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片与补充李雪健的名片与众不同，在通常标示职位、职称。或各类惊心动魄之头衔的位置上，只印了四个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于山东菏泽，离春节还差几天，其实属蛇。他不反对有些书上说他属马，因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属马，一定要坚持属蛇，除了添一份解释的麻烦外看不出于人于己还有什么好处。对身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他说情绪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绪不好就是一米七零。体重呢，平时是七十公斤，演上戏了就不一样，根据角色的身世可以大减。血型不能马虎，一贯是Ｏ。

李雪健的父亲曾任巨野县田庄公社书记，后调往贵州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李雪健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现都还在贵州凯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东，十三年在贵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务过农，上过学，做过工，当过兵，就差一项——没经过商。天赋李雪健表演才能，虽屡经坎坷，险遭埋没，但终于靠了决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门路，考进京城作了专业演员。并非一开始就有要紧的角色给他演，但一开始他就演得认真、用心，演战士、参谋、警卫员和交通员，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无足轻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松懈。自然不是胸无大志。现在有介绍说他是“三栖”（话剧、电视剧、电影）明星，此话属实，36岁本命年之际李雪健已把这“三栖”内的大奖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鹰”、“飞天”、“百花”、“金鸡”一项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铭是：好有好报；最喜爱的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电视剧是《夏天的经历》；最喜爱的演员是中国的石挥、舒绣文，和美国的卓别林；最喜爱的导演是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所满意的搭档是所有他的搭档；最向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向往的事情是演戏，演戏不能在家里演，想必这中间又有着他最大的遗憾和歉疚；他最爱的人理所当然就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家显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于海丹，５岁的儿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经历》之所以是他最喜爱的电视剧，与于海丹的主演有大关系；他的业余爱好是喝酒（二锅头）和下围棋，喝了酒没出息，话多，但他不会撒谎更不懂阴谋因而可以放心畅饮，不担心酒后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于无计逃脱笼罩在他头上的一朵光环，被光环笼罩比被乌云笼罩更让他别扭，尤其那光环偶尔放出些与艺术无关的光芒。除了“认认真真演戏”之外李雪健再无所长，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无奢望。

以上是对李雪健那张过于简单的名片的补充。观众和读者可能对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我无能把一个活人写全，故先以此“名片与补充”为观众和读者开放想象之门。以下要写的，仅仅是我对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为他撰写一份详尽的履历。

二、爱与羡慕十岁，李雪健随父母举家迁往贵州。他小我三岁。那么我十五岁那年被串联大潮卷过贵州时，他已经在那儿了。

那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我印象中的贵州，到处都有卖甘蔗的，串联大军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残渣铺满贵州的座座城镇。那时，很可能路边的一个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我不认识他。一群人在那儿大嚼，少年远远地看着，料定有人会把难啃的甘蔗头儿丢弃。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但自尊心成为阻碍，被丢弃的甘蔗头儿离他不远，少年不看它们但是清楚它们的位置。甘蔗的诱惑，使少年煞费心机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设计各种合理性，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赋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装作扎鞋带去接近那目标，他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那目标近旁然后蹲下去……终于把甘蔗头儿捡到，赶紧跑开，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皮，洗净，那东西确实难啃，得一小条一小条劈开，急不可待，但舍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他说：“未必没有。”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挫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我懂了。李雪健是怀着老百姓的希望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那一代农村干部的理解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焦裕禄式的热忱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艰难历史的悲壮感，来颂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泯灭的真诚、善良、和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尽管脚下的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崎岖坎坷，但理想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而且理想必定还要发展。

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影片并不成功。

李雪健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他说：“就是。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四、表演与生活李雪健最早饰演的角度是孙悟空。那还是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一群孩子迷着《西游记》，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变万化的表演才能正适合孙悟空。

他说：“可我身材瘦小，反倒总被‘猪八戒’打倒。”

童年的李雪健，舞动一根小棍，说一声：“变！”把木棍藏起来，从后腰里抽出一根筷子，再说一声：“变！”把筷子插回腰间，又从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这样，各种型号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中写着：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二年，在贵州凯里210厂业余文艺宣传队，代表作：舞剧《白毛女》中穆仁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擅长表演山东快书、相声、小话剧、小舞蹈等。一九七六年借调到二炮话剧队，又随二炮话剧队到总政话剧团，参加话剧《千秋大业》的演出，饰参谋、警卫员、打杂……

这是小兵儿李雪健第一次到北京，眼界大开，更深深迷上了舞台，心中暗发决心：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当专业演员。一开始运气似乎不错，“四人帮”倒台了，《千秋大业》剧组解散后，二炮话剧队决定在借调来的人中留下几个搞专业，其中有李雪健。领导让他先回贵州探亲，并通知原所在部队，小兵李雪健自然是心花怒放，一路欢欣鼓舞回到贵州。见了父老乡亲，大家都为他高兴，都说“从小就看着这孩子会演戏，有出息，看看，进了北京啦。”可是没那么容易，待他再兴冲冲回到北京时，他被告知，计划有变，小兵儿李雪健还回你的业余宣传队去吧。李雪健一声都吭不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吧哒吧哒掉眼泪，好多天都在借宿的地方看着一条晾衣裳的铁丝发呆。有人甚至担心他去寻死。幸得伯乐鲁威（即后来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导演鲁晓威之父）指点迷津，李雪健才考取了空政文工团，以致日后中国影坛上又升起一颗明星。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上写着：一九七七年，考入空政文工团，在话剧《年轻的鹰》中饰作战参谋，在独幕剧《换不换》中饰战士赵大刚；一九七八年，在话剧《丹心谱》中饰群众；一九七九年，在话剧《陈毅出山》中饰匪兵甲、乙、匪兵班长、后出演主要配角交通员……

这时李雪健又要尝尝从希望到失望的滋味了。《陈毅出山》要改成电影，李雪健第一个被导演看中。他激动得夜不成眠，这回可是演电影呀！这一下子在贵州的亲人就都能看见他演大戏啦！他甚至已经听见乡亲们的赞叹，已经看见了父母脸上的光彩，我们记得那是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力呀！好，试装，试演，李雪健尽心尽力，感觉不错，似乎希望正在成为现实，可到最后导演宣布被录用者名单时，却没有他。他只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导演说：“你长得老了点儿。”生性认真的李雪健，以为这是导演客气，他相信一定是自己演得不行。被选中的人要走了，要去演电影了，李雪健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伤心，喝完了饯行酒，他独自回屋，没干别的，流泪，憋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恨自己，还恨床单——把好端端的床单揉搓得差点成网。

《年表》上写着：一九八０年，主演话剧《九——一三事件》，饰林彪……

这是他成功的开始。他的同事说：“演林彪那会儿，李雪健走路的姿态都是林彪式的，常见他在院子里来回遛，犯魔症，脸色阴沉沉的。为演林彪他已经饿掉了二十斤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他说‘这样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当时的空政文化部长黄河说：“把这小子化妆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消息写道：“扮演林彪的演员与这位前国防部长非常像，他刻画的林彪是一个病态的有偏执狂的人，用假嗓子念着晦涩的格言，引起观众一阵阵轰动。”有一次演出后，王光美同志上台慰问演员，走到李雪健面前愤怒地不与这个“副统帅”握手。李雪健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而且高兴了：成功了。

随后是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年表》上写着：初登银幕，在电影《天山行》中饰指导员于海洲……主演话剧《火热的心》饰梁子如……一九八四年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话剧《wm——我们》中饰主要角色……在故事片《钢锉将军》饰将军李力，获广电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度“政府奖”……在故事影片《鼓书艺人》中饰主角方宝庆……在故事影片《大侦探》中饰主角杜义甫……在电视剧《李大钊》中饰李大钊，获第十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在我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中饰宋大成，获第十一届“飞天奖”男配角奖、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男主角奖……主演故事影片《焦裕禄》，获广电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0年度“政府奖”、第十一届电影“金鸡奖”、第十四届电影“百花奖”……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学会奖”……主演故事影片《四十不惑》……一九九一年，三次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天津、北京召开。

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我问过好多人，问过一般人，也问过内行。回答是：演什么像什么，一人千面，演谁是谁。不光形似，而且神似。不单单是性格的模仿，更要紧的是进人角色心里的世界。一位权威人士说：从演员的观点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角色的处境，而不是角色的性格。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在考虑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在考虑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演员在扮演角色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角色处境的反应上，这样，演员一旦进人规定情境，便能产生与角色类似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才能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来，否则就仅仅是某种僵硬的性格模型或脸谱。我想这正是李雪健成功的原因。

但一个人要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凭什么能够体会各类人的处境呢？他需要的是临时去体验生活吗？到工厂去十天，到农村去半个月，看看清洁工人如何用扫帚，听听汽车司机常说什么俏皮话，观察一下盲人怎样点烟，是吗？

李雪健说：“这也是必要的。但要光是这样，演起戏来就仅仅是形似。但临时去看看，也许能引发你的联想，把你平时的生活积累调动出来。”

对了，有目的地去体验生活与几十年随时随地的生活体验，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几天、几个月对某一类人物有意识地观察，和随时随地无功利性的对生活敏感的觉察、对一切人设身处地的理解，是绝难相比的。

我问他：“你承认天才吗？”

李雪健：“当然。但我说不清天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呢？”

我说：“跟你一样，说不清。但是有一点也许不错。平常的生活从一般人身边流过去没有什么反应，但从一个天才的演员身边流过时却要被他扣留下一些不寻常的含义；一个普通人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一般人品不出其中的味道，但一个天才的演员却可能从中看出一个幸福的故事或一段苦难的历史，这可能取决于他天生的敏感，但必定是因为他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人，而这理解是出于对一切人的爱。”

李雪健说过这么一件事：他已经成了名人，有一天傍晚他骑着车急急忙忙去幼儿园接孩子。迎面碰见个老街坊，老街坊喊：“嘿，哥们儿哪儿去？”李雪健的时间排得挺紧，随便应了一声，脚下没放松蹬车。老街坊不乐意了，在背后叨咕了一句：“怎么着哥们儿，牛啦？”李雪健一听，不成，连忙调头回来作一番解释：“我他妈有什么牛的？我得接孩子去，这都快晚了。”老街坊转怒为喜，一挥手：“快去快去。”

李雪健说：“人家把你当哥们儿，不能伤了人家的心。我要不解释一下，我心里老得别扭。”

我想，要是让李雪健演一个那老街坊式的人物，他还用临时去体验生活吗？

很多人和很多书上都说，一个好演员，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这距离是什么呢？我想很可能是这样：前者仅仅是跟在生活和人物后面的模仿，尽管形神具似。后者则对人类的精神前途和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甚至是超前的领悟，因而他可以超越一个“似”宇。正如齐白石所说（大意是）：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真正的艺术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这话对一个表演艺术家也适用，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不一定完全地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相似，但他可以在似与不似之间让观众认可，他的表演并不拘泥于细部的真实，而更取胜于整体的震撼，让观众向往、感奋、有着不尽的回味和思索，甚至能引领着人们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维度，把人们的心绪带去更远的方向。

李雪健正在这个距离上走着，毫不松懈地跋涉。我以为他一直没碰上真正的好戏，是使他尚未有更大作为的原因。

五、李雪健与于海丹李雪健和于海丹的爱情故事，毫无传奇色彩。从同事，到恋人，到夫妻，直到作了父母，这期间二人必定有如醉如痴的互相的渴望，但均无类似《渴望》中那些惊人之举。他们俩在空政话剧团里相识。当时于海丹还在学员班，女兵是不准谈恋爱的，当然这纪律并不能消灭心里的渴望，只是说他们得悠着点，藏着点，熬着点，“注意影响”。想必是不能手拉了手逛大街的，坐在一块要保持恰当的距离，不能跟演戏似的，当然他们并不是演戏是真心地相爱。我从李培禹写的《雪健与海丹的故事》中读到这样一件事，不妨抄录于下：“于海丹要去陕西拍电视剧《流》，晚上的火车。她多想让雪健到车站送送她呀，可是不行，团里的领导偏在这时提醒李雪健‘要注意影响’。海丹一个人委屈地走了。

“一个月后，《暖流》剧组返京拍最后一个镜头：在北京站抓一个小偷。演小偷的群众演员临时没来，导演急得不得了。忽然想起让于海丹从空政话剧团找个演员来帮忙。‘小偷’连个正面镜头都没有，何况时间很晚了，又下起了小雨，谁肯来？

“电话拨到了李雪健那儿。这时雪健已是轰动全国的名演员了，他听到海丹的声音，说了句：”你等着，我去。‘骑上车就冒雨往北京站赶。恋人相见，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是先拍戏。雪健的功底自不必说，’小偷‘演得导演连声道谢。回到空政话剧团，夜已深了，大门紧闭。李雪健翻墙而入……

“谁知一位热心的记者以‘明星不要报酬，甘当配角’为题，把‘小偷’的事迹给捅了出去。这一下李雪健受到团里的严厉批评，其错误是：未经领导批准私自拍摄电视剧。为了教育他人，还让他在大会上作检查。海丹后来才听说此事，她知道，自己不追问，李雪健是永远不会对她提起此事的。”

李雪健和于海丹结婚时，好友王培公书赠的条幅：“梅花雪中见，珊瑚海之丹。”李雪健曾叫李雪见，梅花，既指他刚刚荣获了“梅花奖”，又隐含了他苦寒的经历与坚韧的意志。这海之丹呢，很难一言蔽之，慢慢体会。

于海丹比李雪健小三岁。但当李雪健还在剧团里跑龙套，于海丹早已走上荧屏。著名导演田壮壮执导的电视剧《夏天的经历》，曾大为轰动，其中的女主角便为于海丹所饰。可现在她在全国妇联图书馆工作，改了行。因为什么？不知道，或者说不明白。但这事发生在话剧《wm》未得公演之后。

八四年李雪健在话剧《wm》中扮演主要角色之一。这戏我没看过，因为终未公演，剧情我也不了解，故此戏到底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在此戏中李雪健表演的成功，已得到话剧界同行的认可。但不知为什么，从《wm》之后，李雪健又开始跑龙套了。龙套需要有人来跑，李雪健可以在风雨之夜不要报酬去演那个“小偷”，他当然不认为这是掉价或“跌份”之事。但是接着，团里上演新剧目仍然不用李雪健。一个有才能的演员总去跑龙套就很不正常。再接着，正常排戏的于海丹，也不明不白地从主角位置上给换了下来。再接着又发生了一些想不到的事……李雪健决定调离。但团里却又不放他走。在这儿不让你干，要走又不让你走，这样的事并不陌生，但一时还弄不清这算什么主义。李雪健从小想演戏，一辈子爱的是演戏，不让他演戏他说不定得死，僵持不下，最后团里竟提出：要走，夫妻俩一块走。此时于海丹正怀着六个月的李亘，她对丈夫说：“没什么，我和你一起走。”这样，这位青年女演员，正在表演的黄金年龄，却不得不离开舞台。

李雪健为此常常感到歉疚，于海丹安慰他：“得得得，别瞎想了，其实我也没为你牺牲，我不是也挺好吗？”现在李雪健常常外出拍戏，现在主要是于海丹支持着这个家，现在李雪健最向往的地方是这个温暖的家。现在当成群的记者围着大明星李雪健，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李雪健回答：“有机会，我想和于海丹合作拍部片子。”于海丹在一旁补充道：“要演一对夫妻。”

我问李雪健：“对爱情，你怎么看？”

李雪健说：“我和于海丹常常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是爱情？说起来挺复杂，我只知道爱情是互相的，爱情是有代价的，是有责任的。一见钟情的、疾风暴雨式的，我觉得那多半是动物性的，是***，还不能算是爱情，爱情主要是感情，不是冲动。我跟海丹说，我心目中的爱情是什么？譬如说，是一对自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互相搀扶着，过马路。我说这是真正的纯洁的爱，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两个人依然难舍难分，这时候性冲动可能很少了，但是感情更深，爱得更深了。”

李雪健说：“有时候海丹我们俩开玩笑，说有一天，比如说有一天，海丹说我跟别人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有一天，你要是跟别人走啦，嗯——，我可能得有那么几个月痛苦吧，然后我就再找一个。海丹说，你就这样呀？你就是这么个人呀？我说我就是这么个人，你已经不爱我了，我还傻糊糊地等吗？”

我说：“那么，要是让你演这么一个傻糊糊的人，你能演吗？人家把他甩了，可他仍然似疯若痴地等着，让你演这么个角色你能演好吗？”

李雪健：“能。我能。我能理解这样的人。我准能演好。”

我说：“这人不算明智，但挺美。”

李雪健：“是。是很美。”说到这儿李雪健垂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我自己可能也这样，要是于海丹走了，我可能受不了，我可能就这么一个人谁也不找了。”

我提醒他：“这是假如，老弟，别当真，于海丹没走。”

六、好人与好报《渴望》正火的时候，领导接见《渴望》摄制组全体人员，知道大伙的生活都有不少困难，便发话说：“大家提要求吧，除了房子没有，什么都可以提，尽量解决。”机会难得，大家纷纷提要求，各种各样的渴望。李雪健提的要求是：给他一套《渴望》的全本录相磁带。这一要求提醒了领导，领导说：“这是应该的，每人一套。”得，李雪健等于什么都没提。

李雪健说：“有的人真是有困难，有这么个好机会就提呗。我想了半天，发现我真是没什么特别的困难。过去有困难的时候，又没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要了一套《渴望》的磁带。”

有人问他：“你现有多少钱？”

他不保密：“连到手的和没到手的，三四万块吧。”

说明一下，这其中有一万八是他早些年慢慢攒下的。省吃俭用，这一万八他存了八年了，朋友们都笑话他，他说我没有多少要用钱的地方，挣点钱就是给我儿子留着，等我死的时候给他。朋友们又笑他：等到那时候，这一万八变一块八啦。这么个大明星，真是不大会挣钱。

他说：“我不是不想挣钱，我也挣钱，但是我不挣不应该属于我的钱。我出多少力，挣多少钱，心里踏实。心里踏实，才能去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以后还得演戏呢，那是大事儿。我不想为别的事把自己耽误了。名与利，我看重名，当然不是虚名，徒有虚名心里也不踏实，所以我得集中全力把戏演好。”

其实佛也重名，佛，谁说他是欺世他也要争辩。雷锋也重名，你说他是自私自利他也不干。我不相信有人不重名，谁要说他不重名，那么就请他去做尽好事得尽坏名试试看。为了美名去做好事，世界会变得更可爱。唯重虚名者，可怜，可憎。

李雪健说：“钱嘛，我也不恨钱。不过我的钱也不算少了，够花的，不算是穷人了。再说我觉着我还能演好些年戏呢，以后不是也还能挣钱么？我现在最渴望的是碰上好剧本，演好戏。”

认识李雪健的人都说，他这人老实、随和、忠厚、谦虚，不错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感到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意志坚强，决不是说能够控制别人，而是说能够把握自己，不是说总能够左右逢源常胜不败，而是说任何时候其信念不移信心不摧。如今多少人被钱勾引得神魂颠倒，多少自称成佛人道者终于暴露出不过是财神的门徒。财神好像也不是个坏神，至少我是不想得罪他。发家治富对贫困的中国人来说，是个美丽的方向。但是有件事无论什么时候都比发财还要紧，那就是精神的富足。对李雪健来说，这精神的富足，就在乎人格的愈益完善，在乎艺术的更加完善。

“你真的相信好有好报？”我问李雪健。

“是，我相信。”他说，“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我相信好人一定能有好报，二是我要以好意报答好人。”

我说：“你要报答哪个好人？”

他说：“其实人都挺好的，都不容易。”

我说：“可是，现实生活中，好像常常相反，至少不是所有的好人都有好报，譬如焦裕禄。”

他说：“焦裕禄怎么没有好报呢？他没有昧着良心当那个官，死的时候心里舒坦，这就是好报。”

我：“那么你。图什么好报呢？”

他说：“其实我这个人自卑得很，老觉着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也不好，怎么办呢？除了自己知道自己尽心尽力地干了，真心真意对待别人了，就没别的办法。所以我就希望自己真的是这样，任何时候自己问自己，心里都不含糊，心里高兴、舒坦，这就是好报。”

李雪健是在以真诚和实干在超越自卑，他所要求的好报是精神的快乐，可见此人非常明智，因为真诚和实干恰是自卑的大敌，而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任何行为和事业，本无失败可言。李雪健非常可能成为最幸福的人。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