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候才恐惧，可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恐惧极了。在黑暗中。如果我一直这么堕落下去，我就会永远都看不到光，永远都在黑暗中，我知道那是很恐惧的，还有无止境的痛苦，可我还是堕落下去。

我在夜深的时候洗澡，我闭上眼睛，我马上就感受到了恐惧，我开始尖叫，但尖叫也是无意义的。我对自己解释说，你闭上眼睛，恶会来，你不闭上眼睛，恶还是会来，所以，无论我闭不闭眼，恶都会来，

小时候我认为恶是一个固体，长得很丑陋，而且无所不能，到现在我才知道，恶其实是从心里来的，它有很多碎片，分散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很多时候人都被它控制住了。

我尖叫了，因为恶从心里出来了，包围了我，它使我变得不快乐，邪恶，攻击性，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即使水都进到我的眼睛里，让我疼痛，我也要睁大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亮光，就会安静。

很多时候我无法选择，因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争吵，一个很奴性，热爱利欲，另一个的脸总是离我很远，我看不见她，但她让我知罪，却宽容我所做的，可是我很茫然，我等待她们有个结果，可是她们争吵了二十年了，还没有结束。

——《是谁使我在深夜里尖叫》

每个女人都一样，很多年前她们清水脸，后来她们晒伤妆，再到后来她们粉红兔子妆，再到后来，她们裸妆，其实也就是清水脸。

我在最繁荣的步行街上找到了一辆没人管的三轮车，我坐了上去，开始看她们，我的目光跟随着女人们的颜色游移，她们有些是宝蓝色的，有些是紫红色的。我经常会为了看女人而上街，我喜欢看她们，她们有的很难看，有的很美。

对面的商场里挤了很多人，外面的人要挤进去，里面的人要挤出去，他们进进出出，快乐极了。很突然地，我对面的这些人，全部都消失了，我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商场门口，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她的桌子上摆放着凌乱的塑料杯，盛热八宝粥的罐缸，她埋头清点粥的数量，然后仰起脸冲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

我向她招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端着一杯粥，横穿马路，缓慢地向我走来，她很注意姿态。

五颜六色的八宝粥，杯子里有一把玲珑的小勺子，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粥，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我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

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气多么冷，她却穿着短裙，长出膝盖一小段的薄袜子，裙子和袜子中间露着一段真正的腿，天气太寒冷了，那段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她像一只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她的小皮包遍布了劣质皮革黯淡的黑斑点。

我捡到过那样的一只小皮包，里面有一个穷女孩子的全部，劣质口红，断了的眉笔，小圆镜，身份证，零碎钱，还有一张未婚证明，一切结婚要用的资料和介绍信，还有她的男朋友寄给她的分手信，那个男人说了很多很多借口，他说他爱她，可是他不能娶她。

我把那个小皮包交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都冷冷地看我，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冷冷地收下了，往桌上一放。我说，你们可以从她的身份证找到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包还给她，这些东西对她很重要。可是他们冷冷地看我，连收条都不写一张。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大小了，我二十岁，在C市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念三年级，现在我在放寒假，我马上就要念完书了，我会永远都放假。

我的青黄不接的二十岁，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

我也做不了青春活力了，我有一点儿老，十五岁的小女孩子叫我阿姨一点也不过分。

有一个男人很大声地问那个可怜的孩子，妞，冷不冷？

我猜测他从北面来，我们这儿从没有妞这个词。词汇很重要。

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

那两个男人很和蔼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南京男人只会说傻逼。

很多年以后我和雅雅在广州，我总是听到他们优雅地说，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后来我问一个广州男人，我说，你们说的那么长的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男人说，哦，就是够牛逼的意思了啦。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了，我在深夜写作，在白天睡觉，我会为了看一个人去看一部奇怪的电影，是这样，我为了能够看到窦唯而去看了《北京杂种》，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他，像我的朋友雅雅说的，他还年轻着，他还没有面对着一个女人猜疑他或者被他猜疑。

其实我在二十岁就看到了《北京杂种》的剧本，是雅雅辛辛苦苦抄的本子，那时候已经90年代了，我曾经劝她说，你应该去复印，手抄本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雅雅说她在行为艺术，她幻想手抄一万部电影的剧本，然后展览它们。当然现在她早已经放弃了。请原谅我们的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着。

我在四年以后看到了真正的电影，我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毛毛的女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卡子要求她做掉孩子，在雨中，他们争吵，然后毛毛失踪了，然后毛毛躺在手术台上，可是堕胎是一种罪，然后卡子走来走去，卡子抽烟，最后卡子找到毛毛了，孩子哭了。

其间崔健和窦唯不停地唱歌，崔健比窦唯唱得多，但是他没有窦唯帅。臧天朔爬在窗台上，他还是那么胖。直到结束，我还没有听到何勇唱《钟鼓楼》，我爱那首歌胜过一切。

电影有英文字幕，我看到他们把“牛逼”翻译成了“SOC00L”，我就笑起来了，我在想如果它愿意更换片名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的这个念头很蠢。

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有时间的，如果它一直被拖延着，就会变得不重要，或者要等到很久以后，它也许会被很久以后的孩子们喜欢；就像三十年前巴黎的5月，他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牛逼SOC00L。够牛逼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

真是有趣极了。

好了好了，回到我的二十岁。

可怜的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有很多目光在我二十岁的身体上游离，从脸上到腿上，又从腿上游离到脸上，我发现不再是我看她们了，而是她们看我，她们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光，有一点儿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的身体，让我像一只猫那么快乐和慵懒。

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她们是怎么过的？她们会抽烟。

她们可以睡到下午。她们也会读书的吧，她们会读席娟的还是张曼娟的呢，据说那些都是言情精品。也许吧。总之我的时代已经不流行张爱玲和三毛了。张爱玲不道德，据说她先同居，再结婚，道德的人们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汉奸，就更不叫同居了，而叫姘居。三毛死了，道德的人们说，她欺骗所有的人。

我不读那些，我要么读《西游记》，要么就读《汉字dBASE皿原理与应用》。

我看见有两个巡警向我走过来，他们靠得很近，显得很要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注意到我了。

我想我没有妨碍市容吧，我只是坐在步行街一辆无主的三轮车上吃了一杯八宝粥，我怎么了？

他们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我，一边窃窃私语，脚步开始快起来。我开始慌张，慌张极了。他们很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晦。巡警说。通常巡警是不会说这个词的，但他确实说了。

我仔细看他的脸，发现他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高粱。

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他穿着皮夹克，硬绷绷的皮鞋，他的肩上挂着一个难看的很像手提电话的小东西，上面拦腰贴了一条白色的膏药胶布。我看他旁边的巡警，他的肩上也是那么一个难看的小东西，却浑然一体的黑，于是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同桌把他的机器摔坏了，他一向是个潦草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他的同事看着我的脸，皱着眉，很忧愁的样子。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长得与高粱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就很放心，我继续坐在三轮车上，仰着头看他们。

我又想起了雅雅，雅雅说她在大街上看到她过去的男朋友，差一点吓死，雅雅看见他穿着制服，腰间别着电警棍和手铐很威武地在街上走，他也是一个巡警。

他对雅雅说了很多话。

你知道吗？在和你分手的的第二个月，我在训练中受伤，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我醒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寂寞包围了我，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的恨。

雅雅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抓我吧。

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雅雅的脸，雅雅慌乱地说，你不会抓我吧。然后我笑了一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有一米九吧，太阳光从他们的肩膀中间逃了出来，我闭上了眼睛。

事情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高粱，他们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但他却去做了警察。

电话联系，啊？他从口袋里拿纸和笔，一边左顾右盼，我猜测他在顾虑别人的目光，他不想损坏人民警察的形象，我知道，可我还没有介意呢，我在和他们互相凝视，然后我们说话，然后他拿出了纸和笔，别人一定以为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正被睿智的人民警察盘问。

他的同事神秘地笑了一笑，偏过了头，不再看我。

我没有和他联系，我病了。

大概是因为着了凉，我总是生病，我从一楼爬到四楼也会累，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骨骼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我在想我的将来。我会变成一个妮娜多姿的淑女，我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年轻一直坐到年老，我不午睡，也不喝茶，我不喜欢说话，我只会工作，工作就是运动。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时候我也同样厌恶运动，体育老师满怀激情地启发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刚跑完一千米后的休息！”我蹲在角落里，喘着气，我看见高粱年轻的面孔上滚动着健康的汗珠，他黝黑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美丽的光芒。

我想我爱上高粱了。

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也只是淡然地看看它，心如止水，它便失望地飘游一番，夺门而去。

我病了。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痛欲裂。下午雅雅来看过我，带来了一个饭盒，她得意地打开那只饭盒，里面是一只油腻的煎蛋，蛋白焦了，蛋黄还是稀的，上面重重地洒了一层盐粒。”

我亲手做的。雅雅说，我知道你生病以后亲手做的。我说我不吃。

雅雅看着手里的饭盒，脸色马上就变了。于是我不得不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拨弄那片金黄色的稀液。愉快地咬了一口。

好好吃。她温柔地俯下身，淡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雅雅真是一个美女。我望着她的背影甜蜜地想道，如果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会使很多男人撞电线杆，我们是珠联壁合的一对。

我认识雅雅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又同时考砸了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和所有的破落生们一起，被扔进了C市工学院。可是雅雅不来上课，她说与其念一个坏学校，还不如什么都不要念，雅雅跑到电台去，做了一个DJ。

当我坐在电脑前研究分支程序设计的时候，她却在电台如鱼得水，风光极了。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见面，也不通电话，但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很健康。当然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是出现了，难能可贵地显露一下她的手艺，随后她又会离我而去。

然后我就去开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笔会，我在我们省会城市的一家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个中篇，他们给我的起了一个好听极了的名字——本省中青年作家作品小辑。年终的时候，他们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看到他们的脸，同时也被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于是我必须要去，不仅要去，还要做出欣喜若狂的得宠模样。

我的头已经不太痛了，但我只想睡觉，我果真就在他们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

我开始知道，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会就是领导讲话，吃饭和娱乐活动，男人和女人由不相识到相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一种完全新鲜的状态下，他们眉来眼去，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总之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在别人的天空下做一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拖家带口消磨了人的激情，可是开会让人海阔天空，活力四射，只有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他们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向来如此。

我遇到了一个从我们城市走出去的男人，他总是给我们的城市丢脸。整个会议上我只看见他跑来跑去，献殷勤，讨好漂亮小姐。

最后他坐在了我的旁边。你说话的风格很像Fd国女作家萨同，他说。他就是那么念那个法字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法字是可以读成降调的，我想我要多看看港产片。

你经常看她的书吧。他把脸凑了过来，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只想睡觉，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睡觉。然后他放弃萨冈。开始叙述卡夫卡，他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卡夫卡是什么？什么是卡夫卡？那三个字迷惑了我，让我不知所措。

他怎么不去勾引别人？大概是因为我最小吧，或者我看上去最容易被勾引，他想用卡夫卡打动我？可是我不读他的书，我只读《西游记》，卡夫卡很难打动我这样的问题少女。

我茫然地看着他，做出一副很弱智的表情。

我看见美丽的徐娘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她们老气横秋。

卡夫卡倾过身子，口齿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女人并不一定要守身如玉，但是一定要守口如瓶。这是名言，他又重申了一遍。

女人们捂着小嘴儿吃吃地笑，但我不是一个徐娘，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表情就很弱智，我睁着大眼睛，我很茫然。然后我喝醉了。

我在酒精中回家，我摇摇晃晃地走过车站广场，我爬上了一辆奇怪的车，我发觉它实在是太高了，我的窄裙子束缚着我的腿，在我抬腿的时候，裙的开叉滑开，露出了我的腿。司机看着我，我不看他，我裹紧了长大衣，衣服的下摆终于严密地掩住了我的腿。

夜深人静的晚上高粱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吃地瓜干，现在它是天然食品，包装精美，有益健康。

你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

高粱，你有枪吗？我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说了。我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有。他说。

你有没有受过伤？我歪着头，川我美丽的牙咀嚼天然食品。

你不能说这种话。高粱在电话的那头抽烟，虽然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我听得见他抽烟时的喘气声，那是一种很煽情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连小偷歹徒什么的都没有碰上过吗？你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送迷路的小女孩回家？

高粱又抽了一口烟，烟草味道已经通过电话线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你今天晚上怎么不用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啊？

我今天在机房值班。高粱说，电话那头果然传来了电台的声音，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在说着什么，然后电话被打断了，我听到高粱也在用大嗓门说话，很快地，他又回到电话前面来了。

喂。他温柔地说。

你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说，你们警长知道了会给你处分。

沉默。我想也许高粱正在屏息观察着门。

高粱你怕死吗？我说。

我不怕，高粱说，可是我知道你很怕死。他小心地说完了这些话。

他的话使我心情坏透了。我的确怕死，怕得要命，我比谁都要怕死，我想起了我的学校，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高粱知道，我开始害怕，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提起往事，我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我做过的和我想要做的，他都知道。我有些沮丧。

我的小学，那时候有许多飞鸟和虫子，它们讨人喜欢地到处乱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坐在太阳下面，语文老师正在用难听的方言讲课文，他的眼珠灵活地在我们的脸上转动。我两只脚闲得发慌。书包带子垂在课桌下面，软塌塌的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就把脚伸出去踏在带子上，绷直了，马上就有了一种荡秋千的快乐。同桌的高粱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只纸管子，罩住了一只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

然后就下课了。

一只麻雀撞上了教室的玻璃，翅膀扑扑地响。坐在窗子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捉住了那个小东西。他挤眉弄眼地冲着大伙儿笑，紧紧握住那只恐慌的鸟，它正在拼命地挣扎。他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的两只小脚爪，然后很动情地冲着满教室正在欢腾的男生女生笑了笑，慢吞吞地把麻雀举过了头，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两片。他手里举着还在蠕动的鸟的大腿，血肉模糊。我的笑僵滞在脸上，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吐了一地。

我的头像书包带子一样软塌塌了，周围都是呕吐物发出的气味，高粱面孔阴沉地下座位，不情愿地去拿苕帚，他是当天的值日生。扫完以后他就从我的铅笔盒里抢我的橡皮，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头歪在了课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耐心地把我的橡皮切碎成了小块，然后又放回到我的铅笔盒里去。我恨死了他。

有医生要来给我们打针，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说，男生要打在脑门上，以后就变成白痴，女生打在肚皮上，以后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件事情，模样很诡秘，当然也有好心的女生告诉我，她们准备下午逃到隔壁横街小学去。

当然生不生孩子是无所谓的，那不是太重要的，只是打针会很痛，我打过针，我知道那种痛。

那个下午我还是去了。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校长正不知所措地在楼梯口徘徊，他好像并不想管我，我就一个人往教室去了。

教室里也空荡荡的，只有高粱坐在那里，我昂着头走过去，坐了下来，我们先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语文书，教室里很寂静，除了他隐约的喘气声，只有鸟清亮的呜叫声回旋在树丛中。

好像除了我和高粱，这地方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都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去了，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口。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上课，也没有人拿着针筒走近学校，我们都有点坐不住了。

我问高粱，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不怕。高粱说，又转过头看我，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又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撑着头看窗子外面的天，天空很晴朗。

他们要来给我们打针了。高粱说。

你怕死吗？我说。

高粱笑了笑，我不怕。他用力跳上了课桌，显得很威武。

我怕。我说，我怕得都在发抖呢。

那，我们走吧。高粱迟疑地说。于是我很快地就从教室的后门跑出去了，高粱紧紧地跟着我。我们来到了学校花园的一堵墙下面，墙上爬满了小蔷蔽花，只有红色和白色两种，墙的后面密密麻麻地成长着浦公英金黄色的花。

他们肯定是找不到我们了。我吐了一口气，开始放松。

整个下午我都在玩一种名字叫做《向前进》的橡皮筋游戏，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跳，累了，就在花丛中寻觅夜来香花籽，塞到裤袋里去，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种。

高粱已经翻到墙那面去了，那儿有一条河，里面的河泥黑油油的，散发出一种成熟了的臭味道，还有探头探脑的泥鳅，我看见高粱捡来了两根树枝，他趴在那儿捞啊捞啊，但他什么都没有捞到，只有河泥不断地溅到他的脸上。

然后我就升初中了。但是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我站在那张粉红色的纸前面，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的新班主任有着很慈祥的面孔，她的脸很滑，没有皱纹，她把我带进教室，我看见我的新同学们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盯着我看，窃窃私语。

然后他们很客套地鼓了一会儿掌。

我坐了下来，发现高粱坐在我的旁边，他文静地抿着嘴笑，现在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

我在操场上闲逛，上课铃响了，我在潮水般涌向教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撞上了一棵梧桐树，我有一种花在盛开的感觉。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没有立即地感觉到痛，我只是在看见自己流出来的血以后才哭了出来，鲜血像花一样绽放，铺天盖地。我模模糊糊地寻找我的同学，却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我躺在那里，觉得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好像要飞起来了。我想我要死了。

高粱发现了地上的我，那个时候我正紧闭着双眼，头上很奇怪地开了一朵红花。高粱抓住我的头发，扛着我的肩，把我从地上弄了起来，然后他从体育室里推来了一辆旧自行车，让我坐到上面去。我上车，低着头，把红纱巾拉下来盖住了脸。

高粱用力地蹬车，我的眼泪和血都蹭到了他的后背上。

医疗室里有张旧桌子，上面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陈血和不断新鲜的血给了这张桌子非常瑰丽的色彩。那个清闲的年轻医生用粗长的针缝补我的额头，尖利的针尖穿透着我的皮肉，我还没有任何的痛觉，我只是怕，怕血再这样流下去，我就会死掉。我发着抖，嘴唇惨白。

没事了。医生灵巧地穿针引线，安慰旁边显得十分着急的高粱。只是，剪刀放在哪儿了？他一手提着线头，一手到处翻东西找剪刀，高粱也到处翻东西，帮忙找。

哦，在这里呢。年轻医生看到了剪刀，他一挥手把剪刀上面的苍蝇赶走，然后细致地用剪刀剪下线。那根线始终长在我的额头上让我烦恼，当它被快速地抽走后，我知道我光洁的额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面有了一条隐约的疤痕。

语文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低着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命令所有的同学念课文，他走到我的旁边，脸凑得很近。我不敢抬头，我只闻到一种强烈的臭，从他的嘴里散发出来。

我的手无措地放在课桌上，那是一双白皙的小巧玲拢的手，现在它正在散发着热气，惊慌失措地动。一只粗壮的大手忽然抓住了那两只小手，粗糙的皮茧开始在柔嫩的手指上滑动。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但是我不敢发出声音，也没有挣扎，因为我很懦弱，我没有把手抽出来，我站在课桌的后面，倾斜着身体。我无助地看着他的脸，惊恐万分，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拼命地忍住，让滚烫的眼泪再变冷再回到身体中去。

我已经站不住了，头在晕，眼前有金色的花在旋转，天旋地转，我想只要我死去了，一切也都会结束掉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很怕死。

他在笑，眼白闪着光，那样的眼睛让我寒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上课，他是语文老师，但是现在他却抓着我的手。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动作开始粗暴起来，他盯着我的脸，反反复复地说，这个题目你怎么不会呢？这个题目你怎么不会呢？

高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埋头念课文，他看语文老师，看我，最后一直凝视着我的手，那双手已经没有了血色，像死去了一样僵硬。

老师，他突然说，你在干什么？

语文老师的手迅速地离开了，他恶狠狠地瞪高粱，眼睛里有火。高粱开始埋头看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很多女人都会因为这种童年经历而有了障碍，她们一遍又一遍地洗涤自己的手、身体，洗得皮肤都要腐烂了，她们仍然以为自己不干净，也许在她们以后的生活里不会再有健康的爱情了，很难。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警觉地逃开爱抚的手．但这不是她们的错。

我没有障碍，也许吧。我只是有一点儿恐惧。

我换了一只手拿话筒，展开另一只手仔细地看，手还是很漂亮的，温热细腻，在灯光下有淡淡的晕。

高粱你还记得你曾经拿小刀切碎我的橡皮吗？

有这样的事？我不记得了。他说。

那么高粱你还记得别的什么事情吗？

沉默。我的记性不太好，过了很久他才说，我都忘记了。

睡吧。他挂上了电话。

我睡了，甜蜜地睡着了，我想明天就和高粱约会。

我被雅雅的砸门声惊醒，她像一个泼妇那么砸门，她问我想不想玩新花样。

她站在我的对面，化着新鲜的妆，暗香浮动。虽然我很累，但我也是一个喜欢新花样的孩子，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年所有该结束的都结束了，新生事物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应接不暇。

我看见雅雅的背后，有一群男男女女正在探头探脑。

古怪的游戏，与战争有关。

我分到了一把枪，很像真的，我还穿上了防弹衣，非常不美。然后就开始了，他们飞快地进入了丛林，水泥和荧光粉做的热带雨林，在灯光下，也很像真的。我听见有人中弹，他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

我站在原地发呆，茫然极了。我亲眼看着雅雅向我走来，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她停下，向我开枪，我的身体很重地震动了一下，她消失了。

周围都是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我看见很多人在我身边跑来跑去，灯光发暗，每个人的脸都是绿色的，他们的牙齿闪着银色的光芒。我很茫然，我到处乱走，最后我找到一个角落，蹲了下来，我想我很安全，我不杀别人，别人也就不会杀我了。

可是他们找到了我，他们仍然向我开枪，他们射中了我肩上的小机器，它开始声嘶力竭地喊叫。

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雅雅帮我从电脑里抽成绩单，可是她嘲笑我，她说你穿那么窄的裙子，怎么跑得动？

如果真打起来，你早就死了。

我头痛，我对自己说，怎么办呢？我适应不了，如果真打起来的话，我不要自已被淘汰掉，尽管我跑起来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也许果真是因为我的裙子太窄了。

我想起了高粱，我想起来他有一把真枪，但是他的枪不可以用来玩乐。

雅雅拉我去看电影，雅雅说那是一个由Fà；国女人写的东方故事，自从我开过笔会，我就一直那么读法字。雅雅说那个女人的名字叫杜拉斯，她的故事叫《情人》。我说我不认识她，我不看萨冈，当然也不看杜拉斯，我已经看了几百遍《西游记》了。

我们没有脸红，我们二十岁，我们还是处女，可是我们看到了男人和女人***，一点儿也不脸红，类似的东西在我们的周围跳来跳去，我们熟视无睹。

我和雅雅一边吃非油炸类健康食品，一边讨论他们为什么做。雅雅说，那会很疼，因为她不爱，她只是为了钱，只为了钱，所以很肮脏，很疼。

可是他给她洗澡，他们会洗掉一切，血，钱，欲望，一切肮脏的东西。我说。

不对。雅雅说，有些东西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我点头，我发现这比《西游记》深奥，我一直想从孙悟空那里找到爱的痕迹，他怎么不爱女人，美女他也不爱，他谁都不爱，是有人限制了他的爱？还是他的理想限制了他的爱？

二十岁的雅雅和我严肃地讨论了钱与性的关系，在我们的问题少女的时代，我们讨论得很隐晦。最后雅雅说，总之，那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

我们对视了一眼，满意地点点头。

我在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所有年长的男人都喜欢给他的小女人情人洗澡，他们想要洗去什么？时间？或者罪？

然后就是夏天了，我仍然没有找过高粱，我想是因为我太忙了，我总是有很多书要念，我就像一只勤奋的虫子，不断地把东西搬来搬去。

我也不知道雅雅在干什么，我听说她有了新的男朋友。

她梳了两条麻花辫，戴着有黑色边的男式帽，她把帽檐压得很低，她穿着亚麻布的直简短裙，她纤细的腰际松松地系了透明的带子。她把脚架到栅栏上，然后我们城市里一辆漂亮的涂着彩色马匹的城市猎人靠近了她，就像神话一样。

我想一定是雅雅主动地吻了玻璃窗后面的年轻男人，虽然她是一个风光的电台DJ，她被所有听电台的男人性幻想，可她终究是一个小女孩。

我猜测雅雅坐在那样的车子里被安全带捆绑着，就像一只五花大绑还手舞足蹈的猫，必然地，雅雅和她的情人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会酿造车祸，她的情人的三根手指必然会被压缩成为两个？一个？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雅雅在一个小时之内爱上了她的情人，他们的爱情在高速公路上开始，超过140码了吧，车子盲目地向着前面飞，急切、没有目标地，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上了这路，慢也是慢不下来的。

出了这城市，你没有约束了，你的情人轻松地驾驭着你就像轻松地驾驭着车一样。你忘了你要的爱情了？你忘了你要的婚姻了？我们都知道从古到今钱权终是重要的，只是，雅雅你怎么忘了，你曾经对我说过那是一件多么肮脏的事情啊，原来你一直都是口是心非的。

直到一切都已无法改变，我才知道事情发生了。

我再也不会上街去看女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爸把我弄到宣传部去做了一个真正的机关公务员。我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所学的一切，除了五笔字型，它们全部都过时了。我越来越忙，我每天都穿着黑色的制服出人电梯口，我脚步匆忙，文件夹里装满了公文。

一直没有高粱的消息，他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我的传呼，我很担心他，我知道他一直都是很潦草的，所以我担心。

我爱上了高粱么？不顾一切地爱上他了？只是因为我在大街上见了他一面，我就爱上他了？还是因为那种爱陪伴着我的成长，所以我珍惜它。我不知道。

下雨了，天气潮湿，我给高粱打电话，这一次他消失得太久了，我想他又会在机房值夜班吧，他的运气一直都是很好的，他从没有碰上过不法之徒，也没有执行过特殊任务，他只是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过几年他就会平安地调去派出所，管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他们告诉我高粱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调到管理高速公路的路警队去了。那天天空很晴朗，阳光明媚，但是他和他的车冲出了高速公路，他们撞坏了护栏，栏杆很昂贵，他们撞坏了很多，他们滑行得极快，停也停不下来……

我放下电话，我开始颤抖，我又重新体会到那种要死去了的恐惧，但是再也不会有男孩子的眼睛沉默地看我，让我安静下来了。

原来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都没有逃脱过那种被遗弃被伤害的梦魔。我深深地怨恨自己，全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我知道他已经走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知道原来我所有的支柱都是他，原来我一直都是爱着他的，然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我疼痛，疼痛极了，我哭都哭不出来，喊都喊不出来。

他是我的初恋情人。

窗子外面的空地里，有我当年种下的夜来香，她们挤在钢筋水泥的中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夜晚的大空中，我看见星星向我眨眼睛，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