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在北京代表团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12人（队长除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看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惟一的收获，是过了一回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在那个“文化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心也就悬得越高。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忍耐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到队长的座位上去询问队长。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却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xx化工厂的。我们12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问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40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x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合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x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

“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已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装有二硫化碳（生产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2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正急于要解小便。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因此，没有穿防护衣就向高炉走去。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匆走到2号炉旁的时候，突然“膨”地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了。“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与我开玩笑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了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气得面色赤红，但出于当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你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说完了他的心里话，朝“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我的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已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边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天：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会为你难受的。”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恶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的谈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么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实，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位张师傅——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们送行时，我有意回避开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撤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3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就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一个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能体察。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你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怦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10天内一定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