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天七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只新棒球。他用两只手轮流捏着棒球，感到双臂充满了力量。他想象自己是crackerjack棒球收藏卡上的一个英雄，或许是伟大的投球手沃尔特·约翰逊。

“看这儿，扔过来，”他哥哥乔说。

他们正在游艺场里跑着，他们经过了一个游戏亭，如果你能击倒三个绿瓶子的话，你就可以赢一个椰子外加吸管。

“快扔呀，爱迪，”乔说道。“别自己霸着。”

爱迪停下脚步，想象自己在一个体育场里。他将球扔了出去。他哥哥双肘一夹，赶紧弯下腰去。

“太重啦！”乔叫道。

“是我的球！”爱迪尖叫着。“你该死，乔。”

爱迪望着棒球咚咚响地滚下海滨走道，从一个柱子上弹回来，落在杂耍团帐篷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他跑去找球。乔跟随其后。他们趴到地上。

“你看到了吗？”爱迪说。

“没——有。”

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帐篷的一角掀开了。爱迪和乔抬起头来。一个奇胖无比的女人和一个浑身长满红毛的赤膊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怪异表演团里的怪人。

两个孩子怔住了。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孩子在这后面干什么呢？”红毛人咧嘴笑着说。“找麻烦？”

乔嘴唇一抖，哭了起来。他跳起来，跑走了，两只胳膊还拼命地上下摆动着。爱迪也站起身来，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球，在一个锯木架子旁边。他眼睛盯着红毛人，慢慢地朝他的球挪动过去。

“是我的球，”他嘟哝一句。他拾起球，跑去找他哥哥了。

“你听着，先生，”爱迪粗声粗气地说，“我可没杀你，听到了吗？我甚至不认识你。”

蓝皮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笑了笑，好像要让他的客人轻松起来。爱迪依然站着，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

“让我先来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吧，”蓝皮人说道。“我洗礼时被命名为约瑟夫·克韦奇克，是波兰一个小村庄里一个裁缝的儿子。我们1894年来到美国。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母亲抱着我，把我举到船舷栏杆外面。母亲抱着我在新世界的微风里晃荡，便成为我最初的童年记忆。

“像大部分移民一样，我们没有钱。我们睡在我叔叔的厨房里的一张床垫上。我的父亲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缝大衣纽扣，赚血汗钱。当我十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辍学，开始跟他一起干活儿。”

爱迪望着蓝皮人的麻子脸，薄嘴唇和松松垮垮的胸脯。他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他心想。

“我天生是一个胆怯的孩子，车间里的吵闹使一切雪上加霜。我的年龄还太小，不该跟那些整天满口粗话、叫苦连天的人们待在一块。”

“每次工头走过来，我的父亲都会告诉我，‘低下头。别让他注意到你。’但是，有一次，我绊了一跤，碰落一袋纽扣，撒了一地。工头大骂我没用，一个没用的孩子，必须离开。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形，我父亲像街上的乞丐一样苦苦哀求，工头用手背抹着鼻涕，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感到心中一阵绞痛。然后，我觉得腿上湿漉漉的。我低头看去。工头指着我尿湿的裤子，大笑起来，其他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打那以后，我父亲拒绝跟我讲话。他觉得我给他带来了耻辱，在他的世界里，我想，我是给他带来了耻辱。但是，做父亲的，是可以毁掉自己的儿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那以后，我被毁了。我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是一个胆怯的年轻人。最糟糕的是，我晚上还尿床。早晨起来，我偷偷地把尿湿的被单拿到水池里浸上。一天早晨，我抬起头来，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望了一眼脏被单，然后，呆呆地怒视着我，那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好像恨不得扯断亲情，跟我一刀两断。”

蓝皮人沉默起来。他的皮肤好像在蓝色液体里浸过，一小层一小层的肥肉耷拉在皮带上。爱迪忍不住盯着看。

“我过去并非一直是这副怪样子，爱德华，”他说道。“但是，那时候，医药相当落后。我去见一位药剂师，想找些药控制我的神经。他给了我一瓶硝酸银，告诉我用水调开，每天晚上服用。硝酸银，后来人们认定那是毒药。但是，当时我别无选择，所以当它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只能认为我吃得不够。于是，我加大剂量。我喝两大口，有时三大口，还不搀水。

“不久，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的皮肤变成了灰色。

“我感到羞耻，焦虑不安。我吞下更多的硝酸银，直到我的皮肤从灰色变成了蓝色，这是那毒药的副作用。”

蓝皮人顿了一下。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工厂把我解雇了。工头说我把其他工人吓着了。没有工作，我怎么吃饭呢？我到哪里住呢？

“我在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酒吧里很昏暗，我把自己藏在帽子和外套里面。一天晚上，一伙巡回游艺团的人坐在后面。他们抽着雪茄，大声说笑。其中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小个子，一直看着我。终于，他走过来。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已经同意加入他们的巡回游艺团了。我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日子开始了。”

爱迪注意到蓝皮人脸上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过去常常好奇，杂耍团里的那些演员是从哪里来的。他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