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承志访谈自由的行旅（1）

自由的行旅——作家张承志访谈

2005年1月，著名作家张承志推出了他的最新散文集《鲜花的废墟》。下面是张承志接受访谈的记录。

问：从《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以下简称《鲜花》）一书的写作到出版已有两年多时间了，你似乎一直沉浸在对于“安达卢斯”的回忆之中，是不是因为对这本书花费了较多的心血而有所偏爱？

答：我第一次去西班牙是在1999年，2003年又去了一次。范围大概是地中海周围地区，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法国等国家。每次都是三个月的签证，自己找旅馆，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边走边看，就这样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在写作过程中，又会回忆起当时的种种细节；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又能自己参与，合作得很愉快。可以说，在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六十多部著作中，《鲜花》是我最为盼望也是最为满意的一本书。

问：《鲜花》一书中描述的旅行路线主要是在西班牙及摩洛哥，但你似乎更喜欢“安达卢斯”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

答：如果不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把我其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拿出来当了书名，我可能更喜欢直接用“安达卢斯纪行”这个名字。朋友给我发邮件，经常会在最后问我一句：“你那本《安达卢斯》写得怎么样了？”跟熟悉的了聊起天来，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我就会跟他们侃一侃“安达卢斯”。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称作安达卢斯（alandalus）。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且凋零的地方。所以，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惟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

问：在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你的足迹曾遍及欧美、日本、蒙古诸国，但是论及异国文化的魅力，你却最为钟情于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梦想中的天涯海角。能比较一下文化方面的异同吗？

答：若回首国外的脚印，也许首推当属日本。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不仅粗知语言，也对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艰险之际，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其次可以数到蒙古，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不用说，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最后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谓的一类国家。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而且一再企求深入，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

惟西班牙是个特例。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考古访今。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的几个月，虽然整日在外奔波身体很疲累，但在精神上很兴奋，经常会被西班牙人的热情所感染，随时有新的发现与感动。我想我之所以钟情西班牙，主要是一种气质上的相合吧。

问：与年轻时相比，你现在选择去国外旅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答：我觉得有三大文明覆盖之地，最能吸引我。现在我似乎已惯成了一种毛病——何止单调的北美，哪怕是花都巴黎，或者是巴塞罗那，只要没有几层文化的重叠，哪儿都不能使我满足。我现在给自己喜爱的欧洲，立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

一座名城，必须要同时拥有罗马、阿拉伯、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只有那样的地方，才值得为它奔波。除非你是饱暖思旅游的富人，只要你是为了突破狭窄知识的牢笼，数载积蓄付诸一掷，你就应该追求——求知的震撼和愉悦。

若不是非强求三项，而是兼有东西方文明即可——那同时拥有罗马和阿拉伯、抑或是有着摩尔和天主教文明遗存的城市就太多了。

问：你在《近处的卡尔曼》中提到了傅雷译文的“粗糙”，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对傅译的印象有较大的不同。

答：我在文章中提到：傅雷在翻译时不知为什么删去了《卡尔曼》中那一段重要的语言学例句。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拉伯语词的时候（比如译阿卜杜·拉赫曼为阿勃拉·埃尔·拉芒）。与其说这是一个失误，不如说这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

问：这两次西班牙之行，除了认识上的收获，我觉得你似乎特别强调求知的热情。你几次提到小学生的心态，能不能展开来谈一谈？

答：我感觉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有的人也许不太理解，但我一直能体会这种乐趣。比如说我去西班牙之前，还特意学了一些西班牙语，这样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贴近，也更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如果不仅战胜了生活，还带来了乐趣，人就非常愉快。

作家张承志访谈自由的行旅（2）

问：除了写作以外，你还画了不少油画，有不少摄影作品，有的还被用作了封面（像英文版《黑骏马》、法文版《北方的河》、作家社的《一册山河》等），《鲜花的废墟》中也用了不少你画的人物及场景的速写。这些年你似乎还写了不少书法作品，许多人把你的墨宝恭敬地挂在墙上。这些都是你的业余爱好吗？

答：画画有时候是为了休息脑子，同时也可以给房间做装饰。油画的题材主要是草原插队时的生活以及在西北的一些场景。写对联送给农民朋友主要是表达一点心意，每次下乡麻烦人家总归有点过意不去。有时候把画送给人以后我自己也就忘了。有一次一个朋友去一个日本友人家拜访，进到屋内，发现他家玄关处的墙上挂着我的一幅油画，他拍了照片送给了我，现在我把它存在电脑里当屏保了。这件事令我深受感动。

问：你的作品中，“人民”的概念似乎一直贯穿始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提的？

答：我从写作初始就立志为“人民”写作，在插队时发表第一篇作品——蒙文诗时就以“人民之子”为笔名。后来我有意识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现在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笔，站在世界被压迫的、没有话语权和需要援助的人一边，行动和写作。

问：你在马德里时参加大规模的反战游行，是不是也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答：那次游行太令人难忘了，我也是好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爆发的，是自越南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成为人民抗议里程碑的一次反战游行。我牢牢记着我亲眼看到的马德里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显示了西班牙式的热情，他们的形象已经矗立，再也不会从我的记忆中磨灭了。

问：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你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

答：我总在想，人能不能把沉湎地理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那种地理不是随处可遇的，它必须具备震撼的视野、极大的美感，还得怀着一段秘史。它能把流俗世风隔在外面，而把人引诱得不能自已、在它的腹地蹒跚。它给人求知的满足，给人归宿的感觉。最后人几乎和它结合了，在岁月逝去之后，只想让眸子迎着视野，葬在这个地方。如果让我来选的话，西班牙的阿尔普哈拉斯？摩洛哥的茶畹？新疆伊犁的夏台？可能只能挑出这些恼人的地方。

问：对于你经常提及的内蒙、新疆、西海固这三块大陆，你有什么偏爱？

答：过于单纯的文化会造成片面的狭隘的见解。一个作家与社会的接触，如果是复数的文明与复数的文化区，两种不同的东西会纠正你某些可能的偏见。多种文明的滋养，对一个知识分子很重要，因为中国是多文明的。

我经历了对内蒙古草原这一文明的始终如一的密切注意，而且是最具体最细节最底层的注意。那种获得宝藏般的感觉，是别人不能理解的。西北吸引我的主要是它的文明，那是一种异样的、绚丽多彩的文明。我在大西北的经历，与某些人的猎奇和所谓探险，与不尊重或无视甚至蹂躏当地居民心情的所谓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盼望突破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了——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丰富的文化相貌。

问：你的作品的读者似乎较为固定？

答：我和读者的关系有些特殊。比如在新疆，有个打工的穆斯林小伙子，天天在书摊看我的书，冬天非常冷，连书摊老板都缩在那里，他却坚持着看书。去年我去新疆还碰到了一个放羊的老头，他是我作品的研究者。那天他从山上专门赶来见我，问的问题非常细致。那时，我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北京的牛街有个老者，原来是烧锅炉的，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一直读我的书，并且向人热情地推荐。每次我的书一出版，他都会到出版社买一些书，然后推荐给朋友看，虽然我经常提醒他不要用自己有限的钱去买书，但他却乐此不疲。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

问：你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一般都是怎么安排的？

答：我有一些根据地，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他们都给我专门留有屋子。我有不少农民朋友，他们读我的书，与我交流。他们有事也会跟我商量。比如说做生意的贷款啦，儿女的嫁娶啦，有些事我可能帮不了忙，但可以帮他们出出主意。

问：你觉得你的旅行方式与别的人有什么不同？

答：我的旅行不是通常意义的那种旅游，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长旅，这样的旅行对一个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不能缺少一方。而与当地民众的感情交流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西班牙就是如此。我们乘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完全以当地老百姓的方式旅行，也没觉得什么害怕，这样交流起来更容易一些，充满了艰险和乐趣。

问：下一步你会去哪儿旅行？

答：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一趟拉美。顺便把我学的西班牙语再实践一下。

（钟振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