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对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有一个一致的认识。这就是说它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的作品”，其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制度。而在《我们》创作60余年之后，1988年在苏联开禁发表，也是把它作为一面反对苏联制度的旗帜祭起来的。为了理解这部反乌托邦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这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的社会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乌托邦，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1619世纪约有近千种之多，2，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的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的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着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惟利是图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如h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r，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的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互相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而结果，这个城市里人们都患了一种“矛盾综合症”：想的一样，说的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讲，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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