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

施战军

在这近十余年里，中国文学长大成人的影像相当清晰。遥想那个叛逆的”个人化”时期，那些标志性作家就像撒娇任性的青少年一样，唯我独尊又牢骚满腹，姿态、语式和装扮都在一个自以为本真的狭隘世界中奔闯招摇，但是在集体代言叙事仍旧强大的语境下，他们以个性表达逆反的热诚和创造的渴望，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到钦敬。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中，写作的成长经验和转换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必将带来对自我的文学命义的质疑和蜕变。除此，对世界经典文学资源尤其是作家情怀与作品品质的关系的领悟，让我们看到这几年在充分”个我”之后，”他者”已经成为中国作家中的优异者所倾心关注的对象，经由阅历的成熟，他们意欲直面”我们”的人性生存状况，以呈现的方式给庞杂繁复的日常生活理出某种头绪，进而看清自身所处的时代裂变的真切性。于是，”一个人”和”他们”达成对话的心心交流的文学时代正在开启，一个有所承担、在充分包容中尊重、体恤甚至化入”他者”的文学路向即将豁然开朗。

在这种路向由影影绰绰至初现端倪再到拓宽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再也找不出比林白更具代表性的作家了。1990年代初、中期，她的《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和”个人化写作”的范例被强调到了几近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如今我们重读作品，却发现它的视阈远不像当时危言耸听的评论尤其是一些”女性文学”专家所讲的那样自闭，在今天，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自闭的小世界的发难；上个世纪末，《玻璃虫》的问世，林白对”成长”的经验性想象达到了她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那是一种类似”成人仪式”般的纪念品，但”自我中心”、”个性至上”的倾向依然强悍，作家主体始终鲜明在场，必然会使作品成为”观念”或者”姿态”抑或”立场”的演绎和注解。这一两年，”它者”取向即将成为一种通识的时候，林白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万物花开》，在我看来，一方面这部作品的涉性成分过多，在一定程度上乡野的景观被缩略了，写作的惯性和超越性大概是平分秋色的；另一方面可以见到林白对庞杂繁茂的现实进行把握的巨大可能性，情怀已经打开，叙事世界大开大阖，过去那种表现主义气质的现代女性叙事的痕迹，随着情怀的廓大，已经被关注和写照”他者”的激情所覆盖。而且，《万物花开》的地面上，作家根本不可能恢复别人曾取巧获得的代言人角色，而一定是选择做一名呈现者，在这本书的后面附录部分，她似乎在告诉我们：呈现的极致就是实录。

就这样，在一种路向刚刚从这一端显露了方位的时候，林白已经走到了那一端。中间的虚线和实线也许她接下来会完成，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由别人填满脚印。《妇女闲聊录》因为特别的文体和语体，它将是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又因为它极大的人生容量和极浓的乡俗文化气息以及时代变迁标本价值，更因为潜隐在”他者”对面的主体的不露声色，我也敢注定它会留在未来的文学史书页间。

给我们呈现的是”完全的他者”。作家没有一句插话，她只是一位倾听和记录者，而且几乎是照录，讲述的原始模样得到了完整的留存，不照顾词汇、语法、修辞以及逻辑的通用性。读来看似粗糙，实则用意精深。一个进城打工的女人两个年份的滔滔不绝直至构成一部长篇，远比《说吧，房间》时代的个性述说更有难度。如果说，以前的基本上是林白在说，那么现在就是”他者”在说，而林白在听。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让那些在时世中艰难求生的人们成为话语权利的最大拥有者，从而我们的作家林白获取了一个辽阔的世界。

让”他者”介入，给”他者”以文学形象的首席位置，向来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妇女闲聊录》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对典型塑造的刻意追求，这部作品诉诸这个时代的人性的生存情境，这里是最为普通的所谓下层人群的声区。

里的叙述者是一位操湖北（一个叫做王榨的地方）方言的女性，她的名字叫木珍，2001年她36岁时候和2004年她39岁的时候，同样是在北京东四十条说话，她的方言没有多大的改观。方言的度如何掌握，有时候决定着作家对乡土的态度。这一直是现代文学的老问题了，从上个世纪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经由二十年代末期的王鲁彦、蹇先艾等人的新变，再到三十四十年代沈从文、师陀、废名等京派的成熟，解决了地域意义上对乡土中国人性生存的理想营构模式，前辈们在对方言的过滤中解决了乡土叙事的”雅”文学问题，但是在对”风俗习惯”的描摹的背后，知识分子的主体情愿中，对乡土人之”美”的依恋，胜过了对乡土之”痛”的体验和呈示。林白的这部长篇启示我们：方言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似乎决定了作家对乡土的趣味、风物、习俗的态度，这一切在今天，它们不能不通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文课题写作中对方言的使用便是文学对民瘼的呈现。木珍一直在说，她在说事，不够连贯，她不会写景抒情和心理分析。这一点就是《妇女闲聊录》区别于以往乡土的地方。她在京城里的讲述，使得她自己的视线带有回看的特色。她有”卧听萧萧竹”的优雅，她毫无价值判断的对日子的回述，在有心听竹的读者那里，不啻便是”民间疾苦声”。

离开故土进城”打工”，给乡村带来的原有伦理秩序的撕裂和人文价值的倾颓，在求生的木珍们口中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文化危机不仅属于乡村，它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失衡性的展现。木珍所说的回家过年，都在一个”钱”字上热闹，那些赌博、离婚、二奶、失学、生育、假货等等等等，其实是一种锐利的”说穿”漫长的转型期给中国带来的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的衰败，在这些巨变的社会性问题之下，是人心的惶惑不安，是手足的不知所措，它造成的是越来越多随波逐流的人潮和不得不放弃操守的心智。老巴尔扎克的时代来了，《妇女闲聊录》生逢其时。

如此令人紧张的问题，在得到过真正的写作锤炼的作家手里，叙事却是放松的。林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放松。就像木珍从遥远的湖北来到北京一样，仿佛只是一个路程而已。木珍们的声息有时候就跟《世说新语》或者《曝背余谈》一样有趣，比如”第十九段这人是撑死的”里面，那个三类苗他爸，牛跳沟的时候把缠有牛绳的指头弄掉了，”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哎呀，原来是自己的手指头，一开始不疼……我们问他：疼吗？他说疼么西，一点也不疼。后来晚上疼得哭天喊娘的”。更多的时候，木珍是一副农妇无所顾忌的乡语村言，生命力倔强顽强地释放在她自顾自的放松状态中，这是生活和精神无所依凭的人最后的靠山。所以林白的不插话，我们既可以从叙述的革新探索层面予以诠释，也可以理解她为对我们所习惯视而不见的辽阔世界的敬畏。

《妇女闲聊录》的出现，让我们不能不回头捡视多年来的写作习惯，作家们用作品说话，在作品中自己的话似乎过多了，文学世界变得狭小无趣，更变得失却痛痒，他者的声息渐次隐退之时，”我”的喋喋不休就成了聒噪。林白来了个大翻盘，让他者的动静直接撞击我们的耳鼓，也许又会带来新的不适应。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先锋性的实验总会带来回溯与中衡，凡大作品一是会提供新的可能性，再就是对以往经验进行了出色的集大成的展示。《妇女闲聊录》具有这两方面的品质。在长篇语体上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尝试，她超越了1980年代”口述实录”文体的单面性，它的繁杂程度和现实勇气令我们肃然起敬；在众多虚伪的”底层关怀”作品打着”真实性”的幌子大量堆积的文坛，它对”真切度”的充分尊重，更让我们感到现时代心灵生活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以往的平白无力也愈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