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晚上，汤姆·黑根才同他妻子吻别，驱车直奔飞机场。持有特字第一号优先证（这是五角大楼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送来的可喜礼物），他顺顺利利地登上了一架飞往洛杉矾的飞机。

对汤姆·黑根来说，这一天虽然忙，但忙得痛快。劲科·阿班旦杜在清晨三点钟已经死了；当考利昂老头子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通知黑根说，他现在就是正式参谋了。这就意味着，黑根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然不用说也有权。

这个任命，打破了参谋向来都是纯血统的西西里人这一传统。黑根作为考利昂家中一个成员的这一事实，也没有能够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观念。因为这是一个血统问题。只有一生下来就经过耳濡目染而习惯于缄默作风，即守口如瓶的准则，才有资格担当“参谋”

这个关键的职务。

在决定政策的考利昂老头子和实际执行命令的工作人员之间，还有三层人员，或三个缓冲层。有这样的体系，任何问题也不可能追溯到顶层来。除非参谋叛变。那天早上，考利昂老头子就发出明确的指示，怎样收拾那两个打伤了亚美利哥·勃纳瑟拉的女儿的年轻人。但是他把命令私下交给汤姆·黑根。当天，黑根也同样是在私下，没有任何别的人在场，把命令转交给了克莱门扎。接着，克莱门扎又转告鲍里·嘎吐去执行任务。鲍里·嘎吐就马上纠集人马来执行任务。鲍里·嘎吐和他手下的人是不会知道为什么要执行这样一项特殊任务，也不会知道是谁下的这道命令。要把老头子牵涉进去，那就得要使这根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一一背叛老头子才行；这种事虽然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始终是有可能的。预防这种可能性的办法也是人所共知的。就是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搞掉。

“参谋”的任务顾名思义是老头子的顾问，是他的右手，是他的辅助头脑，也是他最亲密的伙伴，最亲密的朋友。有重要任务要出差，他给老头子开车；在会谈中，他就出来给老头子搞些点心、咖啡、三明治、新鲜雪茄烟。他会知道或几乎知道老头子知道的一切，也就是洞察权力结构中所有的细胞。他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置老头子于死地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参谋背叛了一个老头子。在美国站稳了脚根的任何一个强大的西西里家族中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因为背叛是没有前途的。每个当参谋的人都知道：如果他忠诚，他会有钱、有权，还会受人尊敬。如果遇到不幸，他的妻子儿子会受到保护和照顾，与他活着时一样。如果他保持忠诚。

在某些问题上，参谋就得以较为公开的方式代表他的老头子办事，然而却不能牵连他的主子。黑根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要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明白，他作为参谋的事业将受到这项任务的成败的严重影响。从家族事业的标准来看，约翰昵方檀是否得到那部战争片中他所梦寐以求的角色，是小事一桩。更为重要的是下个星期五同维吉尔·索洛佐的会见。但是黑根知道，对老头子个人而言，两桩事情同样重要，都是决定一个参谋是否称职的关键。

活塞式飞机震颤得很厉害，摇撼着汤姆·黑根的已经很紧张的神经系统。他向女招待员要了一杯马丁尼酒，想镇静一下。老头子和约翰昵已经把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杰克·乌尔茨的性格特点向他勾勒清楚了。但是，他确认，老头子要恪守他对约翰昵的诺言。他的任务就是谈判和接洽。

黑根靠在椅背上，回忆向他提供的全部情报。杰克乌尔茨是好莱坞三个主要电影制片厂的老板之一，他自己的制片厂通过合同掌握着几十个明星。他是美国总统的战争情报顾问委员会电影部的委员，这就说明，他协助摄制宣传影片。他在白宫参加过宴会。他在他的家里款待过约·埃德加·胡佛。但这一切没有一条值得重视，都只不过是些官方联系而已。乌尔茨并没有任何个人政治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极端的反动分子，另外还因为他是个权迷心窍的狂妄分子，喜欢滥用职权，根本不顾这样蛮干的后果必然使成群的敌人从地里钻出来。

黑根叹了口气，实在没有办法“把握”杰克·乌尔茨。他打开公事皮包，想设法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他太累了。他又要了一杯马丁尼酒，接着又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的，他感到自己幸运极了。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他十年前所选择的道路，对他来说，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他是有成就的，他感到生活很有意义。

汤姆·黑根今年三十五岁，个儿高高的，身材很苗条，头发理成了平头，容貌普普通通。他是个律师：虽然律师考试合格后也曾干过三年法律工作，但他并没有为考利昂家族干实际的具体的法律工作。

他小时候，是桑儿·考利昂玩耍的伙伴。黑根的母亲早就眼瞎了，就在他十一岁的那年死了。黑根的父亲是个酒量很大的、毫无指望的酒鬼。他本来是个勤勤恳恳的木匠，一辈子没干过一件亏心事，但喝酒毁了他的家庭，最后也送了他自己的命，汤姆·黑根成了孤儿，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门廊。他妹妹被收养到孤儿院里，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社会福利机构对年满十二岁的男孩子的问题是不予考虑的。因为年满十二岁的男孩子总是那么忘恩负义，经常会逃出来，拒不接受救济。黑根那时眼睛在害病。东邻西舍悄悄地议论，说他的眼病是他母亲传染的或遗传的。这样，别人也可能被他传染，大家都避开他。桑儿·考利昂把他的朋友带到家里，而且要求把他收留下来。汤姆·黑根得到了一盘热腾腾的意大利式细实心面，里面加着附油的番茄酱，这顿饭的味道他至今没有忘记。吃罢，人家又给他拿来了一张折叠式钢架床，让他在上面睡觉。

考利昂老头子，以最自然的方式，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讨论过，默许这个男孩子待在自己家里。考利昂老头子还把这个男孩子带到一位眼科专家那里，把他的眼病给治好了。他送他上大学，上法律学校。在整个过程中，老头子不是以父亲的姿态出现的，而是以监护人的身份出现的。老头子对待黑根，在表面上没有流露过疼爱的感情；说起来也奇怪，他对黑根比对他自己的亲儿子还客气得多，向来不把作为父辈的意志强加于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法律学校去深造。这也是孩子本人的决定。孩子听到老头子有一次曾经说过：

“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律师能够比一百个带着枪的强盗诈取更多的财物。”

然而，当父亲的感到非常伤脑筋的是，桑儿和弗烈特中学毕业之后，就坚持要投身于家庭事业中去。只有迈克尔上了大学，接着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那一天报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

黑根在参加律师考试合格后，就结了婚，另立门户。新娘是一个家住新泽西州的年轻的意大利姑娘，是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大学毕业生在那些年头还是很稀罕的。婚礼，当然是在考利昂老头子家里进行的。过后，老头子主动支持黑根从事他自己愿意从事的事业，笼络一些要打官司的人去找他，负责布置他的律师事务所，帮助他搞到不动产，建立家业。

汤姆·黑根低着头，对老头子说：

“我乐意为你效劳。”

老头子感到惊喜交加。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他问道。

黑根点点头。他还没有真正了解老头子的权力之大——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而且在随后的十年里他也并没有真正了解，直到劲科·阿班旦杜病倒之后，他当了代理参谋才真正有所了解。但是他点头了，他的眼睛盯着老头子的眼睛。

“我要像您的儿子那样为您效劳，”黑根说。

言外之意是要完全忠诚，完全接受老头子作为父辈的权威。老头子也是这样理解的。自从这个年轻人进了他的家，他第一次以这种理解向他表示出了父爱。他把黑根搂到自己怀里，很快地拥抱了一下。此后他把他看成像亲生子了，不过他有时还是要说：

“汤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好像他也在提醒自已。

黑根是根本不会忘记的。他妈妈简直是个“童性痴呆患者”，又是个邋遏女人，给贫血症折磨得麻木不仁，连对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母爱。黑根痛恨自己的父亲。他母亲的瞎病使他感到可怕：后来他自己染上的眼病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他以为自己会变成瞎子。父亲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在汤姆·黑根的头脑里突然萌生了一种古怪念头。他在街头流浪，像动物一样只等死去，直到决定命运的那一天，桑儿发现他睡在人家门廊前面，才把他带到家里来。以后发生的变化实在都是奇迹。但是，几年来，他一直做噩梦，梦到自已成了瞎老头，满街乱窜着乞讨，一面走，一面用白棍子在地上敲着探路。他的几个瞎孩子跟在后面也用小白棍子边走边敲着。有几天早晨，当他醒过来之后，在刚刚清醒的一刹那，考利昂老头子的面容就深印在他的脑际，他又感到安全了。

但是老头子坚持要他除了给家族尽义务之外，再花三年时间进行一般性法律实践。这种实践后来证明是异常宝贵的，同时也消除了黑根头脑中为考利昂老头子效劳的种种疑虑。他在一家与老头子有关系的刑事律师公司的各个事务所锻炼了两年。大家公认，他在法律事务方面是有特殊素质的。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开始为家族效劳之后的六年间，考利昂老头子一次也没有指责过他的什么不是。当他被任命为代理参谋之后，别的强大的西西里家族在提到考利昂家族时，都轻蔑地称之为“爱尔兰帮”。这使黑根哭笑不得，同时也间接提醒他，他绝不可能继承老头子，成为家族事业的头头。但是，他本人倒也很知足。那个，从来也不是他奋斗的目标，因为这种野心，对他的恩人来说，对他的恩人的纯血统的家族来说，都将是一种“失礼”。

当飞机在洛杉矶降落的时候，天空仍然一片漆黑。黑根到旅馆办理了登记手续，洗了个澡，刮了个脸，看着全市渐渐破晓的景色。他叫人把早点和报纸送到他的房间里来，过后就躺下休息，一直等到十点钟，这是同杰克·乌尔茨约会的时间。同这样的人约会很容易地定下来了，真有点想不到。

在前一天，黑根曾打电话给各种电影工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人物，此人名字叫比勒·果夫。按照考利昂老头子的指示，黑根告诉果夫，要他安排在第二天拜访杰克·乌尔茨，这就等于向乌尔茨暗示：如果会谈结果没有使黑根感到满意，那就可能在电影制片厂爆发一次罢工。一小时之后，黑根接到了果夫打来的电话，说是约会定于上午十点。乌尔茨已经意识到搞不好就可能罢工，但似乎不太重视。果夫照实向黑根说了，还补充说：

“要是事情真的演变到了那一步，我本人得直接找老头子谈谈。”

“要是到了那一步，他会主动找你的，”黑根说。

他这样说，避免了在具体问题上把话说死。果夫对老头子百依百顺，黑根并不感到奇怪。从组织机构来说，这个家族帝国目前并没有超出纽约地区的范围，但是考利昂老头子采取帮助各个工会领袖的办法，把他个人的影响早就扩大进去了。许多工会领袖仍然还欠着他的情。

但是，约会定在上午十点钟，是个不实在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他将是约会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是不会受到邀请吃午饭的。这还意味着乌尔茨小看他。显然，果夫在交涉的时候没有拿出足够的威慑力量，也许乌尔茨已经把他放进贿赂名单上了。老头子始终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点，有时候对家族事业是不利的，因为他的名字在外界人听来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乌尔茨姗姗来迟。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又让黑根干等了半个小时，黑根倒不怎么在乎。会客室非常奢侈豪华，舒适安逸。在他对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黑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她只不过十一二岁，穿着倒像个成年人，衣料很昂贵，但看上去很朴素。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美极了，使你难以相信，人世间竟有这样美的金发；眼睛是海蓝色的，大大的，神奇莫测；嘴巴是山莓色的，鲜嫩，绯红。有个女人在旁边守护着她，显然是她的妈妈。这个女人死盯着黑根，想以她那傲慢的气势把黑根压垮。这可把黑根气坏了，恨不得打她几拳头。他对那个女人同样冷眼相待，心里想：小姑娘是天使，妈妈是魔鬼。

最后，终于来了一个穿着高雅、身体很结实的中年妇女，领他穿过一连串办公室，走进电影制片厂老板的办公室。给黑根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办公室都布置得很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很美。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们都是精明伶俐之辈，都拼命想挤进电影演员的大门而暂时受点委屈：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可能要么是在这些办公室里干一辈子，要么是中途承认失败，卷起行李回老家。

杰克·乌尔茨个儿很高，身材魁梧奇伟，虽是个大肚皮，却由于衣服剪裁得巧夺天工，倒也看不出来。黑根知道他的经历。乌尔茨十岁的时候在西边一带搬运过空啤酒桶，推过小推车。二十岁那年，帮助他父亲强迫服装工人干活。到三十岁就离开了纽约，搬到西部来了，把钱投资到门票只卖五分镍市的戏院，后来就创办电影制片厂。到四十岁，一跃而为电影业最强大的巨头，但仍然言辞粗野，好色无度，像一只贪婪的豺狼，专对绵羊似的年轻小明星大发淫威。上了五十岁，他变了。他请人给他上社交语言课，从一个英国男仆那里学习怎样穿衣服，从一个英国管家那里学习怎样才能显出温文尔雅的风度。在他第一个妻子死后，他就娶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绝代佳人。她是个不喜欢演戏的女演员。如今他六十岁了，他搜集古旧名画，是总统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在他名下积累的用以促进电影艺术事业发展的资金，已达数亿美元之巨。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英国勋爵；他的儿子娶了一个意大利公主。

他最近的爱好，正如每个电影专栏作家报导的那样，是修建他自己的专养赛马的几个马厩，去年他已经为此花了一千万美元。他因为花了六十万美元买了一匹名叫“卡吐穆”的英国着名赛马，并宣布这匹百战百胜的赛马将退休留作种马，不外借，专门为乌尔茨马厩繁殖优种马，他一下就成了各报的头条新闻。

他礼貌地接待了黑根，他那晒得黑红、精心刮过的脸一收缩，做了个怪相，勉强笑了下。尽管他花了许许多多的钱想使自己变得年轻些，尽管有技术最高的美容师的精心修整，他的年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他一举一动之中显示着巨大的活力；在他身上也具有考利昂老头子所特有的神态，也就是说，使人感到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就是绝对权威。

黑根在谈判一开始就接触到了正题。他说他是约翰昵·方檀的一个朋友派来的密使。他还说这个朋友是非常有能耐的；如果乌尔茨先生肯答应一件小事，这个朋友就会向乌尔茨先生立誓，保证感激涕零和永恒友谊。这件小事就是把约翰昵·方檀列入下周开拍的战争新片的演员名单。

那张脸毫无表情。

“你的那个朋友能够给我帮什么忙？”乌尔茨问。他的声调里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气。

对他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黑根故意装憨。他只管解释：

“你面临着工人正在出现的麻烦和威胁。我的朋友能够绝对保证消除那种麻烦。你有个拔尖的男明星，他为你的制片厂赚了一大笔钱，他原来吸大麻，近来又改用海洛因。我的朋友可以保证那个男明星今后再也搞不到海洛因。如果今后几年出现别的什么小事，只消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杰克·乌尔茨听着这一席话，仿佛是在听一个小孩子吹大牛。然后他粗声粗气地、故意用东岸的土腔调说：

“你想唬我？”

黑根沉着冷静他说：“绝对不想。我是给一个朋友办事。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这样办你是不会吃亏的。”

乌尔茨像是早就准备要发脾气似的，突然满脸怒气，那双染得乌黑的浓眉紧锁起来，眼睛一瞪，上方出现了一道很粗的皱纹。他把身体扑到桌子上面对黑根说：

“好吧，你这个油腔滑调的狗儿子，让我给你和你的主子——不管他是谁——把话说死：约翰昵·方擅绝不可能参加演那部片子。我根本不在乎从门、窗、地板、桌椅板凳等木器里面会突然钻出多少鬼鬼祟祟的小蛆虫来。”

说罢，他把身子往后一靠：“伙计啊，我对你有句忠告：约·埃德加·胡佛这个人，我想你是早就听说过了吧？”说到这里，乌尔茨嘲讽地咧嘴一笑——“他同我的私人交情很好。如果我让他知道我受别人的压力，那么你们这些小子吃了苦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黑根耐心地听着。他原来预料，处于乌尔茨这样地位的人会识相一些。一个办事如此愚蠢的人，竟然爬到一个拥有数亿资金的公司头目的高位，这是可能的吗？老头子正在找新的投资对象，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这一部门的最高层人物都是这一类笨头笨脑的家伙，那么电影工业就是最理想的投资部门了。刚才的辱骂，黑根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已经从老头子那里直接学到了谈判艺术。“千万不可动肝火。”这是老头子的教导。“千万不可做出威胁的样子，要同人家说理。”“说理”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听上去要合道理得多，有点像“捏合”这个词的音。说理的艺术就在于撇开一切侮辱，一切威胁。他打了你的左脸，那么，把右脸转过来让他再打。黑根曾亲眼看到老头子一连八个钟头稳坐在谈判桌旁，一再忍受侮辱，试图说服一个臭名昭着、妄自尊大、飞扬跋扈的狂人改过自新。经过八个钟头的努力仍然无效，考利昂老头子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对谈判桌旁其余的人说：“谁也无法同这号人说话。”说罢就昂首阔步地走出会议室。那个一贯飞扬跋扈的狂人一下子给吓得脸色苍白，就又派密使把老头子请回到会议室。协议是达成了，但两三个月后，那个狂人就在他常去理发的理发店里被击毙了。

现在，黑根又开口了，用的是最一般的语气。

“请看我的名片，”他说，“我是个律师。我怎么会不顾我的律师身份而自讨苦吃呢？

我说过一句威胁的话吗？我想说的只是：为了让约翰昵·方檀能参加那部影片的拍摄，我准备接受你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我认为，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我已经提出了价值很大的报酬。我也了解，这是一件对你本人也有利的小事。约翰昵告诉我说，你本人也承认，他演那个角色合适极了。再说，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要求也绝对不会提出。还有，如果你担心自己的投资捞不了多少利，那么我的委托人也愿意对这部影片给予资助。不过，请让我把我的意思讲清楚，免得引起误解。我们知道你说一不二，没有人能强迫你，也没有人想强迫你。我们也知道你同胡佛先生的交情，我不妨再补充一句：我的上司也因此而尊重你，他非常尊重那种交情。”

乌尔茨一直在用一支红翎子大笔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一提到钱，他的兴趣就来了，也不再写写画画了。他以瞧不起人而又装作关心人的语气说：

“这部影片预算是五百万。”

黑根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非常随便他说：

“我的上司有许多朋友，他决定要干什么，他的朋友都会给他当后盾。”

这一下，乌尔茨才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整个问题。他仔细看了看黑根的名片。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他说。“纽约的大律师我大都认识，但是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律师？”

“我参与的是那些高贵的联合律师协会的业务，”黑根干巴巴他说，“我只处理我的协会委托下来的案件。”

说罢，他就站了起来。

“我不愿意再耽搁你的时间了。”

他伸出手，乌尔茨抓住他的手握了一下。黑根向门口走了几步，然后又回头直面乌尔茨。“我晓得你不得不同许多冒充了不起的人物打交道，我的情况相反，我是有意装出无足轻重的样子。你干吗不利用我们之间的共同朋友来对我作出正确的估价呢？如果你准备重新考虑，就请打电话到我下榻的旅馆。”

他停了片刻，又说：

“补充一句在你听来也许是大逆不道的话：我的委托人能够给你做一些甚至胡佛先生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他发现这位电影制片厂老板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乌尔茨已经觉察到这话里有话，黑根使出浑身解数装出极力讨好的腔调说：

“我希望你的事业能够继续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所从事的事业。”

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黑根就接到了那位电影制片厂老板的女秘书的电话，说一小时以内会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到乌尔茨先生的乡问别墅去进晚餐。她说汽车要行驶三个小时才能到，还说汽车里有酒，还有小吃。黑根知道乌尔茨是坐他的私人飞机去的，因而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不请他也坐飞机？女秘书还非常有礼貌地补充了一句：

“乌尔茨先生还建议你带上短途旅行包，他打算一清早就把你送到飞机场去。”

“好，一言为定，”黑根说。

又是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乌尔茨怎么知道他打算搭早班飞机回纽约？可能乌尔茨派了私家侦探跟踪他，尽可能地搜集有用的情报。这样看来，乌尔茨肯定知道他代表的是老头子，这就表示他对老头子是有几分了解的，同时也表示他现在愿意重新认真考虑问题了。黑根想：也许到头来会有点成效。也许，乌尔茨比今天上午要识时务多了。乌尔茨的别墅看上去像是一幅莫名奇妙的电影布景：种植园式的大厦，广袤的庭园，周围是很考究的只准马走不准车过的煤渣路，还给一大群马修了马厩，开辟了草场。篱芭、花圃、草坪，像电影明星的指甲一样，精心修剪得一丝不苟。

乌尔茨在镶着玻璃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游廊接待了黑根。这位老板穿的是便服，上穿天蓝色丝衬衫，领口敞开着，下穿芥末色宽大便裤，脚穿软皮凉鞋。在这一身鲜艳而豪华的服装衬托之下，他那粗暴的脸，一看真能把人吓一跳。他递给黑根一个特大号的玻璃制的马丁尼酒杯自己也随手从托盘里拿起了一个。他的态度比上半天友好多了，把手搭在黑根的肩膀上说：

“离开饭还有一会，咱们不妨看看我的马去。”

当他俩向马厩走去的时候，他说：

“我总算把你的老底摸清了。汤姆啊，你早该给我明说你的上司就是考利昂。上午我还只当你是约翰昵请来吓唬我的一个第三流的地头蛇。而我是不习惯于吓唬的。不是因为我要树敌，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赞成吓唬。但是眼下咱们还是轻松轻松吧！正经事，饭后再谈。”

真想不到，乌尔茨原来是个真正会为客人着想的主人。他希望他的马厩成为美国最成功的马厩。为此他采用了一些新方法，新措施，并把这些也都一一解释了一遍。这些马厩是防火的，保持了最高程度的清洁，而且还有一支专职保安队负责警卫。最后，乌尔茨领他去看隔离马厩，墙上有个大铜匾，上面写的就是“卡吐穆”这个名字。

马厩里面的那匹马，即使在黑根那样没有相马经验的眼睛看来，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

卡吐穆浑身乌黑发亮，大额头上有一片菱形白毛。褐色大眼睛闪呀闪的，活像一对金色苹果；浑圆的身上全是黑毛，活像黑绸。乌尔茨以孩子般的骄做神态说：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赛马。去年我花了六十万美元把它从英国买来。我敢打赌，即使俄国沙皇，为了买一匹马也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价。但我不打算让它再参加赛跑了，留下来配种，我打算建立全国最大的赛马马厩。”

他一面捋着马鬃，一面柔情地叫道：

“卡吐穆，卡吐穆！”

畜牲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摆摆尾。乌尔茨对黑根说：

“我还是个天生的好骑手，你知道吧？我是上了五十岁才开始”骑马的。”说着他放声大笑了，“说不定我祖母或外祖母年轻时在俄国让哥萨克人强奸了，所以我也就有了哥萨克人的血统。，，他用手搔卡吐穆的肚皮，让它发痒，然后以心悦诚服的口气说：

“瞧它下面那个家伙，翘得多神气！”

他们回到大楼共进晚餐，桌布是金银线混织成的，餐具也全是镶金银的，但饭菜并不怎么样。很明显，乌尔茨住在这里是单身；同样很明显，他是个不大讲究吃的人。黑根一直不谈正题。等他们两个都点起哈瓦那大雪前烟抽起来的时候，他才问乌尔茨：

“约翰昵到底能不能参加那部影片的拍摄？”

“我无法，”乌尔茨说，“我无法安插约翰昵参加那部影片了，即使我想要安插也无济于事。全体演员合同都已经签订好了：下周就要开拍，我实在没有回旋的余地。”

黑根忍不住了，说：“乌尔茨先生，和处于最高地位的人物打交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这类借口站不住脚。实际上你随便想要干什么都是能够办到的。”

他咂了咂雪前烟又说：

“敢情你不相信我的委托人能够守信？”

乌尔茨不动声色他说：“我相信我会遇到工会方面闹事的麻烦。果夫打电话给我谈到这个问题了。果夫这个狗娘养的，从他给我说话的口气看，你根本想不到我要付给他十万美元。同时我也相信，你们能够使我那个乱搞同性关系、具有男性魅力的明星得不到海洛因。

但是，这个我不在乎：我能为自己要摄制的影片提供足够的资金。主要原因是我恨那个小杂种方檀。转告你的上司：这是一件我不能答应的事，你不妨另外提出别的什么问题来考验我，随便什么别的问题都行。”

黑根心里想：“你个卑鄙的老杂种，既然如此，你干吗把我请到乡下来？这电影制片厂老板心中是有鬼的。黑根冷冰冰他说：

“我认为，你并不了解情况，考利昂先生是约翰昵·方檀的教父，这是一种非常亲密、非常神圣的宗教关系。”

他一提到宗教，乌尔茨就低下头表示虔诚。黑根说：

“意大利有个小笑话，说什么世界太险恶了，人得有两个父亲照顾才行，因此他们都有教父。因为约翰昵的父亲已经死了，所以考利昂先生更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说到考验你，考利昂先生不会那么死皮赖脸的。随便在哪儿，一旦第一个要求遭拒绝，他绝对不会提出第二个要求。”

乌尔茨把肩膀一耸，说：

“很抱歉，回答仍然是不行，不过，你既然已经到这儿来了。我倒想问问，为了把工会酝酿的麻烦清除掉，我得花多少钱？现钱，马上付。”

这一说，黑根心中的一个迷解开了，乌尔茨既然早已决定了不把那个角色分配给约翰昵，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那个决定看来是无法改变的。乌尔茨有恃无恐：他根本不怕考利昂老头子的权力。当然罗，乌尔茨凭着他在全国上层中间的政治神能，凭着他同联邦调查局头头的交情，凭着他拥有的巨大财富，凭着他在电影工业界的绝对权威，根本就不怕考利昂老头子的威胁。在任何有头脑的人看来，甚至在黑根看来，乌尔茨对他自己的估计似乎是正确的。如果他甘愿承受工人斗争可能造成的损失，老头子也就无可奈何。但是考利昂老头子已经答应他的教子，他能得到扮演那个角色的机会。而考利昂老头子，据黑根所知，在这类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失过信。

黑根平心静气他说：“你故意歪曲我的意思。你试图把我说成品敲诈勒索的帮凶。考利昂先生答应在工会纠纷问题上为你说好话，作为友谊的表示，也希望礼尚往来。这是一种友好往来而已，再没有别的了。但是，我看得出来，你并不严肃对待。在我个人看来，你这是搞错了。”

乌尔茨似乎早就等着这样的评论，随即就发火了。

“我早就完全明白，”他说，“地下势力的作风就是这样，对吗？当你们在进行真正威胁的时候，摆出来的却全是橄榄油，滑溜溜的，说起话来，甜蜜蜜的。所以让我还是把问题挑明白吧。约翰昵·方檀绝对不会得到扮演那个角色的机会，尽管他演那个角色是挺适合的。扮演那个角色，会使他成为伟大的明星。但是，他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原因就是我恨他这个粉红色的小阿飞，我要把他赶出电影界。我也可以把内情告诉你。他把我门下最有价值的一个女演员，我的一个得意门生给毁了。五年来，我设法让这个姑娘听课，受训练，学唱歌，学跳舞，学表演；我已经花了几十万美元。我打算把她培养成一个明星。我不妨进一步坦白告诉你，以表明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关键不在钱上。那个姑娘长得挺漂亮，是个大屁股，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屁股，而我在世界各地都摸过大屁股。她像水泵一样能把你汲干。但是，约翰昵插进来了，凭他那橄榄油似的滑溜溜的腔调和浅薄迷人的魅力，把她给拐走了。她两手一甩就走了，害得我让人嘲笑。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黑根先生啊，让人嘲笑是受不了的。我必须让他滚！”

乌尔茨的话使黑根大吃一惊。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有产业的上了年纪的人竟会让这类区区小事左右他对一桩正经事的判断，而且还是一桩这么重大的正经事。在黑根的世界里，在考利昂一家的世界里，肉体美、女人的性魅力，在处理世俗事务的过程中是一点儿儿分量也没有的。男女之间的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私人小事，当然罗，除非涉及到婚姻和家庭荣辱。黑根决定再试一次。

“你说得绝对正确，乌尔茨先生，”黑根说，“但是，难道你因这些小事就如此伤心？

我觉得你还没有理解这个小小的要求对我的委托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当约翰昵还是婴儿在受洗礼的时候，考利昂先生就把他抱在怀里。在约翰昵的父亲死后，考利昂先生就承担起了做父亲的义务。说实在的，有很多很多人对他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敬意和感激，都虔诚地称他为“教父”。考利昂先生对他的朋友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乌尔茨突如其来地站了起来。

“这一套我听烦了。恶棍没有资格给我下命令；我却有资格给他们下命令。如果我抓起这个电话，你今天晚上就得在监狱里过夜。要是那个地下黑帮的帮首胆敢对我来硬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我并不是一个只带领着少数几个人的小领班。哼，那种说法我早听说过了。你听着，到时候你的那位考利昂先生受到打击，他还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呢。即使闹到我不得不动用我在白宫的力量的地步，我也在所不惜。”

真是愚蠢的狗杂种。黑根真不明白像这样的蠢货怎么会青云直上而成为一个大亨、总统的顾问，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头头。老头子应该打进电影事业，这是肯定的了。眼前这个家伙对老头子的话，只从感情上去理解字面价值，他还没有领会其中的真正信息。

“你请我吃了这顿美餐，又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黑根说。“你能送我到飞机场去吗？我觉得我不必在这里过夜。”他对乌尔茨冷笑了一下，“考利昂先生一贯的作风是，遇到坏消息就必须立即听到汇报。”

黑根在门口等着，柱廊被泛光灯照得通明，外面停车道上早就停着一辆长长的高级大轿车。他看到两个女人正要上车。这两个女人就是他今天上午在乌尔茨办公室看到的那两个：

那个美丽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但现在，小姑娘那精雕细刻的柔美的嘴唇，由于乱涂乱抹而成了厚厚的粉红色的一团。她那双海蓝色的眼睛，也像蒙上了一层薄膜似的；当她一步步走下台阶，走向汽车时，她那长长的腿蹒蹒跚跚，活像伤了腿的小马驹。当妈妈的扶着孩子，搀着她上了汽车，同时一个劲儿给她小声发布命令。她偶一回头，急速地朝黑根瞟了一眼；他发觉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鹰一般火辣辣的得意神色。然后，她也上了汽车。

这，也许就是他没有得到飞机坐的原因，黑根这样推测。这个小姑娘和她妈妈同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是同机飞来的。这样，乌尔茨在饭前就有充分时间休息一下；同时也顺便玩弄一下这个小小的少女。而约翰昵却偏偏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不知其故安在？但愿他走运，但愿乌尔茨走运。

鲍里·嘎吐对速战速决的任务很反感，尤其当任务牵涉到使用暴力的时候。他喜欢事前作好计划。比方今天晚上这个任务吧，虽然说起来委普通，但如果其中一个人失误，就可能使全局铸成大错。这时，他正在喝啤酒，不时打量着柜台边那个正在同小妓女拉拉扯扯的年轻小伙伏子。

鲍里·嘎吐对这两个小伙子的情况该知道的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杰里·魏奈，一个叫克坟·蒙南。他们都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褐色头发，高高的个儿，魁伟的体魄。他们在两星期之后就要回到大学去。他们的父亲都是很有政治势力的人。一来由于他们的父亲的政治势力，二来由于他们都是大学生，所以征兵一直没有征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因为殴打了亚美利哥·勃纳瑟拉的女儿，被判了缓期执行的徒刑。鲍里·嘎吐心里想，这两个卑鄙下流的小杂种，逃避兵役，违反缓刑规定，竟在后半夜到酒吧间喝酒，追逐荡妇。这两个小伙子真够呛。鲍里·嘎吐本人也曾经得到缓役，那是因为医生向征兵委员会提供了诊断证书，证明他是个病人，男，白种人，年龄26岁，未婚，因精神错乱症而受到了电震扰理疗。当然，所谓诊断证书也全是假的，不过鲍里·嘎吐觉得他得到免役是合理合法的。这全是克莱门扎在证明嘎吐对考利昂家族“忠诚”之后炮制的。

今天，正是克莱门扎告诉他这个任务必须果断完成，必须在这两个男娃娃回到大学之前完成。嘎吐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任务必须在纽约市内完成。克莱门扎一向的作风是，除了交代任务之外，总还要给些补充指示。眼下这两个小娼妇如果同两个小流氓一块出去，那他就又得白白放过一个晚上。

他听到其中一个女孩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

“杰里，你疯啦！我才不想同你坐什么轿车。我怕像那个可怜的姑娘一样，到头来住进医院。”

她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态，实在令人恶心。但这对嘎吐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啻为充分的情报。他把啤酒一饮而尽，走了出去，躲在街道的黑暗处。时间是子夜过后，另外也只有一家酒吧间的灯还亮着，其他所有的商店全关门了。警察管区的巡逻车早就由克莱门扎料理好了。巡逻警察是不会到这一带来的，他们要收到无线电信号之后才会栅栅而来。

他紧靠着一一辆有四个门的“追猎”牌轿车站着。车内坐着两个人，虽说是两个块头很大的男子，但从外面几乎看不见。鲍里对里面说：

“等那两个小流氓出来，就抓住他们。”

他仍然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太仓促了些，克莱门扎已经把警方给的这两个小流氓照的面部照片，以及这两个小流氓经常喝酒和纠缠酒吧女郎的地点都交给了他。鲍里挑选了两名打手并给他们下达了具体指示，不能打头顶，不能打后脑勺，也不可造成偶然死亡，除此而外，他们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还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警告：

“如果那两个小流氓住医院不满一个月就痊愈出院，那你们两个小子就给我开卡车去。”

那两个人从汽车里出来了。他们原来都是拳击健将，只是在小小的俱乐部里出出风头而已，后来给桑儿·考利昂看中了。桑儿向他们作了一点点仗义疏财的表示，帮助他们过上了体体面面的生活。他们自然乐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杰里·魏奈和克汶·蒙南在跨出酒吧大门之后就成了瓮中之鳖。鲍里·嘎吐正靠着汽车轮子上面的挡泥板，一看到他俩走过来，就发出戏弄的笑声，并冲着他俩喊：

“嗨，冒失鬼，连那些下流女人也把你们推开啦。”

那两个年轻人嬉皮笑脸地向他转过身来。鲍里·嘎吐装得像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嘎吐这个小伙子，鼠头鼠脑的，又矮小又瘦弱，干这种事很有一套。他们向他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炔，他们被后面来的两个人紧紧地抓住了，鲍里·嘎吐趁机在右手戴上一套特制的指节铜套，上面还安满了十六分之一英寸长的铁钉。他的动作准确、麻利，对准那个叫魏奈的小流氓的鼻子噼里啪啦地打去，魏奈被抓起来，提得高高的，离开了地面；鲍里抡起胳膊，对准腹股沟用拳头向上直击。魏奈给打得软稀稀的了；那个提着他的大个子“啪”地一下把他丢在地上。这一切用了还不到六秒钟。

现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克汶·蒙南身上，他挣扎着想呼喊，但从后面抓着他的那个人用一只粗大有力的胳膊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提了起来，用另一只手止住他的咽喉，卡得他连哼一声也不能了。

鲍里·嘎吐跳进汽车，准备开车了。那两个大个子把蒙南打成了肉浆。他们打得那么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简直令人吃惊，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归他们自由支配似的。他们的拳头并不像疾风暴雨那样乱甩乱打，而是有节奏的慢动作。仿佛每打一拳，拳头上都带着他们巨大身躯的全部重量；每一拳打下去，拳落处皮开肉绽。嘎吐从汽车里瞥视了一下蒙南的脸，已经不像人脸了。那两个人把蒙南扔下，让他躺在人行道上，接着又把注意力转到魏奈身上，魏奈拼命想站起来，并尖声怪叫地呼救。有几个人从酒吧间出来了。于是，那两人不得不加快速度。他们把他打得跪在地上，其中一个人揪住他一只胳膊猛地一扭，然后朝脊梁骨就是一脚。只听得“喀嚓”一声，魏奈痛得大叫，这时沿街的窗子都打开了。那两个人干得干净利落，其中一个用双手像老虎钳一样卡住魏奈的脑壳把他提了起来，另一个用巨大的拳头对准一个固定的目标“咚咚”地猛击。从酒吧间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插嘴。鲍里·嘎吐在汽车里又喊了一声：

“快上车，行了。”

那两个大个子跳上车，鲍里加大油门，汽车飞也似地逃之夭夭了。也许有人会描述车型，记住执照牌号，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来执照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偷来的，二来纽约市起码有十万辆“追猎”牌黑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