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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英国政府以托马斯·潘恩名着《人权论》含有“诽谤之辞”为由，对他提出起诉。事实上，那次起诉是法国革命之后对英国激进主张实行大镇压的开始，而且一度扑灭了激进主义这一有组织的运动。其实，潘恩本人并没有出庭受审，对强加于他的判决也从未服过刑。这是因为，1792年潘恩身在法国，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并且是那个新兴的革命国家的荣誉公民，虽然不久他就因反对处决路易1而失宠，正如当年被逐出英国那样，又被逐出法国，前往美利坚共和国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国家为独立而斗争的日子里，他曾经非常英勇地贡献了力量。

潘恩早在他就柏克2攻击法国大革命发表其经典答复之前就享有盛名。他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持的立场；并且，他在美洲发表的着作、特别是《常识》和《危机》，在声援殖民地居民起义反对乔治三世及其大臣取得最终胜利方面起了显着的作用。但是，这些早期作品在英国并非遐迩闻名，直到《人权论》出版，才使其作者成为在大不列颠读者最广、最受爱戴而又最遭痛恨的政论家。

《人权论》第一部分发表于1791年，是对柏克所着《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的答复，而后此书本身又是对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就《公民自由》所作名噪一时的讲演的答复。普赖斯是英国非国教牧师中的首要人物，也曾为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作过辩护，并于1788年参加过由革命会主办的1688年“光荣革命”

1纪念会。柏克身为辉格党2人，曾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虽然他因英国对其与殖民地居民的争执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分离表示遗憾，他却认为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法国大革命是另一回事。1688年的英国革命曾使地主贵族牢固地掌握政权，而一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却威胁着要把贵族及其特权一扫而光。在柏克这个辉格党人看来，任何社会如果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基础牢固的教会，似乎就是一片混乱，因为他认为教会和贵族是使社会团结起来的美德和社会传统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他坚决主张社会制度要建立在伟大的习俗和传统之上，而贵族则是这种习俗和传统的必要监护人。社会制度并不以理性为基础，如果人们认为可以依靠理性去建立一个国家，这种设想是灾难性的。国家和社会是逐渐发展起来而不是生造出来的；哪一代人都没有权伸出邪恶之手去占有它们，或者借微弱的理性之光去改造1指法国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于1793年1月21日送上断头台。——译者

2柏克（1729—1797），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同情美国蚀立战争，但激烈反对法国革命，所着《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代表了当时欧洲复辟主义的思潮。——译者

1指1688年英国议会驱逐国王詹姆斯二世，迎接其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执政者威廉继位。这一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一次政变。——译者

2辉格党系英国自由党的前身，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英国议会中形成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泽者它们。每一代人的神圣职责是把承袭下来的这份珍贵社会遗产交给下一代；只有贵族才能保证这份遗产保存得完整无缺。

针对这种反对那些力求建立新法兰西的无套裤汉1和理性主义者的激烈言论，潘恩作了驳斥；他的驳斥一发表，就成为平民所珍爱的熠熠杰作。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不过是对极少数受教育人讲的，而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则是用手艺人和小店主易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对穷苦人讲的。他的书在发行后儿个月内一再重版。在这本书被查禁后，还不断有人因加以翻印或出售而获罪入狱。1815年后，当这种镇压终于一度放松时，就立即涌现出大量新的重版本，到1817年和1819年新的镇压法令再次使得发行潘恩的“煽动性的”和“亵渎神明的”着作成为应予惩处的罪行后，以上情况就又重演。

托马斯·潘恩的书深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它被看作穷人的圣经，因为它是英国政治着作中第一本根据普通人观点阐明普通人情况的书。潘恩这个制作过船桅支索和当过收税员的人，是属于人民的：他知道怎样作为他们的一员向他们讲话。基于同一原因，他的书理所当然地在统治阶级手里遭到查禁。这是因为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本书确实是危险的，而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和当时其他许多激进的作品却不是这样。这本书是危险的，因为他不但用明白无误的语言系统地阐明了穷人的权利，而且还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既给穷人提出了抽象的权利，又给他们提出了应为之斗争的实际利益。

这个在英国还是第一次出现的激进方案，收在《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发表，当时由柏克的《感想录》和《人权论》第一部分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小册子论战已经充分展开。在第一部分中，潘恩主要想做两件事——驳斥柏克的诽谤以扞卫法国大革命，以及把他扞卫法国大革命之举同代表英国人民率直陈述基本政治权利联系起来。在第二部分，他先是进一步肯定那些权利以反驳对他的非议，然后转而宣布有关社会改革的一些积极措施，他的这些措施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性，使它们同当时任何其他着述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潘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呼吁需要实行普及公费教育，呼吁设儿童津贴和养老金（应当指出，养老金从五十岁开始领取，到六十岁略为增加），呼吁采取公共措施为失业者安排有工资的工作，以及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对最大量的收入提高到每镑征收二十先令）为这些措施筹集资金。

此外，潘恩又用流畅的英语制定了他的正确改革社会制度的标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这样说：我国的穷人都是幸福的；他们中间既无愚昧也无贫因；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税并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亲呢，因为我和幸福亲昵。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话，就可以为它的宪法和政府自负了。”

潘恩用诸如此类的话将自己置于伟大的激进主义先驱者行列。诚然，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写书的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诞生，还只不过是象莫尔和马布利等乌托邦建立者的空想。但是他相信可以利用国家来作为增进其公民福利的有效工具；他还确信，除非以完全的民主平等为基础，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并且确信，只要以民主平等作为社会的基础，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他绝对相信民主的代议制。“把代仪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1无套裤汉系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十八世纪后期，法国贵族都穿紧身丝绒短套裤，广大革命群众则穿祖布长裤，故名。——译者

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他确信民主制会促进和平与幸福，并将导致“普遍安全，而普遍安全则是导致普遍贸易的一种手段”。

他还深信人类自由。对他来说，仅仅容忍不同的意见是不够的。“不容忍乃是用火与柴捆武装起来的教皇，而容忍则是教皇出售或授予兔罪证。”

他要求不仅要容忍，而且要确认意见的分歧是有益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并且要求给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意见如何分歧。国家可有权对某些行为加以惩罚，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权迫害或处罚不同意见。一个人欢喜持有什么见解，这是他的天赋权利；而公民权或国家授予的权决不能废除这些天赋的权利，因为公民权或国家授予的权只能从天赋的权利中产生。

这就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用的语言。但潘恩给予它新的用途。伏尔泰和卢梭从未提倡充分民主，也从未对普通人的创造力抱有信念。实际上，当时在普通人中间还没有开展运动，也没有能使他们瞩目的活跃的创造力。当潘恩执笔时，这种运动还刚处于荫芽状态，但他却具有慧眼和胆略看出它，他的着作比其他任何人的着作都更有助于这一运动在其早期斗争中的形成和趋向。难怪托马斯·哈代的伦敦通讯会——英国第一个工人的政治团体——要对潘恩发表的《人权论》致以热烈的谢意和祝贺，当时涌现的其他许多社会团体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意。每一运动都需要一种福音，而潘恩的《人权论》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福音至少有两个世代。

今天，当世界再次面临各种基本力量之间的斗争时，《人权论》所提出的挑战和呼吁井没有过时。潘恩的着作不再能作为我们的福音了，因为许多问题已经大大变了样。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找到它自己的社会福音，并且用它自己的语言、根据他自己最迫切的问题来表达。可是过去的福音并未消逝，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何在所作的说明对今天大有教益。事实上，法国革命并没有实现它宣布作为其目标以及作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唯一合法基础的那种民主。经过艰巨的斗争，它仅有助于为播下民主的种子扫清道路。今天，哪里的民主的作物开始生长，哪里就仍然有反动派和压迫者锐意把它祈倒。

十八世纪潘恩在美国、法国和英国为之战斗的东西，我们今天仍必须为之战斗，而且也要象他一样地英勇，如果我们不想遭受失败的话。在这个斗争中，我们不能没有以往历史给我们的鼓舞，不能没有思想家、实干家和战士给我们的鼓舞，因为他们使普通人赢得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为了人类幸福而进行的长征中所获得的那些成果，现在仍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一个新潘恩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体面和理智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然而，老潘恩也能助长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对普通人事业的信念。

1937年5月31日

1949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