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菲姆脱下靴子，伸出脚来让我看。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可要仔细一端详，在脚掌上可以看出几道疤。

叶菲姆伤心地说：“快长好了。这也没办法，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嘛。”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你说这个么？”叶菲姆说：“尊敬的同志，这是我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受的伤。革命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现在哪个人不想沾点革命的光：这个说我参加过革命，那个也说我为革命流过血，作出了牺牲。你瞧，我可有真凭实据。这是没法瞎说的……尊敬的同志，虽说我过去不是工人，论成分，是喀琅施塔得城里的市民，可是我运气好，那时候倒真为革命作出了牺牲呢。尊敬的同志，我让革命的汽车给压伤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神气活现地瞟了我一眼。他一边缠裹脚布，一边说：“是啊，我是让一辆卡车给压伤的，这跟一个过路人或者一个什么无名小卒撞了车可不是一码事，也不是因为什么粗心大意或者眼神儿不好。我是在革命最热火朝天的时候，赶上了这档子事的。您认识过去那个奥列欣伯爵吗？”

“不认识。”

“是这么回事。过去我在这个伯爵家里当差，给他家擦地板。怎么说呢，反正一礼拜得去擦两次，当然一次还要上蜡。那些伯爵老爷可喜欢地板打蜡啦。要我说呀，全是胡闹、瞎花钱。当然，打蜡地板挺光溜的。伯爵老爷们阔得很，要什么就有什么。

“有一回可出了事了：比方说，礼拜一我给他们擦了地板，到礼拜六就革命了。擦地板是礼拜一，革命是礼拜六。在礼拜二那天，也就是革命前四天，他们家的门房跑来叫我：‘快去吧，叫你哪！伯爵老爷家遭偷了，丢了东西，怀疑是你干的。快去吧！要不你的脑袋就得搬家！’

“我披上外套，嘴里胡乱塞了点吃的，就往老爷家跑。

“到了老爷家，撞开门就进了屋。

“一瞧，太太正大发脾气，站在地毯上直跺脚。

“她看见我，哭着问：‘哎，叶菲姆，是你偷了我那块女表，九十六开金，四周镶着钻石的。’

“‘太太，您说什么呀！我一个男的，拿您的女表有啥用？这不是笑话吗。对不起，请您原谅我说话没礼貌。’

“她大声哭着说：‘不，就是你偷的，准是你。’

“突然伯爵亲自出马了，他对在场的人说：‘我有的是钱，丢块表我根本不在乎，可事情不能这么就算完了。我不愿抽你的嘴巴弄脏自己的手，我要叫法院给我追回损失。你给我滚吧。’

“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回到家，我一头倒下，心里甭提有多难受啦。因为我真的没拿他们家的表呀！

“躺了一天，又一天，茶不思饭不想，老在琢磨那块镶着钻石的表能丢到哪儿去呢。

“到了第五天，突然脑子里蹦出了件事儿：老天爷啊，那块表是我顺手扔到小粉盒里去了。我从地毯上拣起来，还当是个项链，就把它放到粉盒里了。

“我披上外套，没顾上吃东酉，就跑上了街。伯爵老爷住在军官大街。

“我在街上跑着，不知怎么心里有点犯疑惑：路上的人怎么都古里古怪地侧着身子走，象怕挨上枪子儿炮弹似的，这是怎么啦？

“我问过路的人，回答说：‘昨儿个发生十月革命啦！’

“我加快步子，使劲地直奔军官大街。

“到了老爷家门口，看见有一大群人，旁边还停着一辆汽车。我心里一动：可别让汽车压着啊。可汽车没动……好啦，没事儿。我凑上前去打听：‘这儿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逮捕贵族分子，要把他们押上汽车。我们要消灭这个阶级。’

“突然我看见那边押着人过来了，正是我家的老爷，我挤开大伙儿，喊道：‘您那块表在粉盒里呢！那块该死的表在那个小粉盒里！’

“伯爵老爷真不是个东西，他理都不理我，就上了汽车。

“我朝汽车奔过去，该死的汽车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呜呜地响了。车轮子正好撞着我，把我甩到了一边。

“我想：‘得，算为革命牺牲了。’”

说到这儿，叶菲姆又脱下靴子，懊恼地打量着脚掌上的伤疤。接着又穿好靴子说：“尊敬的同志，你看见了吧。我为革命吃过苦头，可以说是作出了牺牲。我倒不是说，这就了不起，可我也不能任人家欺侮。房管会主任丈量我的房间面积时，把我屋子里五屉柜下面的那块地方也算进去了。他还欺侮人，说什么你这五屉柜下面该算半米左右吧。这半米不是让柜子占着吗，凭什么算进去？这柜子还是老爷家的呢。”

（1923）8

顾亚铃白春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