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先打读者一个招呼，他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而仍旧能抓着我要讲的故事线索，因为这一章大部分只是记述我和拉里的一次谈话。可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谈话，我也许认为不值得写这部书。

二

那年秋天，在艾略特逝世后两个月，我去英国，中途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

伊莎贝儿和格雷，作了那次艰苦的意大利旅行之后，又回布列塔尼半岛，可是，现在重又在圣纪尧姆街的公寓里住下来了。伊莎贝儿把艾略特遗嘱的详细内容告诉我。

他留下一笔钱给他造的那座教堂为他的灵魂做弥撒，另外还捐给教堂一笔维持费。

他留给尼斯主教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慈善费用。他留给我他收藏的那批真伪难说的十八世纪淫书，和弗拉戈纳尔[注]的一张美丽的绘画，画的一个山羊神和一个女仙子那背着人干的事。这张画太下流了，没法挂出来，而我又不是那种私下里贪看猥亵图画的人。他留给几个佣人的钱都相当多。他的两个外甥每人各得一万元，其余的财产全归伊莎贝儿。这笔财产究竟值多少，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从她那心满意足的外表看来，该是很大的一笔钱。

好久以来，格雷自从恢复健康之后，就急于想回美国重新工作。尽管伊莎贝儿在巴黎住得相当舒服，格雷定不下心来也影响到她。格雷曾经和自己的那些朋友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是由他拿出相当大的一笔资本。这笔钱他拿不出。可是，艾略特死后，伊莎贝儿却拥有比格雷需要的数目多得多的钱，所以，在取得伊莎贝儿的同意之后，格雷又开始和人家接洽起来；如果情形真如对方所说，他预备离开巴黎，亲自去看看。但是在成行之前，有不少事情要做。他们必须和法国财政局在遗产税问题上取得一项合理的协议。他们要把昂第布的房子和圣纪尧姆街的公寓处理掉。他们得在德鲁奥旅馆筹备一次拍卖，处理掉艾略特的那些家具、藏画和素描。这些都很名贵，看来最好等到春天那些大收藏家可能在巴黎时拍卖最合算。伊莎贝儿认为在巴黎再过一个冬天井不坏；两个孩子现在法文已经讲得和英文一样流利，所以，伊莎贝儿很愿意让她们在法国学校里再呆几个月。三年来，她们全长高了，长长的腿，瘦瘦的身体，成了生动活泼的小姑娘，目前还没有长得象她们母亲那样美，但是，全懂礼貌，而且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就这么多。

三

我和拉里是无意中碰到的。我曾经向伊莎贝儿问到他；她告诉我，从拉保尔回来之后，他们很少见到他过。她和格雷这时自己认识了一些朋友，都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所以常有约会，比我们四个人时常在一起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忙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贝蕾尼丝》。这个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有看见它上演；由于难得演，所以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这不是拉辛最好的戏，因为题材太单薄了，顶不了五幕，但是戏写得很感动人，有几段够得上说是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塔西佗[注]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写的：铁图热烈爱上巴勒斯坦的女王贝青尼丝，甚至如人们所设想的，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为了国家大事在他登基的开始，却违反自己的愿望，也违反贝蕾尼丝的愿望，使她离开罗马。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都反对自己的皇帝和一个外国女王结合。剧本写的是铁图在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心理斗争；在他摇摆不定时，最后是贝蕾尼丝拿准了他爱她，赞成他的出发点，永远离开了他。

恐怕只有一个法国人能够充分欣赏拉辛诗句的文采和音调美，但是，即便是一个外国人，一旦习惯于诗句的那种矫揉造作风格之后，也没法不被他的柔情蜜意和高尚情感打动。很少人能象拉辛那样懂得人的语音里面含有那么多的戏剧成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些流畅的亚历山大体[注]诗句的作用足可以代替情节，而且我发现那些长篇大论，以卓绝的手腕逐渐达到预期的高潮，和电影里任何惊险的镜头一样使人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有一场休息。我出去门厅里抽支烟；门上首竖着乌东[注]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讽刺地微笑。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可能有点着恼，因为我想要独自享受一下那些铿锵诗句在我心中引起的兴奋；我看见是拉里。和平时一样，我见到他总很高兴。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因此，建议看完戏，一同去喝杯酒。拉里说他肚子饿了，因为没有吃晚饭，提议上蒙马特尔去。到时候，我们碰上头，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一种特殊的霉味。这种气味又和一代代的那些女招待员身上的气味掺合在一起；她们从不洗澡，板着一副脸，把你带领到座位上，硬邦邦等你付小帐。这使人走到外面来时深深透一口气；由于晚上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一路走了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傲然炫耀着；天上的星星好象不屑跟它们较量，都把自己的光华隐藏在无完无尽的黑暗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刚才看的戏。拉里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演得自然一点，把诗句读得象说话一样，姿势也不要那样太戏剧化。我觉得他的看法错了。这出戏以辞藻胜，而且使用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台词读起来应当带有做作气。我喜欢碰到韵脚时那样顿一下；而且那些优美的姿势和身段，由一个悠久传统保留到今天的，好象和这种偏重形式的艺术格调很适合。敢说拉辛当年就愿意他的戏照这样子演呢。

过去我对那些演员在重重限制下竭力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总很佩服。艺术能够利用传统格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饭店。时间是夜晚十二点过去不久，馆子里挤满了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儿。

“格雷应该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在这里就象鱼儿失水一样。他非要重新有了工作，是不会快乐的。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他如果赚到很多钱，那都是亏的你。你不但治好他的病，而且治好他的心病。

你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做得很有限。我仅仅指给他看怎样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是怎样学会的？”

“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

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之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象非常之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我而且觉察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头。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希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呆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象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象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象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象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

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媳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恩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尔堡上过一个时候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我喜欢波恩；在那边呆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租了一间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收容了两个房客；两个女儿都已经达到中年，做饭和家事都由她们担当。她们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开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国话，别国话都不想讲；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国话[注]即使讲得不比他的法国话更流利，至少吐音比他的法语准确。他穿得象个牧师；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黑衣教士，这使我有点意想不到。他是经修道院批准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工作的，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外表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并没有两样。身材又高又大，赭黄色头发，碧碧蓝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圆脸。人很怯生拘谨，看上去不大想跟我多搭讪，可是，礼貌相当周到，在餐桌上谈话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在吃饭时见到他；午饭一吃完，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留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谈话，练习德语，他总是回自己的屋子。

“有一天下午，那至少已经在我迁来一个月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一回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敢说单靠我一个人是不会发见的。我相当能够走路，可是，他随时都能击败我。这第一次散步，我们一定足足走了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文，井且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很有谈吐，说他愿意尽量帮助我。这次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在巴黎时，我读过一些哲学，斯宾诺莎啊，柏拉图啊，笛卡尔啊，但是，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没有读过，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正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作了一次短途旅行，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卖啤酒的园子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想来是的，’我说。

“他迅速扫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注]起来；你知道，我学过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的悲剧家之熟悉，我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听他谈很给人启发。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保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经常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家指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理由。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一个顽固的浸礼会教徒；我做小孩时，她时常告诉我地狱里的烈火，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以此来吓唬我。村子里某些人，她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要给他们惩罚，就形容给我听，他们在地狱里将要受的各种苦难，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冬天，我和恩夏姆神父已经混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着恼过。人平和忠厚，比我可能指望的还要胸襟开阔，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谈起话来，往往把我当作好象和他一样有学问。对待我非常耐心，仿佛除掉帮助我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患了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给了我热水袋，坚决要我睡上床。恩夏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来到我的房间。我除掉腰痛得很厉害以外，人还是好好的。你懂得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总要弄个明白；我把手里看的书放下时，他就拿了起来看看书名。那是一本讲梅斯特?艾克哈特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曾经涉猎过相当一部分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并且和他谈到考斯第以及他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的。

他用那双碧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只能形容为爱惜。我感到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同时对我的钟爱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在乎人家认为我有点象傻瓜。

“你在这种书里面想寻些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答，‘至少就会去寻它了’。

“‘你可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想来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人问我这些个人问题，所以首先想到的是告诉他，说这不关他的事。

可是，他的脸色非常和善，使我感到没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想回答相信，也不想回答不相信。也许是我的腰痛要说话，也许是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反正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一下。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知道他讲话的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那个黑衣教士。他已经把我忘却。我不懂得是什么时间因素抑是地点因素使他违反自己的沉默性格，不经我敦促，就把他长期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麻汾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雷德利伯母跟他唠叨个不停，到了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怎么行，只是还对付得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迷。那时候，飞行还处在早期，鲍勃叔叔对飞行和我一样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就说愿意给我想办法。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就完全可以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晓得人家知道他让我飞行全都会骂得他臭要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的。结果是，到了十七岁时，我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全是非常蹩脚的飞机；你每次上天等于拿性命打赌。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透顶的，但是，我们全不懂得，反而认为了不起。我真爱飞行啊。我没法形容飞行时心里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又得意又快乐。在天上，飞得高高的，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伟大而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不再是先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当我飞到云层以上，看见那些云就象大群绵羊似的在我脚下，我的感受就象和无限合为一体了。”

拉里停了一下，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窝里盯着我，可是，我说不出他是否看见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这使我感到惭愧。”

“惭愧？”我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惭愧，因为那个孩子只比我大三四岁，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勇敢，在不久前还是充满生命力，还是那样善良，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肉，那样子就象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没有说什么。我读医科时曾经见过死人，在战争时看见的还要多。使我倒胃口的是他们看上去非常渺小，一点尊严没有。只是些弃置不用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并不是为自己担心；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

如果航空没有什么干头的话，我就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无所事事一下。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没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事情。这好象很无聊。

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我能够活着只是靠运气；我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要有恶。我知道自己很肤浅；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但是，我要学，所以我就胡乱地读起书来。

”当我告诉恩夏姆神父所有这些话时，他就问我：‘那么，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是不是？你找到答案没有呢？’“‘一点没有，’我说。

“他望着我，一脸的慈祥神气，把我都搞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使他这样感动。他在桌上轻轻敲着指头，就象脑子里在盘算一件事情一样。

“‘我们大明大智的老教会’，他当时说，‘曾经发现，如果你假装信教那样行事，你就会真正信教；如果你带着疑虑祈祷，但是出于真心，你的疑虑将会消除。

我们圣餐仪式对精神的力量是为多少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所证明了的；如果你肯使自己接受一下圣餐仪式的美，也许上天会赐给你宁静。我不久就要回修道院。何不跟我们一同去住几个星期呢？你可以和我们的杂役僧人一起在地里做活；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经验不见得不及在煤矿或者在德国农场上做工。’“‘你为什么要建议我这样做呢？，我问。

“‘我从旁观察你已有三个月了’，他说。‘也许我理解你比你理解自己还要多些。你和信仰之间只隔开一层薄纸。’“我对他这话没有说什么。那就象有人扣着我的心弦，并且拨了一下，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终于我跟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他就不再言语。在恩夏姆神父逗留在波恩的余下期间，我们从不再提有关宗教的事，可是，在他离开时，他开了修道院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决定去，只要写个便条给他，他就会替我安排住所。他走后，我比预计的还要想念他。日子过得很快，又是仲夏天气。在波恩过夏天相当不错。我读了歌德、席勒、海涅z读了荷尔德林[注]和里尔克[注]；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时常盘算恩夏姆神父讲的那些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上车站来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乡间很美。恩夏姆神父介绍我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到指定给我的小房间。房内有一张狭窄铁床，墙上挂了一只耶稣殉难的十字架，陈设简陋，只是些生活必需的东西。午饭铃响时，我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有穹顶的大厅。院长带领两个僧侣站在门口，一个僧侣端一盆水，另一个手里拿条毛巾，院长在客人两只手上洒几滴水洗洗，然后用僧侣递给他的毛巾将两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另有两个过路牧师留下吃午饭的；还有一个年长的满腹牢骚的法国人，到这里来归隐的。

“院长和两个助手，一正一副，在餐厅的上首就座，各自坐一张桌子；神父们在沿墙的两边坐，修道士和勤杂人员以及客人们则坐在餐厅正中。做了感恩祷告之后，大家就吃起来。一个见习修士站在餐厅进口处，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一本道书。

吃完饭，大家又做感恩祷告。院长、恩夏姆、客人和招待客人的修士走进一间小点的屋子喝咖啡，谈些杂七杂八的话。然后我就回自己的小房间。

“我呆了三个月，人很快乐。那种生活对我完全适合。图书馆很好，我看了不少的书。神父们没有一个企图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但是，很高兴和我交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那种不随流俗的派头，都深深打动了我。你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一直都不得闲。自己种地，自己打粮食，也高兴我帮助他们做。我喜欢做祈祷的华丽场面，但是，最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清晨四点钟。你坐在教堂里，四周围全是黑夜，觉得特别动心；这时候，修士们都神秘地穿上他们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着头，用他们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平易歌曲。这类日以为常的活动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活动，你仍然感到一种持久的宁静。”

拉里带有憾意地微笑一下。

“我就象罗拉[注]一样，生得太晚了，没有碰上自己的时代。我应当生在中世纪，那时候，信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的话，我就会看清自己的前途，在教会里谋一个职位。现在我没法相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相信不了一个比一般上流人士好不了多少的上帝。神父们告诉我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颂扬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怎么高尚的事儿。贝多芬写他的那些交响乐难道是为了颂扬自己？我不相信是如此。我相信他写那些创作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一种音乐要表现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音乐表达得尽善尽美。

“我常听神父们反复念餐前祈祷，心里盘算他们怎么会一直祈祷而不怀疑到他们的天父给他们每日粮食呢。儿童会恳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指望他这样做，对他这样做既不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对于一个生了孩子而养不活或者不愿养活孩子的父亲，我们对他只有责备。我觉得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如果不准备给他创造的众生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和精神食粮，他还是不创造的好。”

“亲爱的拉里，”我说，“你还是不生在中世纪的好。否则，你准被判处人刑。”

他笑了。

“你获得不少成就，”他继续说。“你可愿意人当面恭维你吗？”

“这只会弄得我很尴尬。”

“我替你想，也会是这样。我也没法相信上帝要人恭维。在空军里面，一个家伙靠巴结指挥官弄到美差，我们都看不起他。一个人想要靠穷巴结，而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我相信上帝也会看不起他。我总认为，上帝最喜欢的崇拜者是那种按照你的知识程度尽力而为的人。”

“可是，使我想不通的首先还不是这个。我没法理解那种原始罪恶的想法，而以我所知，那些神父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成见。我参加空军时认识许多人。

当然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喝醉酒，就找女孩子睡觉，而且嘴里不干不净的；我们里面有一两个坏蛋：一个家伙因开空头支票被逮捕，并且判了六个月徒刑；这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从来没有过钱，当他拿到比自己想望更多的钱时，他就忘乎所以了。

我在巴黎碰到过环人：回到芝加哥时，碰到过更多的坏人，但是，他们做坏事大都由于遗传，而这是他们无法可想的，或者由于环境，这也是不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对于这些罪恶，敢说社会应当比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就设法惩罚他们里面的一个，甚至里面最坏的一个，堕入地狱，水受沉沦之苦。恩夏姆神父思想比较开通；他认为地狱就是失去上帝护持，但是，如果这样就是一种使人忍受不了的惩罚，够得上是地狱，你能想象仁慈的上帝会执行这种惩罚吗？归根到底，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创造的人类使他们能够犯罪，那就是他要他们犯罪。

如果我训练一只狗去咬闯进我后院来的生人的咽喉，它咬了生人的咽喉之后，我再去打它，那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神父们说，这是为了使人克服自己恶的本性，抵拒诱惑，把痛苦和忧患作为上帝用以洗刷自己的考验来接受，使自己终于配得上享受上帝的恩典。这就象派个人送封信到某地去，然后在他必经之路上造一个迷阵，使他不容易通过，又挖一条壕沟，使他要游过去，最后又造一道城墙使他攀缘过去。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没有常识。我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不能设想一个并没有创造世界的上帝，而是尽力而为的上帝，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在和一个不是由他创造的恶斗争，而且说不定最后会战胜恶。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你们应当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神父对使我困惑的这些问题，不论在理智上或者在情感上，都没法替我解决。我和他们不在一个道儿上。当我去向恩夏姆神父告别时，他没有问我有没有从他认为满有把握的经验中得到益处。他无限仁慈地把我看看。

“‘恐怕我辜负了你的美意，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一个有极深宗教观念的不信上帝的人。上帝将会挑选上你。你会回来。是回到这里或者别处，只有上帝说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