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一二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徐佑珠

《人民摄影报》连续发表了唐师曾从海湾发来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人民日报》2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师曾的戎装照片。一名专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他的像片被几家报纸转来摘去，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

“唐师曾是怎么来新华社的？”

因为据《人民摄影报》介绍，唐师曾1983年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所以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1米83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三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联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档地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沦的大街小巷。晚上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时工作，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他整天东跑西颠，看不见他有安分的时候。摄影部办青年记者培训班，请他讲讲采访社会新闻的体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但从不见他坐下来准备，办班的人提醒了几次，果然准时上讲台，带着厚厚的讲稿还有若干张卡片。从中国讲到外国，从鲁迅讲到黑格尔，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有理论，有实践，令听课的老少同行折服。

讲课的时候，离他去巴格达还有五天，他在课堂上说，要去巴格达，要当卡帕，最好是单身男青年，别结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预见有巴格达之行，才没谈恋爱，甚至以为他会为事业抱独身主义，那可就上当了。

他刚来新华社那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当时两伊战争还没结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贝鲁特。他问介绍人，姑娘有尼康吗？她能去贝鲁特吗？具备这两条，我就同意。态度挺诚恳，气得介绍人骂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点傻。

装傻，是他应付难题的绝招，这招数到巴格达还真用上了。临战的巴格达，不许任何外国记者随便拍照，背相机上街被视为“违法”。老百姓不懂英语，他不会阿语，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国记者好朋友），说完这句话，就冲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样子和气，便朝他友好地挥挥手，不再纠缠。

在巴格达机场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又一次靠装傻得逞。军警命令所有记者列队进入一间屋子与德奎利亚尔见面。他俯首听命，规规矩矩，趁其不备，一个急转身，迈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秘书长一行，紧贴着贵宾往里走。这回真的是后有追兵，他却佯装不知，抢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联、共同记者望尘莫及的镜头。

有道是大智若愚。识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载《人民摄影》1991年2月13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