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们来看我，便主动地去到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探望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我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刚刚过去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故事：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当车快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

“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要格杀勿论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儿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去；然后他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地朝黄河岸边开去——在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峰上飞来飞去；它们或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在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对母亲般的黄河叩谢养育之恩后，道出了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的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