你真不做一体本来比掰们还要影一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

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

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木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平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工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象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拥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逢，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源檬陵眈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椰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杆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呼呼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做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

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

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唯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洋换了钱就注姥姥关电。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扎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样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当然，hawawg、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光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叶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呛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

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茶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样，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