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双版纳、海南岛、张家界结过很多次婚。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双版纳，快进傣家村寨，导游小姐很神秘地告诉游客：傣族姑娘美丽善良可爱，但各位朋友一定要尊重她们的民族习惯。导游小姐说了一大堆话，很含蓄、很严肃、很云山雾罩。我几乎有些紧张，生怕自己不小心，冲撞了傣族姑娘。上得竹楼，喝茶听歌，旋即就有傣族姑娘款步上前，把红丝线搭在我肩上。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听讲解员说了：肩上搭了红线的帅哥，您一进门就被我们美丽的傣族姑娘看上了，她将同您喜结百年之好。同游诸君相视而笑，从白头老翁到尖嘴猴腮都成了帅哥，肩上都搭着红丝线。我不习惯玩这种游戏，可惟恐冒犯了傣家规矩，只好听凭导游小姐和傣家姑娘摆布。如此约莫五分钟，婚礼结束，花费一百六十元。还有几次遇上婚礼，我奋力拒绝，但反抗无效，硬被生生拉去完了婚。这是结婚游戏，大可一笑了之。可真实的婚礼呢？有去教堂门口仿西式婚礼的，有请当地土笑星插科打诨的，有租用花车满街兜风招摇的，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我有回赴熟人婚宴，听笑星司仪祝愿新娘：祝您像慈禧太后一样的有福气！新娘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却是一愣：这不是咒人吗？那拉氏二十七岁就成了寡妇啊！新郎也高兴坏了，他似乎真成了咸丰皇帝。我的暗自吃惊并不妨碍婚礼的热闹，依然是欢歌笑语，觥筹交错。

南方乡村，常常可见这种场面。谁家老了人，夜半灵堂里，录音机播放着哀婉的哭丧，守灵的人围坐桌前打麻将，或者会有高声谈笑，或者会有因出牌引起的争吵。死者遗像高挂在墙作壁上观，无奈地望着这个***不类的黑夜。南方乡村依祖上规矩，死了人必须有人哭丧，而哭丧不仅是习俗，而且是门艺术。各地哭丧都有其独特的旋律，哭丧用词也各有讲究。可现在熟悉这种习俗，懂得这门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有人请年岁长、懂礼数的人代为哭丧，慢慢就有了专门替人哭丧的职业。替人哭丧通常按时收费，点到付钱。既然成了生意，少不了有所计较。办丧事的人家为了省钱，便把哭丧录了音，翻来覆去地播放。哭丧毕竟还没到知识产权的地步，职业哭手多半也不属有维权意识的人群，白白让人家占了便宜。我是见过这种丧事的，灵堂里吆五吆六乱糟糟的，只有录音机里播放着别人哭丧的哀号，看着听着甚是滑稽。

寺庙的香火越来越兴旺，不管是名山大刹，还是无名小庵，总有许多执着的善男信女。南方香火最盛的当是南岳衡山，一年四季香客不断。有一年春节，我同几位朋友冒雪上山。山路已经冰封，几乎寸步难行。朝拜的人依然很多，中间自有不少虔诚的香客，而游客也多会去庙里供上一炷香。我并不是朝圣去的，可到了极顶祝融峰，也没有不供奉香火的道理。我烧完了香，鞭炮声刚刚消散，听得朋友们在旁边爆笑。一问才知道，他们许下的心愿，都是请菩萨保佑打麻将手气好。去年夏天，我陪外地朋友再访南岳，正逢某位尊神的吉诞，更是香客如蚁。南岳香客有专门的服饰，黑色布褂如苗家装束；亦有专门的朝香行头，小板凳上安有烧香的插座，既可用为佛事，也可拿来小憩。山脚大庙前，我的两位同游正在交换名片，他们不巧被一跪一拜、亦歌亦舞的香客围了一个圈，图案酷似太极八卦。太极图转瞬即逝，可惜没拍下照片，大家叹惋良久，只道这场面太有意思了。我每次去佛前长跪之后，都会随意做些功德。佛前敲打木鱼的僧人，虽然半眯着眼睛，那目光却有些扎人。他不设下连环套请君入瓮，就算大慈大悲了。

我这里描绘的是中国近二十年来随处可见的风俗画，画面里最抢眼的两大色块，就是娱乐和消费。婚姻、伦理、宗教、民俗，一切都可娱乐，一切皆供消费。如果不嫌太学究的话，这即是全球化的消费主义狂潮席卷中国的日常图景。普通百姓总是稀里糊涂就被某种思想或主义裹胁了，而最有渗透力的思想或主义，总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向民间灌输。“两个老太太”的故事，让中国城里人欣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观念。虽然这个故事城里人都讲得绘声绘色，我不妨在这里再作重复：一个中国老太太住在简陋的破房子里省吃俭用，往银行里存了几十年的钱，年老之后终于买了一套房子。老太太非常欣慰，说总算住上自己的房子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向银行贷款买了房子，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还贷，她老了以后非常欣慰地说，我终于还清了银行的钱，这套房子总算是我的了。结论是，美国老太太比中国老太太值！于是，不少城里人开始按揭买房、买车，似乎不按揭消费不时髦。自己有足够的钱也不把房款一次付清，理由是自己的钱留作更有价值的投资。我想资金运作的道理如果真的如此简单，要么就是政府和银行太傻，要么就是老百姓太刁。见事迟钝是中国比较典型的社会管理病，当中国出现大量“房奴”、“车奴”和百万“负翁”时，再来采取处置措施总显得效验不及。不管政府搬出多少马后炮，社会风潮早已是消费至上，娱乐至死。城里的住房越建越大，街道越筑越宽，广场越修越辽阔。有人研究说，中国城市越来越堵车，重要原因就是马路越来越宽。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是否有道理，但中国城市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因道路的改善而好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中国人只要不是懒汉，似乎都在奋斗。他们就像身牵绳索的纤夫，喊着同样的号子：要快！要大！要新！要多！要好！中国人能不着急吗？看看一年一度的富豪榜，巨富们的财富比小孩子吹气球还要快。千万、亿万、十亿、百亿，计算富人财富的数量级年年刷新，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扳脚趾头都早扳不过来了。世界顶级轿车宾利，普通版每辆也得八百多万人民币。我原以为这种轿车的最大销售国应是美国和日本，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穷了几千年的中国。山西煤老板团购悍马和别墅的财富神话，经常在饭局上听人说起，感慨系之，向而往之。有报道说，北京价值近四千万的最昂贵别墅，也是山西人买下的。还有一位南方富豪，在某城市的近海建造了飘浮式别墅，造价之巨外人不得知晓。因海上建别墅有违法律，每当警察干预，富人就雇巨轮把他的别墅拖往公海。海上别墅的材料极易腐蚀，必须不停地翻修，费用之大难以想象；仅仅是隔三岔五同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也不知要花多少钱。

人家都这么有钱了，你还能坐得住吗？我没能力就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做出调查，只能“见微知著”作些所谓的“文化观察”。记得中国八十年代以前，常见的酒店名称通常是某某宾馆或某某饭店。这些酒店名称很快就显得落伍，近二十年新建的酒店先是一律要加上一个“大”字，慢慢发现仅仅加一个“大”字还不够，还得加上“国际”二字。中国人办事，俨然都是国际视野。中国人走遍地球每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买回自己制造的东西做纪念品。这是个真实的神话，颇能鼓舞早就不太自卑的中国人。过去常见批评“求大求洋”，现在很多中国人“洋”似乎不屑一求了，“大”却是孜孜以求。房子的“大”，当然大到别墅。可别墅似乎还不够，开始要建庄园了。若依中国国情，应该禁止建造别墅，可前几年中国不少城市都号称进入“别墅年”和“别墅时代”。政府总是睡醒了才说话，等它开始限制别墅用地，无数别墅早已是“城市包围农村”。乡村在城市面前的退却，不光是土地的消失，还有土地上生灵的劫数。城里栽树，必须栽大树。无数在乡间默默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砍了头，被七手八脚地拉进了城里。慷慨的城里人在水泥地里挖出方斗之坑，把那些无拘无束的乡下大树圈养起来。中国人自古都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耐心和胸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却坚决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把省下的钱用作环境保护，用作慈善事业。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食用的食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种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管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物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已，还要律人。巴黎街头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种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欢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头。英国人做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轮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西方国家还有一种群落，被称作“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特菲。有一次，比尔·盖茨飞往印度做慈善，行李刚放进酒店就动身去查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喜欢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睡觉不喜欢盖被子。沃伦·巴特菲住的老房子是五十多年前买的，当时花了三万美元；他被称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美元薪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自己开着林肯轿车四处转悠。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出去做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然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不少美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部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危机的祸源。美国人把次贷危机不道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深受其害。美国不少从中国进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美国市场咬得很紧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濒临倒闭。美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美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欢拿美国人做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

明天倒下的是谁？中国老百姓初听“次贷”二字颇觉陌生，其实我们早就在吞食“次贷”苦果而不自知。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高，没有途径把这种危机向国际输出，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各家银行不知道发放了多少“次贷”。只不过中国过去的“次贷”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发放给了那些有着平庸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少数神通广大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如果严格按信用分级，都应该算是次级信用。贷款到了他们手里便有去无回，债务人拍拍屁股一了百了。无数没有冠以“次贷”之名的银行贷款，被贴上“坏账”、“呆账”等中国式标签，统统一风吹了。中国干什么事都自有特色，从各大银行剥离而出的“资产管理公司”，实则就是消化中国式“次贷”的揩屁股公司。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财政和金融常识，他们认为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一风吹了多少“次级贷款”，老百姓为此埋了多少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环保主义者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向未来的子孙租借的。可有位煤矿老板不这么看。我曾问过一位山西煤矿主：你们把煤炭挖完了怎么办？这位煤矿主哈哈大笑，把双手比划成篮球的样子，说：您急啥？煤挖完了，地球就变小了，还是个圆的嘛！我当时不得不佩服这位煤老板的幽默和急智，可后来我想他必定很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好比佛门公案，透露着某种玄机：一面是资源、环境、消费，确实令很多人忧心忡忡，一面是不少人仍在肆无忌惮地攫取和破坏，不仅毫无歉疚，而且洋洋自得。

民间有个故事，说的是叫花子和拾狗屎的人畅谈理想。叫花子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猪油炒饭！拾狗屎的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下的狗屎只准我一个人拾！穷惯了的人，向往发达之后肯定就是享受，尽管只是吃猪油炒饭和拾尽天下狗屎。中国人过去真的穷够了，有钱了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细想那些建私人庄园的，买私人飞机的，买下海岛做岛主的，同那两个想当皇帝的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猪油炒饭的份量更多些，拾狗屎的天地更大些。

中国人自古有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叫中国人不要再赚钱了，肯定会被会指为疯子；谁叫中国人不要太享受了，同样会被指为傻瓜。但是多年之后，子孙们抚摸着城市里的砍头树，也许真的会说：我们的前辈，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