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座。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象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

“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象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象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骆驼刺’呢］为什么要象挨了霜打的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象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其实，按世俗的观点来解释，她的身分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卑贱，因为她当过地地道道的囚徒。但她在车厢里所受到的礼遇，在“男儿国”中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车厢里已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了，我们还是把范汉儒坐着的那两排椅子腾空。让给陶莹莹和“六点钟”，以便于她为他检查身体和说一些他们之间该倾吐的那些语言。

嘈杂混乱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就好象这是一节行李车，虽然塞得满满的，但都是一些没生命的货物。我挤在过道那边的伙伴中间，虽然很想看看这幕悲剧生活中的喜剧，但理智在告诉我，应该多给他俩一点自由空间。我和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头转向车窗。

窗外飘着白雪……

遮天盖地飘飘悠悠……

虽说我的两眼望着粉雕玉琢的银色世界，可是耳朵似乎丢在了那“半球”：

“我还以为你留在……”声音很轻，好象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真想不到……”

“我刚留场就业半个月，看起来好象是命运使我们……”

“那边有黄河……黄河。”

“三十九度三！”

“那边有‘重耳走国’的遗址。”

“给你打针吧！”

“那边的平阳府是尧的故乡。”

“疼吗？”

“唐朝大诗人王维、元缜、白居易，还有柳宗元都祖籍山西。”

“再吃两片药吧！”

“那儿还出土‘乌金、墨玉’。”

“水！有开水吗？”

我猛然惊醒，忙从火车的小桌下拿出暖责来，递过去。我递过暧壶后，马上退回到这“半球”来。

喝水声，一口接着一口……

火车的鸣笛声……

列车的奔驰声……

列车钻进了长长的隧洞。

白雪突然消失。

车厢一片幽暗……

那“半球”没有低语声了。

隧洞是这么长啊！真长！“大概此刻还有人嫌短吧！”我想，“对！火车应该在这里突然拉闸，停车，或者是‘红卫兵’勒令火车在这停上两天一夜。”

“霍”地一下，世界又明亮了，亮得扎眼。

低语声重新开始：

“你喜欢古老的黄河吗？”

“嗯！”

“我爸爸在黄河套背过纤绳！”

“真！”

“黄河大合唱，开头怎么唱来着？”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我们能看见黄河吗？”

“能。有棉被吗？”

我再次过到那“半球”，麻利地打开范汉儒的行囊。糟了：一股浓重的鸡粪气味，扑鼻而来。我忙把他的行李重新捆好。在我动手解自己行囊的时候，陶莹莹说了声：“不必了”，便把自己的短呢大衣盖在蜷卧在车座上的范汉儒身上。我怕他冷，又把自己的破皮袄盖在了陶莹莹的短呢大衣之上。

“他有点烧糊涂了。”她说。

“也许是兴奋的。”

“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要多叫他喝水。”陶莹莹用手摊摊她棉衣上的褶纹，开始收拾听诊器、针头，“他身体挺结实，出两身汗烧就能退下去。你们注意，不要叫他吹风，再受凉容易转成肺炎！”

“陶医生！你再坐一会儿。观察一会范汉儒的病情再走嘛！咱们都是在历史火车头拐弯的时候被抛出来的‘同类’，有着共同的话题。”我挽留她。我想和她谈谈。

她站了起来：“不了！我还要到别的车厢看看。”

“那你把呢大衣带走，车里没暖气。”我动手掀开我那件破皮袄，想把她那件衣服拽出来。

她制止我说：“他刚睡着，别动了。我还要过来的。”

见她执意要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陶医生！我们被发配到山西哪儿？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摇摇头。

“你呐？是不是不能和我们在一块？”

她的目光黯淡了：“真不知道哪块黄土是我的坟地！我们女就业队上卡车的时候，田队长倒是透露给我＞点风声。说山西有二十多个劳改点，有砖厂，有矿山，当然更多的是农场，连她也不知道我们女队在哪儿落脚。说实在的，当时我不太关心去山西哪儿，只关心你们‘右派’队是不是来山西。因为……田队长倒是把这个底告诉我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在这趟火车上。”

一提在哪儿搭窝，伙伴们都围拢了上来，把陶莹莹当成了“消息灵通”人士，乱哄哄的提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当跟车医生，没听见‘总指挥’漏出过一点口风？”

“你总比我们知道得多一点呀！比如是去雁北？还是晋中？晋南？”

“相信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

车厢里的一双双眼睛，都渴望着陶莹莹的回答。

陶莹莹的脸色绯红。显然，在她的境遇中，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信任；她窘得半低着头，激动地说：“我……我很感谢大家。别看我肩膀上背着个药箱，好象比你们要强一点似的；不，因为我在大学是学医的，劳改队是用我一技之长。其实，我比大家犯的错误要严重，和大家身分不能相比；如果命运能把我们支配到一个劳改单位去，大家就会慢慢地知道。”她似乎怕我们再提出什么问题，深情地凝视了昏睡的范汉儒一眼，就背起药箱走向车门。

我们似乎比刚才更熟悉了，招呼她：

“再见！再见！”

她激动异常，还没步出我们这节车厢，眼角就涌出泪花。

门响了一下。

她——去了。

我坐在范汉儒的身旁，默默地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并为“六点钟”的未来而由衷地高兴。她的确很漂亮，面孔甜而不俗，五官雅而不娇。如果用古典中的词汇来比喻，她一举一动，不属于“小家碧玉”的形象，而应纳入“大家闺秀”的范畴。唯一使我感到有点费解的，倒是她显得太压抑了，就象一个身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行者，弯腰驼背地走着她漫长的驿路。但就是这样一个莹莹，在稻田地里居然敢冒“催命三郎”之大不韪，主动顶起降临在范汉儒头上的“雷”，干出使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