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季，怀往忆旧成了一大生意经。雪茄烟店门前摆设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个卖价达4000元之多，1938年发行的《超人》连环画报则售价400元。一位意大利设计师重新推广了丽塔·海沃思的服装式样，让他的模特儿穿着这种上身是衬衫下身是张开的裙子的服装，合着管乐演奏的摇滚乐的节奏漫步。大学女生甚至倒退得更远，穿上了1900年前后的长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钢架眼镜。箭牌衬衫展出了1906年的设计式样，赫兹广告公司的广告采用了古铜色的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们戴上了米老鼠牌手表。300多家电台重播了奥森·韦尔斯的《星球大战》，来庆祝万灵节的前夕。百老汇演出的一个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赚钱的——剧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剧《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星期，收入达35万元；票价高到每张25元；该剧主题歌《我要过得愉快》又流行起来。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设计。主角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和着“二人茶会”的曲调跳起踢舞时，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全都跳起来，向她欢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录第104期，并由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另写了一篇再版序言，这也是以旧取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图书馆会购买来充实参考书架，但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册1495元的价格，竟售出20万册之多。很快，一家“怀旧读书会”也到处开设分会，提供各种旧电影广告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汇编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儿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的传奇。南希·德鲁和哈迪·博伊斯的侦探也畅销一时。郎金交响乐唱片社出售题为“想起那无线电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队时代的伟大歌手”、“承蒙记忆”、“难忘的岁月”、“记忆中的岁月”和“大乐队时代的主题歌”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获利数百万美元。在这方面，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是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体声重录了许多摇滚舞名乐队的演奏，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利·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索恩希尔、莱昂内尔·汉普顿等，当然还有本尼·古德曼。

这种时代的心声是很明确的：美国人由于厌恶现时而向往过去。尽管197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这些事件的性质并未能使1971年的情况比1970年有所改善。后来的通货膨胀使得1971年的通货膨胀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感到简直难以想像。2月份批发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为17年来所未有。总的来说，生活费用在五年内增长了25%。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数字表明，重大犯罪活动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550万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动能够破案，现在的破案率却只有15。性病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淋病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但却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步调改变着美国的面貌。现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由于60年代农场主大量外迁，农业人口再次下降了40%。无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居住在汽车拖车里。改变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发展居民区商场。第一个这样的商场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外建成，在其后的十年里，市中心的零售营业额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国已有13万多个居民区商场，对美国闹市区商店造成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些含有不祥征兆的数字——尼克松政府是并不以为然的——已预示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已增加了四倍，用电量则增加了六倍。

那年对传统而言真是个凶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宣告破产。陆军部宣布，此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可以在生孩子后，继续服役。气象员派的一颗炸弹在一间男厕所爆炸，厕所就在参议院会议室的下边，使得整个国会山为之震动。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会学校关闭。《展望》以停刊来纪念全国杂志周。以制作高级羹汤闻名的美食公司，由于被新泽西州卫生当局发现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闭，一百二十多万罐奶油土豆汤不得不全部销毁。在伯克利市参议会，激进派获得了四个空缺中的三个席位。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不能因为被告付不起罚款而加以监禁，此后，“缴付罚款30元或坐监30天”的判决就再也听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园比较平静。肯特州立大学的影响明显可见。《花花公子》杂志对学生的意见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36%的学生讲“我现在是要抗议的”，不过即使这些人也还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亚日报》的一位投稿人写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堕落了，吸毒者的绝望感弥漫了大半个社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着新型的立体音乐……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却不是过着自己的生活。”密执安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厄利奇说：“许多学生都悲观失望，离心离德。”然而，厄利奇也说：“更多的学生则仍准备献身于社会变革。”和过去相比，主要的差别是，积极分子不再在校园里进行示威了。狂热分子(他们仍然为数不少)现在愈来愈集中到华盛顿去。使他们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的原因——战争——仍然一成未变。如果说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么，1971年便是老挝年。此外，这一年还打消了任何认为阮文绍总统统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残存幻想。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出现具有吉尔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剧式的情况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选举。那一次，阮文绍—阮高其这一搭档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有11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只获得35%的选票。阮文绍不喜欢那个结局。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丢了面子。这次可不能再那样了。于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以后希望提名的候选人必须先征得4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100名省、市议员表示支持的签名(如选择后者，每个地方议会议员的签名还必须由本省省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一个是阮高其，一个是有人望的杨文明将军。阮高其和杨文明有个君子协定：彼此互不妨碍。杨文明还说，如果察觉选举有舞弊情况，他就退出选举。舞弊的事果然出现：阮文绍的最高法院利用技术细节，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选人资格。杨文明一怒之下，带着证明阮文绍总统操纵选举的其他有关措施的证据，访问了美国大使馆，这些材料中有阮文绍通知各省省长收买选票，调动“那些不友好公务人员的工作”，以及投假选票的书面指示。杨文明于是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解释说，他不能“容忍这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其结果会剥夺全体人民实现民主政权的希望并阻碍整个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这样一来，阮文绍就没有竞选对手了，这局面使他高兴，却使华盛顿感到惊慌。在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议之后，越南最高法院顺从地推翻了自己的裁决，承认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还怀疑阮文绍给各省省长的命令，实际上已使竞选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竞选，把总统称为“滑稽剧的主角”。选举如期举行，这位滑稽剧主角获得943%的选票，其余为废票。阮文绍宣称，人民对他的领导表示如此“令人震惊的”信任，使他深感满意。但是，现在取得这种代价极高的胜利实在并不是时候。到了年底，美国驻南越部队的数目将下降到158万人，而阮文绍军队独立作战的能力却大可怀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老挝的一次军事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因为南越原想借此来大振军威的。为了证明越南化做法切实可行，16万名越南共和国部队奉命越过非军事化地区，沿九号公路进入老挝，切断了胡志明小道。这条神话般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供应通道，那时在某些地段已宽达50英里。在军事史上，策划行动的人还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机密的。在这次军事行动前的几个星期中，自负的驻西贡美国军官就对新闻界说明敌人只有两种选择余地：北越人要么必须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坚持战斗，而如果战斗，就会被消灭。为了宣扬这次行动只有本地人参加，在离老挝边界200码的九号公路上竖起“美国人员到此止步”的牌子。当记者指出这次行动的代号“杜威峡谷2”是个美国名字时，这个代号很快换成了“兰山719”。

一直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兰山719”号行动于1971年2月8日发动。第一批报道宣称取得胜利。军事记者只知道部队在缓慢前进，没有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接着就灾难临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个最精锐的师发起了攻击。在西贡，美国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兰德少将承认，南越的损失“比春节攻势时还要大”。阮文绍的所谓王牌军第一师的营指挥官们由于无法前进，请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里所说的：“美国司令部和白宫曾经宣称，越南共和国军在5月份旱季结束以前将留在老挝并占据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国军的高级军官不敢违背美国人的话。”

第一师的步兵惊慌失措，他们放弃了阵地，炸毁了自己的大炮，奋不顾身地披荆斩棘穿过丛林跑到美国直升机能够营救他们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国人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里，都看到越南共和国惊慌的士兵紧紧抓着直升机的滑橇。只是美国空中力量进行干预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灾难。这场为时45天的战役结束时，南越部队的伤亡超过了半数——3800人阵亡，5200人受伤。有八个营失去了战斗力。而胡志明小道的运输量实际上更增加了。尼克松于4月上旬，对全国公众说：“今晚我可以向各位报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评他的人，指责他侮辱了全国人民的智力。

美国的反战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此做出反应。4月18日，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协会于国会山下扎营，并且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慌忙组织了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又组织了另一个对立面团体——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要求尼克松抛弃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剑”。政府官员们责备新闻评论员没有为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和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进行大力宣传，因而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是，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闻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约有二十万名抗议者在华盛顿举行和平游行。下一周中，一个“人民院外活动集团”云集国会山和征兵司令部，拉住国会议员和兵役当局讲述他们的意见。到月底，由于“五一民众”组织的来临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动达到了高潮。这个组织，为了实现其公开宣称的目标——“阻止政府行动”，动用了国际公认的遇险信号。

“五一民众”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后来说法不一。该组织的领导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的理想象征。甘地肖像印在他们的小册子、标语、徽章和战术手册的封面上，这战术手册阐述了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对抗原则。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马路上扔破烂，在交通要道弃置汽车，或躺在汽车前面等等。一向以最为宽和在全国闻名的华盛顿警察，决定采用以温和的态度使抗议者反而为难，然而这种策略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于进攻性的反应。

尼克松选择司法部长米切尔作为他维护法律的战术协调人。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对他的妻子马莎说过，和平进军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国革命党人。后来，他在一次律师集会上，又争辩说，政府保护自身的权利必须高于人民保护个人秘密的权利。他当时选择的例子是说，他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得以不经法院的命令窃听私人电话。“五一民众”的骚乱，提供了在发生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米切尔如何执行法律的又一个例子。根据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须先填写一个表格，写明被告的姓名、罪行、执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面对12万～15万名青年人的闯入首都，其中许多人存心要中断华盛顿的交通，米切尔决定省去他认为烦琐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众”的前锋正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西波托马克公园听摇滚舞音乐会，忽然750名警官，头戴钢盔，挥舞警棒，将他们撵到大街上。两天后，开始了大搏斗。执法官员接到一项压倒一切的任务：保持交通畅通无阻。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大规模集聚的示威群众。突击队乘军用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随时准备袭击。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许多人是和平的纠察队员和旁观者。这是创纪录的。四天当中，总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监狱里容纳不下，关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场中用栅栏围起的露天牢营里。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调子，按着披头士乐队《黄色的潜艇》的曲调高唱“上帝保佑美国”，以及“我们都住在集——中——营里”。仅穿着一件薄雨衣，冷得发抖的斯波克医师也和他们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捕，罪名是“五一群众”的同谋者。他说：“我和华盛顿示威活动的关系，和我同国会爆炸或洛杉矶地震的关系差不多，对这些事我大概也会受到控告。”他在一阵扭打之后，才被抓了起来，鼻子受了伤，贴着胶布。他说：“伙计，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场所。”

国会的鸽派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对记者说：“愚蠢，无用的‘骚乱’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拥护者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付诸东流。”结果，法院批驳了这次逮捕，认为明显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预料到这种结果，但当时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认为执法官员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尼克松从加利福尼亚返回首都后，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他认为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说：“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工作也干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全同意这个看法。”米切尔说：“我为华盛顿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他们阻止住了一群蛮不讲理的暴徒，不容他们剥夺掉别人的权利。”接着，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徒。

大规模逮捕“五一民众”之后六个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不很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报道内容占内页六版的篇幅，一栏一栏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国的公报、建议、阐述立场的文件、电报、总统命令，全都涉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大概是各国政府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泄露机密文件事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编辑们表示，以后连续发表的部分还将透露更多的东西。

《纽约时报》得到的东西，原来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不久前，由他委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文件副本。报纸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些档案，是由35位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中包括兰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编纂工作就是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共250万字。内容全属机密，但不是军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现仍待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也不包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材料。麦克纳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国是怎样陷入越南的沼泽的。文件也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还回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年代。这些文件显出很多官员极为无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据文件揭露，在所谓东京湾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了关于东京湾问题的决议。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约翰逊决定在越南投入美国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所知，“没有人提出或公布什么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

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还没有时间过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参加这一研究工作，但他没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项目。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个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总统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材料存在。尽管这并不影响尼克松本人和他对这场战争的指导，但他十分恼火。他觉得政府能否保守机密是关系重大的。他认为，这次没有涉及他自己的机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次就难说了。况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却揭开了旧的疮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难堪的政府信用问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打电话给白宫，建议政府通过法院对付《纽约时报》。尼克松同意。米切尔给报社打电报，“客气地”建议不要再刊载了。他警告说，如果编辑们继续干下去，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罚款1万元，并判处十年监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诉的；因为这一泄密事件“对美国国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司法部长进行威胁的报道，还并排连续刊登了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来说，这胜利的代价却是很大的。白宫对他们两人的能耐突然不感兴趣了。过去一般都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现在却交给管子工里两个新升起的明星——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尔菲尔德被冷落了三个月之后，决定制定一项进行政治侦查的高超计划，并希望把这计划卖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这计划的代号是“沙地楔子活动”。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见米切尔。但是面谈并不成功。考尔菲尔德预感到会找别人去搞这项工作，而在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估计错——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宫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时，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声望在继续下降。总统的助理们由于越南战争无法控制深感苦恼，而这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他们彼此争论着如何最有效地扭转前一年秋季中期选举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选民政治情绪。有一点是他们全都非常清楚的：他们需要大笔的钱。幸而他们的情况要比债务累累的民主党好得很多。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着1968年未曾用掉的竞选经费近二百万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滩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笔竞选资金50万元。有趣的是，这笔款是以银行本票存入的，而这本票是他用现金在街对面的太平洋保证国民银行支行买来的。即使在当时，他已在采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来源，因为即使在当时，他就知道在未来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款项，许多都将是来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些款项的来路相继出现了。最早在3月份出现的是奶制品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来制作乳酪和黄油的牛奶——价格补贴和前一年一样，100磅仍为466元。奶制品工厂主采取措施要改变这一决定。3月2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业政治发展金库的向共和党行贿的运动费，并投入1万美元。第二天，奶制品合作机构的16名领导人被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与尼克松和哈丁相见。他们对总统和哈丁部长讲，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高的价格补贴。第二天，他们又为尼克松拨了25万元的竞选资金。第三天，哈丁就改变主意，把奶制品价格补贴改为493元。于是在共和党的银行账目上，这些奶制品工业的领导人总共添进了5275万元。

几星期后，又开辟了一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这几个人返回旅馆。利迪马上从那里打电话给华盛顿，告诉克罗说，干得“干净利索”——菲尔丁大夫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没有被抓住，尽可能说得体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诉白宫，他们的任务已完全失败。根据埃利希曼后来的证词，他当时不打算让他们再试一次。埃利希曼还有一个对亨特不利的消息，库什曼将军根据赫尔姆斯的指示，已经打电话来说，虽然中央情报局很愿意帮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它发生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四周都是装有白护墙板的住宅，红色的谷仓和银白色的高大的青饲料贮存塔的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占地55英亩，四周围以30英尺高带岗楼的灰色混凝土墙的监狱。监狱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黄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镇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纽约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机构”，但是并没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长文森特·曼库西的严厉管理下，院里没有什么职业训练，对犯人更少恻隐之心。稍微违反规章就给关进单身囚室——“包厢”。去囚室的途中在电梯里便会遭到刻意的毒打。一个月只发给他们一块肥皂，一卷手纸。如果他们在一百度高温，他们通常叫做“加尔各答黑洞指加尔各答的一所拥挤的监狱，据说1956年由于暴动，监狱里的英国囚犯一夜之间有123人被杀死。——译者”的金工车间干活，一天也只给25美分的报酬。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2254名犯人当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卒则全是白人。看守人员公开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监狱长曼库西对鼓吹民权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国最冥顽不化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并且是个凶兆，则是其中有不少属于一种新的犯人品种，即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好斗的黑人。事实上，其他监狱的狱长常常把闹事的自称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监狱来。他们来时，就偷偷带进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进行体育活动或做礼拜的时间，举行秘密集会，散发自己在牢房里写出的煽动性小册子。一个名叫“楞哥儿”查理斯·克劳利的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也得像男子汉那样死去。”有一首暗中传观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也别死得像猪猡，

我们被追捕并关在耻辱的笼牢，

发疯的饿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们的不幸命运开玩笑。

1971年7月，一个自称阿提卡解放派的好斗的犯人组织，给纽约州教养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德递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声明。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奥斯瓦德曾彻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监狱制度，赢得了刑罚学家的广泛称赞，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现职。他任职才只六个月，已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有争执。劳工节美国及加拿大法定的劳工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过后，奥斯瓦德给犯人放了讲话录音，要求给他时间，以便进行深刻改革。除其他问题外，他保证采用“有意义的通过职业训练恢复就业资格的办法，办职业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书刊”。

奥斯瓦德的表示也许失之过迟。暴动发生后狱警发现牢房的日历上9月9日这个日子全划上了大圈。7月，好斗的犯人已告诉奥斯瓦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加以戏剧化”，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改变了主意。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死在圣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饭时，阿提卡监狱的黑人绝食表示抗议。“那情景不可思议已极，”一个看守事后说，“没有人拿起饭盘或调羹，没有人吃东西。他们只是一个个列队走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们凝视着前方，一声不吭……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戴了点什么黑色的东西……这使我们惊恐异常，因为像这样的事情，要做许多组织工作，要有很强的团结力量，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组织得这样好。”

两个革命者(后来查明为主要领导人)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传播福音式的讲话，变得愈加刺耳了。他们都是纽约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装抢劫罪。布莱登和乔治·杰克逊一样，是自修的，学的是历史和哲学，由于在曼哈顿的“坟场”拘留所领导了一次暴动，被送来阿提卡。克拉克是从一所中等严格的监狱转送到阿提卡来的。那里看守说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这所牢狱”。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后他仇恨情绪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来看他，他说：“喂畜生，喂畜生，这里就是把我们当成畜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