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爱德梅服丧期满后回到圣赛韦尔，我们的婚礼早已确定在这时举行。当我们离开这个使我们俩都深恶痛绝、苦不堪言的省份时，我们以为绝不会感到有回来的必要；然而，童年的回忆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是那么有力，即使置身在景色迷人、不可能勾起任何伤心事的地方，我们也很快怀念起我们凄凉、荒僻的瓦雷纳，为花园里那些老栎树叹息。我们怀着发自内心、甚至带有敬意的喜悦心情回来。爱德梅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园子采集美丽的花，跪着献在她父亲的坟上。我们吻着这块神圣的土地，发誓要不懈地努力，像他一样地光大门楣。他经常把这种抱负发展成弱点，但这是一种高贵的弱点，一种神圣的虚荣心。

我们的婚礼在村子的小教堂内举行，喜庆限于家庭规模；除了阿瑟、神甫、马尔卡斯、帕希昂斯，没有任何外人参加我们简朴的喜宴。我们干吗要不相干的人来目睹我们的幸福呢？他们或许会以为，通过他们的大驾光临掩饰我们的家声之玷是给我们莫大的面子呢。我们在自己人中间已够幸福而快活的了。我们心中的情谊已达到饱和状态。我们的自尊心太强，不愿向任何人乞求友情；我们彼此已心满意足，没有更多的需求。帕希昂斯回到他的小屋中去了，他始终拒绝对自己朴素的隐居生活作任何改变，每周有几天继续尽他“大法官”和“财务官”的职责。马尔卡斯留在我身边直到故世，这发生在接近法国革命的末期；我但愿通过无私的友谊和亲密的交往，已尽我最大可能报答了他的思情。

阿瑟为我们牺牲了他的一年光阴，下不了决心放弃对他祖国的爱，放弃以他的知识和劳动的成果报效祖国、对祖国的进步作出贡献的愿望。他返回费城；我鳏居之后，曾去那儿看望过他。

我不给你们描绘我跟高尚而善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如何幸福美满；这样的岁月是难以形容的。失去它们之后，如果不竭力避免多想，就会叫人痛不欲生。她给我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还活在世上，全都安居乐业。我相信他们最终会抹去祖先身后留下的可悲的名声。我遵从爱德梅临终的嘱咐，为他们而活着。请允许我不给你们进一步讲述丧事。这一损失对我来说仅仅过去十年，如今我仍和当初一样感到痛心。我不寻求自慰，而是要力争使自己配得上她，在度过了考验期之后，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跟我生活中神圣的伴侣会合。她是我终生惟一所爱的女子；从来没有别的女子吸引过我的目光，感受过我的搂抱。我生性如此；我爱什么，就永恒地爱，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始终不渝。

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没有摧毁我们的生命；革命唤起的激情也没有扰乱我们和谐的家庭生活。我们心甘情愿地将一大部分财产捐献给共和国，认为这是正当的牺牲。神甫被流血斗争吓怕了，当时代的需要超出他灵魂的力量时，他就偶尔放弃宗教信仰。他是家庭中的吉伦特党人1。1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大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1792年8月执政后，反对革命深人发展，1793年6月巴黎人民起义时垮台。

爱德梅同样十分敏感，却具有更大的勇气。她作为女人，又富有同情心，为所有党派的灾难深感痛苦。她为她时代的不幸而伤心；但她从未低估伟大而圣洁的狂热。她始终忠于她的绝对平等的学说。在山岳派1的行动使神甫生气和灰心的时期，她慷慨地牺牲了自己的爱国热忱，体贴地从不在他面前提起某些会使他发抖的名字；她敬仰这些名字，信服的程度是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见过的。1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其著名领袖是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

至于我，可以说正是爱德梅教育了我。在我整个人生过程中，我完全信赖她的明智和公正。当我热情冲动，想扮演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角色时，她阻止我，提醒说我的名字会妨碍我对某个阶级的影响；他们不信任我，以为我想依靠他们恢复我的贵族地位。当敌人兵临法国城下时，她送我去以志愿兵身份服役；当共和国倾覆，军人生涯成为满足野心的手段时，她把我叫回来，说道：

“今后别再离开我。”

帕希昂斯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一致推举为他区里的法官。他的廉正，他在城堡和茅屋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他的坚定和智慧，在瓦雷纳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忆。

战争期间，我有机会救了德?拉马尔什先生的性命，帮他逃亡国外。

以上，我想，莫普拉老人说，就是在我一生中爱德梅起了作用的全部事件，剩下的不值一提了。如果这个故事里有什么教益，那就好好利用吧，年轻人。你们要盼望有个坦率的劝告者，严厉的净友。别爱奉承你们的人，而要爱纠正你们缺点的人。别太相信颅相学；我有高度隆起的头盖骨所显示的杀人天性，就像爱德梅以幽默、伤感的语气经常说的，我们家的人“生来好杀”。别信奉宿命论，或者至少别劝任何人听天由命。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寓意。

这样说着，年老的贝尔纳请我们吃了一顿爽口的晚餐，又继续跟我们谈了一个晚上而没有表现出思想混乱或倦意。我们求他对他所谓的他的故事的寓意再稍加发挥，于是他进一步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其观点的明晰和通情达理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他说，我给你们谈到颅相学，用意不在于批评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在补充系统的生理学观察范围内有好的方面；生理学观察旨在增进对人的了解。我运用“颅相学”这个术语，因为现今我们相信的惟一宿命，就是我们都由自己的天性所创造。我不认为，颅相学比任何这类思想体系更倾向于命里注定的观点。拉瓦特1在他那个时代也曾被指控为宣扬宿命论，其实他是《福音书》历来培养的最信奉基督教的人。1拉瓦特（1741—1801），瑞士作家、思想家、神学家，曾著书介绍相面术。

孩子们，别相信任何绝对、必然的宿命；然而你们得承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的天性、官能、摇篮时代的印象、童年时期最早的环境——一句话，受到主宰我们的灵魂发展的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如果你们愿意对罪犯宽容，就是说像上帝那样公正，因为在上帝的判决中有许多仁慈，否则他的公正就会是不完备的，那么你们还得承认，我们在善与恶之间选择时并不总是绝对自由的。

上面我所说的也许不太正统，但我向你们保证，这是真实的，是合乎基督教义的。人之初，性本不恶；人之初，性本也不善，这正与我亲爱的爱德梅的老师若望一雅克?卢梭所主张的相反。人生下来就有或多或少的七情六欲，就有或多或少的精力去满足这些情欲，就有或多或少的才能在社会内或好或坏地利用这些情欲。教育既能够也应当对一切找到补救的办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是，要找到适合每个人的个别教育。普及的一般性教育看来是必要的，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教育应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呢？我深信，如果我十岁时得以上学，我可能早就变得文明了；然而会不会有人像爱德梅所做的那样，善于纠正我强烈的欲念，教我克制它们呢？我对此怀疑。每个人都需要有人爱，好有点存在的价值；但爱的方式应当因人而异：这个人需要不倦的宽容，那个人需要持久的严厉。在解决适合每个人的普及教育问题之前，你们先致力于互相纠正缺点吧。

你们问我为什么？我的答复是简短的：只要你们彼此真诚相爱——风俗正是这样对法律产生影响的，你们就能最终取消最恐怖、最无情的刑法，取消以牙还牙的惩罚法，废除死刑，这种刑法不是别的，只是宿命原则的认可，因为它假定罪犯不可救药，上帝毫不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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