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王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王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王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王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王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王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张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王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王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平萍，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平萍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平萍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平萍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平萍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平萍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平萍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平萍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王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王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李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王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王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王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王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王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王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

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我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自己的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像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与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俄国小伙，交替出现在她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俄国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王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象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

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象一些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王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王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王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王村长家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都下的下地了，上的上学了。

休息了一会，吃了饭，王村长就来把几个人的住处安排一下。李师傅、陈校长和那个叫孙健康的男生住在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来一下，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自己带头，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我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

三个女生面面相腼，都不愿意一个人“掉单”住在村长家，跟他女儿挤一床。静秋看看问题不好解决，主动说：“那你们两个住一起吧，我住村长家。”另两个欢天喜地答应了。

那天就没什么活动安排了，大家自己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晚上再上王村长家吃饭，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大多数时间会用来采访村民，编写教材，但也会安排跟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点农活。

王村长带其他人到他们的住处去了，家里就只剩下静秋跟大妈两个人。大妈把静秋带到她二闺女的房间，让她把行李放在那屋里。那个房间，象静秋去过的那些农村住房一样，黑乎乎的，只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没安玻璃，只用玻璃纸糊着。

大妈开了灯，灯光也很暗，勉强看得见屋子里的摆设。静秋看见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收得干干净净的。一张床还比较大，比单人床大，比双人床小，睡两个人虽然挤点，也还凑合。

床上铺着刚浆洗过的床单，硬硬的，摸上去象纸张不象布料。被子折成一个三角形，白色的被里在两角翻出来，包裹着红花的被面，静秋琢磨了半天，都没琢磨出这究竟是怎么折出来的，不免有点心慌，决定今天用自己的被子，以免明天折不回原样了。按那时的要求，学生下乡住在贫下中农家，就得象当年的八路军一样，用了老乡家的东西，得回归到原封原样了才算数。

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玻璃板，专门用来放照片的那种，这在当时算得上奢侈用品了。玻璃板下面有深绿色的布底，照片放在上面，再用玻璃板压住。静秋忍不住凑过去看了起来。

大妈想必也是经常接待来访者的，很健谈，也很和蔼可亲。她一张张指着那些照片，告诉静秋那些人都是谁。静秋从照片上看到了大妈的大儿子王端森，很高大，想像不出是王村长和大妈的儿子，可能是家庭中的变异。大儿子在严家河邮局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大儿媳叫多敏，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长得眉清目秀，个子瘦高，跟大儿子很相配。

大女儿叫王端芬，也长得眉清目秀，中学毕业了，在村里劳动。二女儿叫王端芳，长相跟她姐完全不一样，嘴有点突出，眼睛也比姐姐的小。王端芳还在严家河中学读书，一星期才回来一两次。

正谈着，村长的二儿子回来了，说爹叫他回来挑水的，好早点做饭，听说今天从城里来了客人，晚上要叫城里来的客人上家里来吃饭的。

静秋走出去跟村长的这位二公子打招呼，发现他长得一点不像他哥哥，倒是很像村长，个子矮矮的，五官也象是没长开一样。静秋有点吃惊，怎么一家两兄弟之间、两姐妹之间会相差这么远呢？好像父母生第一个儿子和女儿的时候，都竭尽全力造出最好的品种，到了第二个，就懈怠了，完全随造物主乱捏一个了事。

大妈说话，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一两个称呼，就让你觉得已经亲如一家了。大妈指着二儿子，对静秋说：“这是你二哥，叫王端林。”

静秋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只说：“你要去挑水呀？我帮你挑吧。”

端林似乎很害羞，小声说：“你挑得动水？”

“我怎么挑不动？我也经常下乡学农的”

大妈说：“你要帮忙？那我到后院去砍两棵菜，你拿到河里去洗。”说着，就提起一个竹篮上后院去了。

只剩下静秋跟端林两个人在那里，端林似乎更手足无措了，一转身，跑到屋后拿水桶去了。过了一会，大妈提着两棵菜回来了，交给静秋，让她跟端林一起到河边去。

端林也不看静秋，招呼一声：“走吧！”就率先往河边走去。静秋提了菜篮，跟在后面。两人沿着窄窄的小路往河边走。走了一半，碰见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都拿端林打趣：“端林，你爹跟你说下媳妇了？”“耶，还是城里的呢。”“端林鸟枪换炮了。”

端林急得放下水桶就去追那些人，静秋在后面喊道：“走吧，别管他们了。”端林返回来，挑起水桶，飞一般地向河边跑。静秋很纳闷，这些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开这种玩笑？

到了河边，端林坚决不让静秋洗菜，说水冷，看把你的手冻裂了。静秋抢不过他，只好站在河边看他洗菜。端林洗完菜，又把两只桶都装上水，静秋抢着要挑水：“你刚才不让我洗菜，那现在水该我挑了。”

端林不肯，挑起水桶就箭步如飞地往回走了。

回到家，端林又出去了，静秋想帮大妈做饭，但插不上手。刚好端林的小侄子明明醒了，大妈就吩咐说：“明明，你带静姑姑去叫三爹回来吃饭。”

静秋这才知道王家还有一个儿子，她问明明：“你知道三爹在哪里呀？”

“知道，在贪贪队。”

“贪贪队？”

大妈解释说：“是在勘探队，小孩子说不清楚。”

明明拉着静秋的手：“走呀，走呀，到贪贪队去呀，三爹有糖吃”

静秋跟着往外走，刚走了一小段，明明就不肯走了，伸开两手要人抱：“腿腿晕了，走不动了。”

静秋忍不住笑起来，一把抱起明明。别看人儿不大，还挺沉的呢，静秋走了大半天路，现在再抱明明，觉得特别沉。但明明不肯走路，只好抱一段，歇一阵，不停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忘记路了？”

走了好一阵，还没到，静秋正要再歇息一会，突然听到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手风琴声，她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会有人拉手风琴，不由得站在那里，聆听起来。

的确是手风琴声，拉的是《骑兵进行曲》，这是一首节奏很快的手风琴曲，静秋也练过，不过练得还不到家，右手比较熟练，但左手不行。她发现这个拉琴的人不仅右手很熟，左手和弦也很熟，拉到激昂之处，真的有如万马奔腾，风起云涌。

琴声是从一排工棚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那些房子不象村民们住的房子，单家独户，而是一长条好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想必是“贪贪队”的房子了。

静秋问明明：“你三爹是不是住在那里面？”

“嗯。”明明见已经到了，英雄起来了，腿也不晕了，就想挣脱静秋，自己跑过去。

静秋牵着明明，向那排房子走去。现在她能清楚地听见手风琴声了，琴声已经变成了《山楂树》，有几个男声加入进来，用中文唱着这首歌，似乎都是手里忙着别的事，嘴里漫不经心地唱着。但就是这样的漫不精心，时断时续，低声哼唱，使得那歌声特别动听。

静秋听得入迷了，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世界。暮色四起，炊烟袅袅，空气中飘荡着山村特有的那种清新气味，耳边是手风琴声和男生们的低声合唱，这个陌生的山村，突然变得亲切起来，有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人气息，似乎各种感官都浸润在一种只能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气氛中。

明明挣脱静秋的手，向那排房子跑去，进了第三个门，而手风琴声也随之停了下来。她猜那个拉琴的人，很可能就是明明的三爹，也就是王村长的三儿子。

她有点好奇，到底这位三儿子是会更象大儿子端森呢，还是更象二儿子端林？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希望他象长森，因为这样优美的琴声，好像没道理是从端林那样的男人手下倾泻出来的。她知道这样想对端林很不公平，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这样想。

静秋象等着玩魔术的人揭宝一样，等待明明的三爹从那房子里出来，她想如果他不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就是那几个唱歌的当中的一个。她没想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居然有这么一群会唱《山楂树》的人，也许这里的村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苏联歌曲，所以这些勘探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唱。

过了一会，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明明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明明，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象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象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不象宣传画上那样，象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他的眉毛浓虽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育生是达式常演的，那时的达式常，还很年轻，瘦瘦的，轮廓分明，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长相很符合那个角色。

如果静秋是导演，如果要她来给明明的三爹分配一个角色，她就要分派他演那个林育生，因为他的长相不革命，不武装，很小资产阶级。

但她心里那双眼睛却在尽情欣赏他的这些不革命的地方，只不过还没有形成鲜明的观点，只是一些潜藏在意识里的暗流。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悸动了一阵，人变得无比慌乱，突然很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起来。

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她哥哥穿过的旧棉衣，象中山装，但不是中山装，上面只有一个衣袋，被称作“学生装”。“学生装”的小站领很矮，而静秋脖子很长，她觉得自己现在看上去一定象个长颈鹿，难看死了。

静秋的父亲很早就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家里三兄妹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小学老师的工资维持，一直都很困难，所以静秋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好在那是个不讲究穿着的年代，虽然穿男孩衣服仍然被人笑话，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穿着这样上心，好像生怕留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一样，她简直不记得自己还在谁的面前这样关心过自己的长相和穿着，也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曾经这样局促不安。

她班上的男生好像都很怕她一样，小学初中还有人欺负她，到了高中，他们一个个都象很怕她似的，连正眼望她一下都不敢，一说话就脸红，所以她也从来没关心过他们对她的穿着长相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一群小毛孩。

但眼前这个人，却能使她紧张到心痛的地步。她觉得他穿得很好，他洁白的衬衣领从没扣扣子的蓝色大衣里露出来，那样洁白，那样挺括，一定是用那种静秋买不起的“涤良”布料做的。衬衣外面米灰色的毛背心看上去是手织的，连很会织毛衣的静秋也觉得那花色很好看很难织。他还穿着一双皮鞋，静秋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觉得这一贫一富，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

他在对她微笑，看着她，却仿佛是在问明明：“这是你静姑姑？”然后他才跟她打个招呼，“今天刚来的？”

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k县的话，也不是k市的话。静秋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讲普通话。她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经常被选去联欢会上报节目、运动会上播送稿件的，但她平时不好意思讲普通话，因为k市除了外地人，其他的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

静秋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因为跟她这个外来人才讲的吧。她“嗯。”了一声，算是答过了。

他问：“作家同志是从县城过来的还是从严家河过来的？”他的普通话很好听。

“我不是作家，”静秋不好意思地说，“你别乱叫。我们从县城过来的。”

“那肯定累坏了，因为从县城过来只能走路，连手扶拖拉机都没办法开的。”他说着，向她伸过手来，“吃糖。”

静秋看见他手中是两粒花纸包着的糖，好像不是k市市面上买得到的。她羞涩地摇摇头：“我不吃，谢谢了，给小孩子吃吧”

“你不是小孩子？”他看着她，象看个小孩子一样。

“我你没听见明明叫我‘姑姑’？”

他笑了起来，静秋很喜欢看他笑。

有些人笑起来，只是动员了脸部的肌肉而已，他们的嘴在笑，但他们的眼睛没笑，眼神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但他笑的时候，鼻子两边现出两道笑纹，眼睛也会微微眯缝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嘲讽的，而是全心全意的笑。

“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吃糖的，”他说着，又把糖递过来，“拿着吧，别不好意思。”

静秋只好接过糖，自我安慰说：“我替明明拿着。”明明抢上来要静秋抱，静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就笼络住了明明的心，她有点受宠若惊，抱起明明，对他说：“大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我们走吧。”

他伸出手，让明明到他那里去：“明明，还是让三爹抱吧，姑姑今天走了好多路，肯定累了”

明明没反对，他走上来从静秋手里把明明抱过去了，示意静秋走前面。静秋不肯，怕他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路姿势不好看，或者她衣服有什么不对头，就固执地说：“你走前面，我不知道路。”

他没再坚持，抱着明明走在前面，静秋走在他后面，看见他象受过训练的军人，两条长腿笔直地向前迈动。她觉得他既不像他大哥，又不像他二哥，他好像来自另一个家庭一样。

她问:“刚才是你在拉手风琴？”

“嗯，你听见了？是不是听出很多破绽？”

静秋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感觉就是从他的背影，她都能感觉到他在微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哪里听得出破绽？我又不会拉琴。”

“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他站住，微微转过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你带琴来了没有？”他见她摇头，就提议说，“那我们转回我那里，你拉两曲我听听？”

静秋吓得乱摆手：“不行，不行，我拉得太糟糕了，你拉得太好了，我不敢拉。”

“那改日吧”说完,继续往前走

静秋不置可否，好奇地问：“怎么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山楂树》？”

“这歌挺有名，五十年代很流行，很多人都会唱。你也会唱？”

静秋想了想，没说自己会唱还是不会唱。她的思绪一下子从山楂树这首歌，跳到今天路上看见的那棵山楂树去了：“歌里边说山楂树是开白花的，但是今天村长说山上那棵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嗯，有的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那树真的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树下的土地，花才变成红色的吗？”她问完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她感觉他在笑，就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我只是想弄清楚，才好写在教材里，我不想撒谎。”

“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那你相信那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吗？”

“我不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不过这里人都这样说，就当一个美丽的传说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人都在撒谎？”

他笑了笑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静秋觉得他有时说话很“文学”，用她班上一个错别字大王的话说，就是有点“文妥妥”(文绉绉)的。她问：“你看见过那棵山楂树开花吗？”

“嗯，每年五、六月份就会开花。”

“可惜我们四月底就要走了，那就看不见了。”

“走了也可以回来玩的。”他许诺说，“今年等那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回来看。”

“你怎么告诉我？”

他又笑了一下：“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

她觉得他只是随口许个诺，因为那时电话还很不普遍，k市八中整个学校才一个电话，打长途电话要到很远的电信局去。估计西村坪这样的地方，可能连电话都没有。

他似乎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里没电话，不过我可以写信告诉你。”

静秋吓坏了，她们一家住在妈妈学校的宿舍里，如果他写信到学校，肯定被她妈妈先拿到了，那还不把她妈妈吓死？从小到大，她妈妈都在嘱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从来没告诉过她怎样才算失足了，所以在她看来，只要是跟一个男生有来往了，就是失足了。她紧张地说：“不要写信，不要写信，让我妈妈看见，还以为”

他回过头，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了不写，我不会写的。山楂花不是昙花，不会开一下就谢掉，会开好些天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随便抽个星期天来一趟就能看见了。”

到了村长家，他放下明明，跟她一起走进屋子，家里人大多都回来了。端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大姐端芬，然后就很热情地为静秋介绍每一个人，“这是二哥”，“这是大嫂”，静秋便跟着她一样叫“二哥”，“大嫂”，叫得每个人都很开心。

端芬最后指着“三爹”说：“这是三哥，快叫。”

静秋乖乖地叫声“三哥”，结果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静秋不知道说错了什么，红着脸站在那里。“三哥”解释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在这里住过，他们随便叫的，你不用叫。我叫孙建新，你叫我名字好了，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吧。”

从第二天开始，“k市八中教改小组”就忙起来了，每天都要采访一些村民，听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农业学大寨的故事，讲怎么样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故事。有时还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

一天的采访完毕后，小组的人就在一起讨论一下，该写些什么，每部分由谁来写，然后大家就分头去写，过几天把写的东西拿到组里汇报，大家提些意见，作些修改。

每个星期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劳动一天。社员们星期天是不休息的，所以静秋他们也不休息，小组的成员轮换着回k市，向学校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顺便也休息两天。

每个星期三和周末，王家的二闺女端芳就从严家河中学回来了，她跟静秋年龄相仿，又睡一个床，一下就成了好朋友。端芳教静秋怎么把被子折成三角形，静秋帮端芳写作文，晚上两个人要聊到很晚才睡觉，多半都是聊老二和老三。

西村坪的风俗，家里的儿子，小名就是他们的排行，大儿子就叫“老大”，二儿子就叫“老二”。但对女儿就不这样叫了，只在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个“丫头”。排行也没把她们算在内，因为女儿都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去了婆家那个村，“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就不再是家里人了。

端芳对静秋说：“我妈说你来了之后，老二变得好勤快了，一天几趟跑回来看要不要挑水，因为你们城里的女孩讲卫生，用水多。他怕你不习惯用冷水，每天烧好多瓶开水，好让你有喝的有洗的。我妈好高兴，看样子是想让你作我二嫂呢。”

静秋听了，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怕这番恩情，日后没法报答。

端芳又说，老三也对你很好呢，听我妈说，你一来，他就拿来一个大灯泡给你换上，说你住的这屋灯光太暗了，在那样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会把你眼睛搞坏的。他还给我妈一些钱，叫她用来付电费。

静秋听了，心里很高兴，嘴里却说：“他那是怕把你的眼睛搞坏了，这不是你的屋吗？”

“我在这屋住这么久了，以前怎么没给我换个大灯泡？”

后来静秋碰见老三，就要把电费还给他，但他不肯要，两个人让来让去，搞得象打架一样，静秋只好算了。她准备走的时候，象八路军们一样，在老乡的桌子上留一点钱，写个条子，说是还他的。

这些年来，静秋都是活在“出身不好”这个重压之下，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这种生活，有点象是偷来的，是因为大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出身，等他们知道了，肯定就不会拿正眼看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