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顺着与走廊平行的方向走去，进入母亲的内室。空空如也。然后走进她的书房，汉娜生产雷伯以后到米娜出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取得了成功。如今，也是空荡荡的。

从这里穿过通两边的洗澡间，是他父亲的房间。那里陈设着全套家具，但雷伯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家具。那张床对他父亲也不合适，因为它太高了，一个残疾者没有别人帮助是不可能上这张床的。

雷伯接连打开两座壁橱的门。里边挂着的都是军服，其中好几件都缀有差不多的星形标志的勋章、奖章。显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和内衣叠放在搁板上。雷伯还看到各种式样的鞋，有几双是系带的平跟鞋。两只衣架上挂着的无疑是几件使服。雷伯伸手摸了摸这些便服……

……然而，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最后的一扇门上，这扇门通向藏书室。

他转动门把，但没有马上把门推开。从雷伯走进这幢房子到现在，他的面部表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儿激动。他的瞳孔放大，嘴唇张开，仿佛突然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把一边太阳穴，接着把面颊靠在门框上，闭上双眼。他的五官出于绝望而变了样。他能听见父亲坐的轮椅的橡皮轮子在滚动，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滑润，只有一点点嘶嘶作响。如果此刻真有这声音，恐怕也不会更加真切。一九三一年春天，雷伯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患了偏瘫疾，从此不能走路，当时雷伯还不满三岁。现在，雷伯仿佛听见他父亲正在打电话或当面跟他的副手埃立希·施泰尔说话。也可能在跟他的四个助手或三个秘书中的某人说话。雷伯能听到小电梯的玎玲声，这架电梯是他父亲从底层的律师事务所到藏书室和他的套房上下使用的……

……雷伯还仿佛听到他父亲在对施泰尔说：“埃立希，我对这次利沃夫之行很担心，显然你为他们设法并到了许可证……”

雷伯睁开眼睛，推门走了进去。藏书室里一张擦得很亮的栎木长桌还在，藏书室是雷伯非常熟悉的，地上铺着一张旧地毡，还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镶板上端用石榴红绸子覆盖起来的墙壁，还保留着过去挂在那里的一些画框的轮廓痕迹。从围有栎木栏杆的阳台上够得到的一些书架巳被拆毁。这里原有藏书一万五千到两万册，现在连一本也没剩下。这些书是约翰·克立姆罗德四十多年间以及他四五辈先人收藏积累起来的，祖先中有一位克立姆罗德曾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园皇帝约瑟夫二世朝中做过高官。他们家原先还收集了不少套色木刻的圣母像——一个个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身穿锦缎。这些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珍品，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曙色透过关上的百叶窗缝隙，开始滤入被劫掠一空、因而回声很响的藏书室。雷伯向电梯走去，那神情就象是走向最后的一线希望……

他昼寝夜行，饿了就从农家偷一点东西吃，靠两条腿走完了从毛特豪森到奥地利首都的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才得以在这天——六月十九日——黎明到达维也纳。最后的三十五公里他是一口气走完的。

许多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问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发疯似地赶到维也纳去——其实，他要返回维也纳，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肯定会帮助他的。雷伯用他那种心不在焉的口吻回答：“我要找到我父亲，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他。”

当初电梯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掩盖起来，特地把一块原先是在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区礼拜堂神龛里的嵌板固定在一块普通的柃木嵌板上，再装在电梯铁栅上。这块神龛嵌板是十五世纪的古物，那些洗劫这幢房子的人也没有放过它。现在嵌板不见了，只留下柃木的那一块。

雷伯推开这块嵌板。电梯的金属轿箱很窄，大小仅仅容得下一辆轮椅。轮椅在里边，是空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可以肯定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站在空轮椅前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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