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把他送到西北区那条街道的四千零四号。早晨九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那个男人赞许地看看树皮斑驳的梧桐，每株树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带小阳台的整齐的房屋，旁边一家药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门面装饰。对面行人道是一家医院的长围墙；远处一些暖房的玻璃闪闪反射着阳光。那人心想，这些东西（仿佛在梦中见到似的杂乱无章、毫无道理地凑在一起）以后日于一长，假如上帝允许，倒是不变的、必要的、亲切的。药房的橱窗里摆着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劳尔。犹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曾挤掉了本地白人。还是这样好；那个男人宁愿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车夫帮他搬下大衣箱；一个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终于开了门。车夫从座位上退给他一枚钱币，自从在梅洛旅馆的那晚以来一直揣在他口袋里的一枚乌拉圭铜币。那人给了车夫四毛钱，当即想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付了一枚别国的钱币，并且让人注意到我很重视这个差错。”

由那个女人带路，他穿过门厅和第一个天井。替他保留的房间幸好是对着第二个天井。屋里有一张铁床，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像是葡萄藤和葡萄叶的形状；还有一个松木大衣柜，一张床头桌，一个落地书柜，两把不配套的椅子，一个有脸盆、水罐、肥皂盒、一个深色玻璃杯的洗脸架。墙上有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个十字架；墙纸是胭脂红色的，图案是许多重复的开屏的大孔雀。唯一的一扇门朝着天井。挪动椅子位置之后才搁得下大衣箱。房客表示满意；当那女人问他怎么称呼时，他回答说姓维拉里。他之所以说这个姓，并不是当做秘密的挑战，也不是为了减轻事实上他并不感觉的屈辱，而是因为这个姓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可能想到别的姓。认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是里胡编的，他当然没有这种想法。

维拉里先生最初足不出户；几星期后，等天黑了才出去一会儿。一晚，他进了离住处三个街区远的一家电影院。他总是坐最后一排；总是不等终场，提前一些站起来离开影院。他看了下层社会的悲惨故事；毫无疑问，这种故事包括失误，包括他以前的生活的形象；维拉里没有注意这些，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艺术和现实会有巧合的可能。他顺从地努力让自己喜欢故事情节；他希望抢在展示情节的意图之前。和爱看的人不同，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

他从没有信件，甚至没有寄给他的广告宣传品，但他带着模糊的希望看报纸的某一栏消息。傍晚时，他把一把椅子搬到门口，认真地喝马黛茶，眼睛盯着隔壁房子墙上的爬藤植物。独处的岁月使他知道，在记忆中每天的日子大多是一模一样的，但没有哪一天，即使在监狱或者医院里，不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以前在幽居的情况下，他情不自禁地要计算日子和小时，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因为这次幽居是没有期限的——除非一天早晨报上登出阿列杭德罗·维拉里死去的消息。也有可能维拉里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过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梦。那种可能性使他忐忑不安，因为他弄不明白它带来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呢还是大祸临头；他对自己说那种可能性太荒唐，便把它排除了。在遥远的过去（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爱，曾向往过许多东西；那种强烈的愿望招来了男人们的憎恨和一个女人的爱情，现在却不想某些特殊的东西了：只希望能持续，不要结束。马黛茶味，烈性烟味，天井地上越来越长的影子。

这幢房子里有一条老狼狗。维拉里同它交上了朋友。他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记忆所及的小时说的一些乡村方言同狗说话。维拉里试图只顾眼前，不回忆过去，也不考虑将来；对他说来过去的回忆比展望将来更没有意义。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有时候，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那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

有一夜，他嘴里一阵剧痛，使他惊恐哆嗦。那个可怕的奇迹几分钟后重演一次，快天亮时又来了一次。第二天，维拉里雇了一辆马车，去十一区的一家牙科诊所。大夫替他拔掉了那颗大牙。在那紧要关头，他不比别人胆小，也不比别人镇定。

另一夜，他从电影院回家，觉得有人推撞。他心头火起，但又感到隐秘的宽慰，转过脸去看那个冒犯他的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方一惊，结结巴巴地道歉。那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黑头发，身边有个德国型的女人；维拉里那晚再三思索，确定自己不认识那两个人。但是他在家里蹲了四五天才敢上街。

书柜里有一部安德里奥利评注的《神曲》。出于些许好奇和强烈的责任感，维拉里开始那部煌煌巨著；他晚饭前看了一歌，然后严格按照顺序细读了注释。他认为地狱里的苦难不是不可能或过分的，他没有想到但丁已把他打进最后一层地狱，在那里乌果利诺不停地用牙齿啮咬着卢其埃里的脖子。

大红墙纸上的孔雀似乎会引起纠缠不清的梦魇，但是维拉里先生从没有梦见由密密匝匝的活鸟组成的怪异的凉亭。天亮时，他总是做一个背景相同、但细节各异的梦。维拉里和另外两个人握着手枪闯进他的房间，或者在他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袭击他，或者三个人都成了那个推操他的陌生人，或者阴沉地在天井里等他，见了面却好像又不认识他。梦快结束时，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手枪（他确实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手枪），朝那些人发射。枪响把他吵醒，但那始终只是一个梦，在另一个梦中那些人重新袭击他，在第三个梦中他不得不再次把他们打死。

7月里一个朦胧的早晨，陌生人的在场（不是他们开门的声响）惊醒了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他们显得很高大，面目在幽暗中却模糊得出奇（在恶梦中一直比现在清晰得多），他们虎视眈眈，一动不动，耐心等待，仿佛手中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视线，阿列杭德罗·维拉里和一个陌生人终于找到了他。他做个手势，让他们稍候，然后朝墙壁翻过身，仿佛想重新入睡。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杀他的人怜悯，还是因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没完没了地想像它、等候它轻松一些，或者——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大——设想那些杀手只是梦中的景象，正如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多次见过的那样？

他正这样恍恍惚惚时，枪声抹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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