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疆界本身的阻隔感，在这穿梭过程中逐渐变得通透；而疆界与疆界之间的野地，也长出一些花花朵朵，可能不起眼，但，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

纪实影像导演《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作者张钊维

1970年代是台湾社会最动荡的年代，也是台湾文艺思潮发展与反省的年代。

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虽然在经济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面临迷失自我、饱受打击的困局。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到1978年的台美断交，以及陆续与日本等30多个国家断交，台湾社会呈现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蒋介石逝世。

台湾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逐渐浮现，开始对权力集团进行挑战。在动荡不安中，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大多选择离乡背井，而更多的人留下来，走上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自发唤醒民族意识的道路。大学生组织服务团，上山、下海、下工厂，知识分子掀起反对崇洋媚外、争取自强的民族主义风暴。1972年以陈鼓应、王晓波为代表的台大师生公开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台大学生郭誉孚血书”和平、统一、救中国”在校门口刎颈，使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激烈。

1971年因钓鱼台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保钓运动”，可以视为台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首度对台湾政治处境展开的集体式发言。在海外学子及岛内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下，”保钓运动”对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宣泄，对内则引发台湾横跨1970年代的思潮大论战。

文艺思潮总是紧紧跟随在社会思潮之后。

如果说19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狂热的西化之中，那么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属于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的觉醒期。强烈的失落感体现在文化上，促使人们努力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发生了”现代诗论战”（1972）、”唐文标事件”（1973）与”乡土文学论战”（1977），使诸多原本对现代派怀着一片虔诚的文学青年反戈成为乡土文学阵营中的骨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矿工画家洪瑞麟描绘矿工的画，学西洋绘画的席慕德绘制的风情民俗画，许常惠教授的民族音乐，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京剧改革等等均为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打开新生命的通道。1976年媒体大幅报道素人画家洪通与民间雕刻家朱铭，1978年”云门舞集”邀请陈达从恒春到台北，为新舞剧《薪传》演唱《思想起》的老台湾民谣活动，都使得台湾的本土文化逐步被重视并挖掘出来。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诠释，杨照的观点是：乡土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主义。”乡土文学论战”面临政治上的打压、查禁，终于消沉而告结束。

本土的画家洪通被美新处、艺术杂志、副刊等炒热之后，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洪通说——”到美国开画展”——本土化运动并未如先驱们想像的那样，这场论战没有赢家，现代派是没落了，而乡土派也如彭瑞金的感慨：”说来是有点矛盾的，拼命护守的阵地，敌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这场思潮大辩论，最大的收获是唤醒了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流行音乐方面，就是著名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虽然一些民歌手曾经表示，自己从事中文歌曲的演唱创作与保钓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大环境之下，民歌的发展却无法脱离台湾的历史环境独自存在。

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杨祖君语）。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读，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唱自己的歌”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所说的”大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亚来玩音乐”。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上，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解严”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

上篇：中国现代民歌一、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当”唱自己的歌”在许多人眼中，只是年轻人弹弹吉他唱唱歌的行为之时，很少人愿意正视，这其中曾经有着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年轻人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块土地上无限期待的一个社会活动——

民歌手杨祖君1975年6月6日，台湾大学生物学硕士杨弦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这场被视为”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演唱会，拉开了现代民歌运动的序幕，引发长达十年的音乐革命，而”中国现代民歌”这个提法也因此引起文化界的关注。

在这场演唱会中，虽然也安排了西洋现代民歌，但最受瞩目的是八首杨弦谱自诗人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诗作的创作民谣。杨弦谱唱了《乡愁四韵》、《民歌》、《江湖上》、《乡愁》、《民歌手》、《白霏霏》、《摇摇民谣》、《小小天问》。杨弦虽然不是台湾国语现代民歌创作的第一人，但因为这场意义深远的演唱会，他的作品得以流传，并被赋予”台湾现代民歌之父”的美誉。

据见过杨弦的人描述，他温文儒雅，总是一副清清淡淡、与世无争的样子。杨弦曾经说，”我本来就是个孤独的人”。他自小父亲早逝，又没有兄弟姊妹，忙碌工作的母亲没有办法带他，便把他送到华兴育幼院，这一待，就是九年。他的童年、少年时光都是在育幼院中度过，孤独的他唯有寄情音乐，并从少年时便开始创作。

上大学之后，他把对音乐的热爱与民族自尊结合在一起，开始有意识地写歌。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之前，杨弦曾经写过一篇《寻找一条沐浴心灵的清溪》，在这篇文章中说：”西洋现代民谣的传入已有多年了，年青一代也大都喜爱过这种节奏鲜明、旋律轻快的音乐。但由于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当一个中国青年在聆听、学唱，并咀嚼外国文字寻找共鸣之际，在感觉上总是会有一层隔阂的。反过来回顾我们本国的歌谣，艺术歌曲的风格和演唱形式一直不易在大众之间普及，时下流行歌曲又多为有志之士所诟病……”普及一种节奏鲜明、旋律轻快的可以与西洋现代民谣媲美的本土民谣，同时区别于艺术歌曲与时下流行歌曲的音乐，就是杨弦在试图寻找的那一条可以沐浴心灵的清溪。

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一个远远的记忆叫从前我是一个民歌手给我的狗给我的狗给他一块肉骨头江湖上来的该走回江湖走回青蛙和草和泥土走回当初生我的土地我的父我的母我是一个民歌手岁月牵的多长歌啊歌就牵得多长风到何处歌就吹到何处路有多长歌就有多长路有多长草鞋就有多长下游到上游河水多清凉多少靴子在路上街上多少额头在风里雨里多少眼睛因了望而受伤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我是一个民歌手我的歌我的歌敷在多少伤口上开门推开小客栈的门一个新酿的黎明我走进一个黎明芬芳如诗经茫茫的雾晶晶的露我是一个民歌手一边唱一边走一个新的世界我走进——《民歌手》词：余光中曲：杨弦唱：杨弦、许可欣”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并不是杨弦第一次发表作品。早在1974年，杨弦就参加当时已颇负盛名的胡德夫”美丽的稻穗”演唱会，他第一次演唱了谱自余光中诗作《乡愁四韵》的歌曲，并邀请余光中坐在台下欣赏。一种说法是杨弦的演唱”受到现场观众的欢迎”，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杨弦敢把那不能唱的诗唱了起来，又可以不理会台下有人在骂：干你娘，长江水是圆是扁，你知道个鸟！”（李双泽《歌从哪里来》）杨弦与胡德夫却因此萌发举办”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想法，并在1975年促成。演唱会前半场是英文本土创作部分（辅仁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赖声川与台大外文系肄业的胡德夫都是参与演出的歌手），后半场就是杨弦的个人创作发表会，所有作品均在一年内完成。

关于1974、1975年这两场演唱会的意图，杨弦曾经表示：”从尝试写曲到《乡愁四韵》的完成，而至将曲子发表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觉得在一个西洋歌曲演唱会中，突然给听众一首中国文字的新旋律，对我而言是件很新鲜的事，对观众来说也许会有新的震撼，完全是抱着一种姑且试之的心情去做这件事……在1975年演出的中国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这时我就有比较严肃的心情，希望借着歌谣的形式，将反映现代人思想的现代诗以旋律来传达，表现。”（林纯玲，1980）之前对此场演唱会的宣传重点是以发表”国语的创作民谣”为主，赠票的对象也是以文艺界人士居多，这也是它被视为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乡土文化运动生力军的最大原因。杨弦通过对民族音乐的追寻，不仅赋予作品更多的民族色彩，使民歌结合民族主义的热情，成为一场文化寻根的运动，同时满足了年轻人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欲望。以余光中的诗作入词，呈现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中国的怀想，演唱《民歌》常常令他感到”一种长久被压抑，渴望挣扎、突破的力量在贲张，唱到后来，激动得快唱不出来了”（黄宗柏，1977）。

”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除了演唱诗人的诗作之外，还邀请舞蹈家刘凤学为其中的《小小天问》编了一支舞。这并不是一场以歌曲形式来表现现代诗的演唱会，虽然诗人余光中特地从香港赶回台北参加这场盛会，并在歌手们唱《乡愁四韵》的时候，登上台配合乐器朗诵诗作。对余光中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诗与歌的婚礼”；对杨弦来说，”这是在西洋音乐、国内的艺术歌曲及流行歌曲之外的，歌谣上的另一种出路，是对诗人和音乐工作者的一项有意义的挑战”；对观众来说，他们的感觉则是，”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歌可以唱了”。（黄宗柏，1977）余光中的诗加上杨弦谱的曲，在各个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下，这场民歌演唱会赢得了两千听众的热烈掌声。恐怕大多数人最早听到的《乡愁四韵》都是罗大佑的版本，杨弦版的《乡愁四韵》是在罗大佑之前，而罗大佑自己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也没听过杨弦版。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这场标志民歌运动开端的演唱会以及杨弦后来推出的个人专辑，均未引起还在读书的罗大佑的关注，事实上罗大佑对民歌运动尤其是校园歌曲持相对怀疑的态度，这将在后文提及。杨弦作曲的《乡愁四韵》采用了合唱的形式，和罗大佑那种淡化旋律突出歌手人声的方式虽然不同，却各有回肠荡气的韵味。

在2002年的民歌纪念活动中，蔡琴说当年还是学生的她也曾经到中山堂听过杨弦的演唱，”我们当年对于民歌的痴情，比现在的追星族更死心踏地”。另一位民歌手赵树海则说，当年他在当兵时，在电视上听到杨弦的歌声，激发出创作才能，他笑说：”杨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因他而写歌，从此改变了人生。”杨弦唱歌时喜欢身穿唐装，”那一派风范啊──”当年也是歌唱青年的导演赖声川回忆道，”没有人能比，所以，每次只要一看到杨弦出现，大家就自动闭嘴，场子让给杨弦。”2006年，在赖声川与杨弦都在场的时候，我核实这句话的真实性，赖导笑着说：”当年杨弦都是独来独往的，我们都是在玩音乐，但他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所以，他一来，就把场子让给他好了。”6月的演唱会后不久，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出面支持杨弦制作唱片以及发行事宜。1975年9月底，唱片以”中国现代民歌集”的名称公开出版，除了收录演唱会的八首歌之外，还加了一首也是杨弦谱自余光中《莲的联想》诗集中的《回旋曲》。这张专辑首版一万张在三个月内售完，至第二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已达三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在1995年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的评选中，也是以《中国现代民歌集》这张专辑为评选的起点，而此唱片在其中位居15名的位置。

洪建全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11月，创办人洪建全先生基于关怀社会的理念创办了此基金会，由洪敏隆夫人洪简静惠女士运筹帷幄。创办之初，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出版、公益等活动从事长远且不易推行的文化扎根工作，以”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福祉、建立一个人文社会。”面对台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基金会持续坚持原创精神，积极主动地响应时代潮流及社会趋势，出钱出力，并从参与中体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使命感，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文化推广工作。

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在民歌运动的初期起到了很大的推广作用，其在后期亦开展过一些活动，是民歌运动的推动组织之一。据洪简静惠回忆，当时基金会根本没有出版唱片的经验，只因为她去听了觉得很喜欢，也认为很有时代意义，就向基金会创办人洪建全提议帮杨弦出唱片。洪建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歌，也从来没听过民歌，只因对她的全然信任，并深信这对社会是好的，就很快答应此事。

对于在民歌运动中扮演过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洪简静惠与陶晓清一样谦逊。”基金会只是出了一点小力，却让有才华的人，创造出民歌时代。”她认为，杨弦在民歌历史上虽然出现短暂，但其后续影响却很澎湃，因为杨弦带给台湾年轻人希望和可能。

琴声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雨中我是垂死的泳者曳着长发向你游泳音乐断时悲郁不断如藕丝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泳者只为采一朵莲一朵莲影泅一整个夏天仍漾漾仍漾漾仍藻间流浪仍梦见采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你是那莲仍立在雨里仍立在雾里仍是恁近恁远奇幻的莲仍展着去年仲夏的白艳我已溺毙我已溺毙我已忘记自己是水鬼忘记你是一朵水神这只是秋莲已凋尽——《回旋曲》词：余光中曲：杨弦唱：杨弦…………………………………………………………

二、我们的歌”我们的歌”演唱会上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而且年龄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青年已从两个极端——”崇洋”和”伧俗”——的夹缝中，破茧而出，尝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只有这些歌中，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实——

作家柏杨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有人称杨弦为民歌之父，我却认为一向鼓励民歌运动的陶晓清，可以称为民歌之母。”陶晓清18岁就步入广播界担任主持人，见证了台湾的民歌运动甚至国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2000年，陶晓清受到第11届台湾金曲奖的肯定，荣获”特别贡献奖”。

杨弦曾经说过：”民歌之父，就是办的事不多，真的有贡献的是后来更多的创作者。就像一个家庭里，大部分父亲不做什么，真正辛苦照顾小孩的都是母亲。”陶晓清亦是”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受邀观众之一。当时在台下的还有《滚石》杂志的段氏兄弟，演唱会结束之后，段钟潭对陶晓清说次日会在余光中教授在厦门街的家中举办一场名为”现代诗人?民歌手对话录”的座谈会，除讨论演唱会之外，并试图寻求进一步推展的可能，希望她也能去。

据陶晓清的回忆——”就这样，我认识了杨弦、余光中与《滚石》杂志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杨弦的专辑出版后，我也在同一个单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之下，策划出版了三张专辑——《我们的歌》第一、二、三辑，找来当时创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这些日子，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主业电台节目主持之外，制作音乐会的乐趣比制作唱片更多。”此次座谈会，出席者有余光中、杨弦、陶晓清、胡德夫、段钟潭、林文隆，据曾慧佳《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记载，讨论歌词的意境以及如何推动民歌使其广为流传时，曾有如下的对话：段钟潭：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流行的问题。我想请教杨弦先生，如果这些歌真的流行的话，是否会影响它的价值？杨弦：我当初作这些曲子，并没有完全考虑要它们流行起来……这些作品，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流行，也许题材会受到限制。

陶晓清：通常一张专辑唱片上的歌，并不是每一首都能流行……我想，要看看一些唱国语歌曲的歌星是否愿意多唱这些歌。

余光中：站在艺术的观点来看，这些曲子当然很好，但流不流行，就很难下评语了，这和诗有很大的关系。我当初是写诗，不是写歌词……这八首歌，和现阶段社会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将来我们再来写一些比较流行的，和姚苏蓉之流别别苗头，写一些和台湾日常生活有关的，譬如说，写联考、写毕业、写当兵回来……陶晓清：女朋友变心了！余光中：写一些打动所有十五岁到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心的，我在写这些词的时候，和写诗就不一样了，可以不必考虑文字本身的深意……黄宗柏：……要流行起来，主要不在歌本身，而是技巧的问题。

陶晓清：……话说回来，时下的国语歌曲也并不是完全能够听得懂。

余光中：国语流行歌曲毛病也不少，除了音乐本身不好以外，歌词本身也无社会意识……陶晓清：我觉得”净化歌曲”不是应该对一般听众喊的，应该是对唱的人或作曲的人喊的，如果一般节目制作人、歌星、作曲家先净化自己，节目自然跟着净化。

段钟潭：我想如果我们能努力使这些歌曲广为流传起来，也许能为”净化歌曲”起带头作用，慢慢使国语歌曲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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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76年之交的论战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民歌”的活动就慢慢沉寂下来，幕后支持的洪建全基金会也没有继续推动相关活动的计划。以杨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并举办了一系列发掘歌手、演唱会、座谈会、平面专栏、电台节目、制作唱片等相关活动，几乎都是陶晓清一人在主导与推动。

1976年底，陶晓清受邀为新亚餐厅制作一个给年轻人的现场音乐节目，因而有机会深入地与台北”跑江湖”的歌手接触，在这些歌手当中，有一些已经创作了中文歌曲，并曾在走唱的过程中演唱过，陶晓清因而萌发出为这些歌手及歌曲制作一个带有实验性质的演唱会的想法。年底，在她主持的”中广”《热门音乐》春节特别节目中，这个演唱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包括杨弦在内的六位歌手。这个节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结果，很多听众反映他们很喜欢这些清新的作品”。陶晓清在3月10日在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公开演唱会，”很多听众来信要求在中广节目中播出中国现代民歌，要求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于是，自5月起，陶晓清每周六次六个小时的《热门音乐》节目，每个月有一个钟头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民歌”的时间。到6月，变成每月两次，7月增为三次，到8月变成每周一次，到11月则增为每周两次，而《热门音乐》本身也增为每周七次七小时。

虽然这种繁荣与陶晓清原先设想的出版唱片、出歌本、开辟电台节目、设排行榜的推广顺序不太一样，然而听众的回响似乎已经超出她的想像。9月就已有六首歌经听众自动票选而进入原先是设给西洋热门音乐的《热门音乐》本省排行榜，到10月，前二十名当中就有十二首是台湾现代民歌，并且囊括了前七名。第二年，陶晓清就另外为现代民歌设了专门的排行榜。

现代民歌通过电台节目与一般听众（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互动并不仅止于此，在陶晓清的号召之下，听众们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录成卡带寄到电台发表，有时在卡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会受邀亲自上电台演唱录音。这一做法的一个直接作用便是在”新闻局”的歌曲审检制度尚未施行到电台节目之前，使每个潜在匿名的听众都有机会变成有名有姓的歌手。

关于选择的标准，陶晓清曾经说过：只要歌词平实，不犯严重的错误，曲子旋律不错，不是抄袭的，有吉他伴奏，就可以了。为什么评定标准放得这么宽？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在刚开始标准定得太严格，往往会抹杀人家的兴趣，令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参加，目前我们需要大量的歌曲，彼此比较，才能分辨良莠。

同时，以”中国现代民歌”为名的大型演唱会以及相应的座谈会也在稍后出现，整合中国现代民歌旗帜下的歌手以及广播界及文艺界（包括部分音乐界）的参与者，特别是7月的”中国现代民歌”和随后的座谈会，以及12月的”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基本上都是陶晓清在策划与推动。由她负责策划的《我们的歌》唱片第一、二辑也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三千张在12月初即售罄，随即再版。

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出版的《中国创作民歌系列——我们的歌》，自1977年10月起发行，前后共三辑。几位校园民歌运动初期的大将都在这里头留下了许多佳作，包括杨弦、胡德夫、吴楚楚、陈屏、杨祖君、朱介英、韩正皓、潘丽莉、任祥等等。

尤其是吴楚楚，即后来成立飞碟唱片公司并与滚石唱片共同主导1980年代台湾流行乐坛的音乐人，这位弹得一手好吉他并且嗓音独树一帜的歌手，留下的录音作品极其稀少，而最令人回味的《好了歌》与《你的歌》即是出自《我们的歌》。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地政系毕业的吴楚楚也是喜欢用现代诗入词的一位创作歌手，比如《我们的歌》第三辑中的《摆渡船上》与《行到水穷处》都是采用周梦蝶的诗作，而《好了歌》是直接采用了《红楼梦》中曹雪芹的同名诗。

吴楚楚在流行音乐界的地位，堪以”枭雄”来称谓（张钊维语）。2005年第16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颁予吴楚楚，其中甘苦是否得到了回报，唯一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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