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Ondiassezcommunemen

Quenparndecequelonaime，

Toujoursonpaneeloqhemmen．

Jenapprouvepoincesyseme，

Carmoiquivoudraiencejour

Vonsprouvermareconnaissance

Moncoeuresoubrundamour，

Emaboucheessanseloquence．

法语：有人说，谈起心爱的人总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我认为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今天我想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但我的心被爱情燃烧，我的嘴便失去了娓娓动听的辞令。但是，无论哪种文字，即使是俄文我也不会读和写。

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磨她，但是因为她擅长烤肉面包，所以就派她当家里的面包司务和教堂里的圣饼司务。总而言之，他俩的日子比别的农奴过得轻松点儿；甚至当月粮制取消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领到月粮，而且在宅子底层拨给他们一间房，供他们专用。

巴威尔穿着黄色的粗毛呢常礼服，系着洁白的领带，打扮得齐齐整整，来到课房里。他手里拿着一本识字课本和一根红色的“教鞭”。他教我用古音念字母。课本第一页上，用大号铅字印着“囗”，每个字母附有一幅相应的图画：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②，等等。接下去，字母一页比一页上小：字母后面有带一个元音的、两个元音的、三个元音的音节，然后是词汇，最后是一些完整的喻世箴言。识字课本到这里结束，巴威尔的“学问”也至此达到尽头。

古文，意即字母。

②是俄文头三个字母的古音。旁边画的囗，是西瓜，囗是老爷，囗是人名。

我很快读完了识字课本；象囗……这一类音节，我念得非常清晰，三周后，我已经能流利地念那些喻世箴言。

巴威尔报告母亲，说我学好了，当着母亲的面，我体面地通过了生平第一次考试。母亲很满意，但她接着提了一个问题；

“以后怎办呢？”

“以后听您的吩咐。”

“不是也得习字吗？”

原来，巴威尔虽然识得世俗文字的楷体，却写不来。他只会写题圣像用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行书……

这一天我又高兴又自豪。我不再象往常那样藏在屋角里，我穿房入室，四处奔跑，高声叫着：“囗”，吃午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好吃的食物，父亲抚摩我的头，当时客居在我家的两位亲姑姑也送了我整整一盘苹果、土耳其长角果和蜜糖饼干。平常她们只在命名日才送人这种礼品……

但是母亲却堕入了沉思。她原以为，她只要派定巴威尔照料我，交给他一本书，我的学习问题便有了着落，可是突然之间，刚开了个头，她的算盘便打错了……

然而，她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女人，这件事也没有难倒她。她想起大孩子们留下的书本、拍纸簿，其中也有习字帖，于是她立刻拿出这些破旧的学习用品，一一翻寻。找出习字帖之后，她亲自在纸上划好格子，叫我到她卧室隔壁一间房里，让我坐在桌旁，由她尽其所能地教我运笔的方法。

“嗯，这是竖笔划……照着样子写吧！先学竖笔划，以后再往下学，”她说着走开了。

我记得，这个自学习字的最初经历，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羽毛笔在我的手指间晃动；不时从我手里滑出来。墨水蘸得太多，不出一刻钟，画好格子的四开纸头已经弄得墨迹斑斑。我上半截身子不知为什么紧张得不自然地弯曲起来。此外，我听见母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喃喃自语着，一边继续翻阅课目纲要。一想到她随时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发现我的鸦涂，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我这样整整写了一个钟头，竭力牢牢抓住羽毛笔，尽量把竖笔划写得同我面前的习字帖上的笔划差不多。但是，由于用力过度，羽毛笔反而越发握不住。末了，母亲从她的卧室里过来，看了看我写的字，出乎意外，她没有生气，只是说：

“胡画了这么些竖道道儿！唔，不要紧，凡事开头难。你看你这一竖！看来，写竖笔并不那么简单，必须多写多练！要紧的是，笔不要握得太死，手指自然一点，身子也坐得自然一点，别弓着脊背。唔，不要紧，不要紧，别害臊！上帝是仁慈的！去玩玩吧！”

大约有三个星期的光景，我每天埋头苦干，一连受两个钟头的折磨，直到取得若干成果，方才罢手。羽毛笔晃动得不再那么厉害，手在桌上移动时不再那么笨拙了，墨迹减少了，一连串的竖笔划不再象摇摇欲坠的篱笆，而是相当的整齐了。一句话，我已经在向往描摹那种带圆圈尾巴的花体字了。

象对待我的兄长们一样，母亲也打算送我去住那个有八个年级和一个预修班的莫斯科寄宿学校。进预修班的要求非常有限。神学课——要求能读到《旧约》中的《列王记》，并且熟悉最主要的祈祷词；俄文课——要求能正确读出和写出词品的基本概念；算术课——要求会加减乘除。至于地理、历史、外语，一律免试。母亲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是否送我进预修班呢？这只须把邻村利亚包沃的一位神甫请来，在人学考试前是来得及帮我补习这些功课的。

但是，如果送我上学，便不得不为我付出一大笔学费：九年中，每年要付六百纸卢布。这样一想，她便吓坏了。她一算，总共要花五千四百卢布，数目太大，她愤愤地啪啦一声将算盘珠一拨，气冲冲地推开了算盘。

“休想！”她叫道，“不算他，已经有七个蠢货吊在我的脖子上，每年为他们白花四千多卢布，现在又出了第八个！”

按照这样的考虑，她决意暂时不作任何决定，且等大姐归来再说，在这期间，只聘请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教我，看情形再说。

“这本书给你，”一天她对我说，同时把一本《旧约故事一百二十四篇》放在桌上。“明天利亚包沃村的神甫到我们家来，我同他谈一下，让他教你。你自己也该看看哥哥姐姐读过的书。这些书也许有用处。”

利亚包沃村的神甫来了。他跟母亲商议了好半天，最后约定：他每周来我家三次（利亚包沃村离我们家六俄里），每次教我两小时。讲好每月付给他八卢布的学费，外加西普特面粉，上课的日子由主人家供膳。

作完祈祷，接着开始正式上课。

瓦西里神甫的教学方法和当时所有的教师没有两样。上完课，他从《旧约》中挑出两三页，从《简明俄语语法》中挑出两三节，指定我自习，他下次来时便“提问”这些指定的作业。只有算术中的各种规则必须讲解。不过，以前哥哥姐姐们上课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过，许多东西我已经知道，至于祈祷文和圣训，从小家里人就逼着我背得烂熟。因此，根据讲好的条件，神甫必须同我“坐满”两个钟头便太多了，后一个钟头，我们往往用来聊天。多半是我问长问短：瓦西里神甫的教区里有多少农奴、多少村庄、村庄都叫什么名字啦，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守护神节日，他主持圣礼、唱赞美歌，能挣多少钱啦，他是否常常为死者举行四旬追荐仪式啦，神甫、助祭和执事之间怎样分配进款啦，等等。为什么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我们家里那种积攒钱财的家风对我的影响吧。

瓦西里神甫很满意他的教区：他每年从教区方面收人五百卢布，此外，他还经营一份教会拨给他的土地。靠这些进款，在当时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何况他只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在神学院毕业了。但是，县里还有更富足的教区，所以他对我数落那些教区时，不免有些眼红。

“拿号陶河畔的尼柯拉教区说，谢苗神甫去年单是给人家举行结婚仪式就有五十次。算算吧，如果一次五卢布，合下来该有多少钱！他那个教区单是一片耕地上就有一千二百个农奴。他的农民全是经济农民。那些人干活认真，也愿意干活。他的土地，除了法定的领地之外，有许多是善男信女捐赠的。他还有一个养鱼的湖，湖里的狗鱼又肥又大。县长、司书、村长——全是他的朋友。亲自下地扶犁的事——他一辈子都没干过！他只消在头一天悄悄给村长打个招呼，第二天天黑以前，地就耕妥了。即使要请人喝两口，他也不用花钱买酒，因为他兼做包税商的业务，而尼柯拉教区又有酒馆子。当然，有时他也带把镰刀下地去解解闷儿，割几镰做个样儿，就回家了。此外，他还养蜂，买卖马匹，放债收利。去年他嫁第五个女儿，陪嫁光是现款就有五百卢布，奶牛、女人的各式各样衣裳还不在内。他到省里去，花两、三百卢布为他女婿在城里弄了个神甫位置。你瞧，人家谢苗神甫是什么气候！”

“可是您的教区里有八家地主呀！”我顶了他一句。

“地主又怎样！地主倒是地主，可是从他们手里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妈妈也是个财主，可是她舍得给神甫很多钱吗？做一次晚祷才给二十戈比，有时还只给十五戈比。可神甫要站一个半钟头呐，累得够呛。一整天不是耕地，就是割草，回家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你站着唱一个半钟头的圣歌！不，我还是离开我的地主们远些的好。第一，他们给你的好处等于零；这且不说，第二，他们还老骂你是种马、放荡鬼。”

这样，我渐渐地打听出当时神职人员的日常生活的详情细节。他们在神学校里学些什么，怎样取得神甫和助祭职位，怎样献身于神职，什么是教区监督司祭、宗教管理处、宗教法庭，等等。

沙俄时代的宗教法庭，除了办理宗教诉讼案件之外，还管理教会其他事务。

“为了弄个地盘，就得请求父亲把他的位置传给你，或者人赘到有女儿待嫁的老神甫家，”瓦西里神甫讲道。“宗教法庭里有乡村教区的名单，里面开列了有女儿待嫁的老神甫。我父亲是个教堂执事，他立刻要把他的位置传给我，可是我在神学校毕业时品学兼优，我不甘心当个低级的小执事。我在省里游荡了四、五年，老想找个好未婚妻。我忍受了贫穷的煎熬——那境况连童话里都没讲过。我身无分文，可是没有钱寸步难行。人总是嫉妒的、贪婪的。我在宗教法庭里花了许多钱，四处寻找未婚妻，可是，不是女方有缺陷，就是教区不中意：女方的老人要靠它过日子。末了，上帝指引我到了利亚包沃。没什么，我跟我妻子过得挺和睦，不愁吃穿。”

“您愿意把自己的位置传给您的儿子吗？”

“眼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上帝保佑，我自己还……再过十来年也许会吧。再说，我的大儿子不想吃教堂的饭，他想进世俗衙门混点事。唔，他在一位长官家找了个教书的差事，那位长官答应替他想办法呢。”

“小儿子呢？”

“小儿子准备当僧侣。不是人人都高兴当僧侣的，但是，谁要是当上了，就不愁没有好处。他要是念完了神学院，那么，不当教授，也能当个神学校的校长。可是，要爬到主教地位，却同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

“他要是上我们省来该多好！”

“但愿如此！那我会敲起钟来迎接我儿子呢！”

“听说，受封为主教的时候，要诅咒父母，这是真的吗，神甫？”

“唔，由他们咒骂去！一般人总要挨几句骂的……”

有一次，正当我们这样闲谈的时候，被母亲撞见了，她对瓦西里神甫大为生气。可是神甫向她解释说我差不多已经学会了全部功课，接着又突如其来地建议，是否叫小少爷学一点拉丁文，这样母亲的怒气才平息了。

“嗳，那再好没有啦！”她大声叫道，“照规定，进预修班虽说不考拉丁文，可是学一点到底……”

“我们可以给他补习一年级的课程；以后也许还可以上别的课。比方说，分数之类……”

“再好没有啦！再好没有啦！”

瓦西里神甫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说实话，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我确实勤奋用功。除了我几乎不用花什么力气的正式课程之外，我还自修了哥哥姐姐们留下的教科书，而且不久便差不多背熟了凯达诺夫的《简明通史》、伊万斯基的《简明地理》，等等。我甚至还翻阅了句法学，修辞学也不陌生。当然，这一切我学得很杂乱，没有一点系统，然而，倒也积累了一些知识，而且当我在饭桌上讲述父母所不知道的某些历史故事时，还不止一次使他们惊异不止。只有算术不行，因为这门功课我自己啃不动，而瓦西里神甫对于分数也不怎么高明。不过，拉丁文学得挺不错，三、四个礼拜以后，我便能十分正确地变“mensa”②的格，瓦西里神甫见了，高兴得用手掌直拍我的脑门，惊呼道：

凯达诺夫（17821843），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他编的历史教科书充满专制沙文主义思想。为当时学校所广泛采用。谢德林这里说的是他的《少年通史教科书》。

②拉丁语：桌子。

“好脑瓜！”

这里顺便交代几句：尽管我读过很多书和抄本，却压根儿不知道有俄罗斯文学。俄文方面的书，我们只有教科书，也就是语法、句法和修辞学。没有文选，连克雷洛夫的寓言也没有，因此，在进官立学校以前，我几乎连一首完整的俄国诗都不知道，除了教科书上引来做例子，说明辞藻和隐喻等少数截头去尾的片断以外。

母亲见我勤勉用功，心里很高兴。一个诡谲的念头在她脑子里成熟；我可以不用别人帮助，只须按照课目纲要的规定，自修一、两年，也能考上寄宿学校的中年级。想到在所有的孩子们当中，唯有我一人几乎不必因为基本训练而破费，她甚至变得温柔起来了。

这样整整过了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因为成绩优良，常常使大家吃惊。但是，这些成绩是否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还是个问题。没有一个能真正指导我学习的人，也谈不到系统地掌握知识。正。象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一份投考寄宿学校的课目纲要，便是我系统学习的指导者。母亲将它交给我时说：

“拿去看看，进哪一班，考哪些科目，上面全写着。照上面说的去准备吧。”

我便照那上面说的准备起来；但是，既然让我自管自，我便随性之所至，有时读这门课，有时读那门课。我学得很快，但是我学到的东西，互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知识。不言而喻，这样的学习，无论表面上显得怎样成功，也决不可能为训练逻辑思维能力提供牢固的基础。

这年年终，我脑子里紊乱极了，在我翻阅考试纲要时，不禁惶恐万状，竟至无法确定，除了预修班，我是否能通过一年级的严格考试。我觉得我缺少一个能贯串首尾的中心环节，而且由于这个缺点，只要一道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最简单的试题、最容易的问题，都会使我束手无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学业并不比哥哥姐姐们好。他们虽然吃过不少苦头，但是他们在学习上毕竟是循序渐进、首尾一贯，更何况他们五人同窗，可以彼此切磋。这种切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无疑帮了他们大忙。我固然没吃过苦头，可也没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帮助。

总而言之，孤单和没有监督的处境，给我提供了比哥哥姐姐们大得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没有带来独立自主一类的东西。表面上，我爱做什么便做什么，实际上，压在全家人头上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同样压在我头上，而且我也得绝对服从它。这股力量并不是指谁的直接压迫人的手，而是一般地指整套家庭生活方式。它凝成一体，败坏周围的气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不可能养成独立的性格。大家怎样生活你便该怎样生活，大家怎样呼吸你便读怎样呼吸，大家走哪条路你便该走哪条路。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突然出现的强烈、炽热的光才能唤醒人类的良知，砸碎千百年奴隶制的锁链；而在这道光照临之前，整个人群，从权力无边的主人，到早晚会戴上“红帽子”的可恶的基留什卡，全都得在这奴隶制下讨生活。

那时在我看来，福音书便是这种充满生机的光。

我在教科书堆里翻寻的时候，找到一本《四福音书》。因为它是必读书之一，又是要考试的一个科目，所以我把它看得和其他的教科书同等重要。

在此以前，我是否显露过宗教方面的禀赋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回答与其说是肯定的，不如说是否定的。

我懂得，不仅熟读经卷的信士和神学家，就是对“宗教”这个概念不甚了了的人都能极其热烈地信仰宗教。我懂得，最蒙昧、最受压迫的老百姓都有充分的权利自称为皈依上帝的人，尽管他带到寺院里去的不是虚应故事的祈祷，只是一颗被蹂躏的心、一掬热泪和满腔叹息。这热泪和叹息是无言的祈祷，减轻他心头的积郁，照亮他的生命。在这无言的祈祷的启示之下，他有了真挚而热诚的信念。他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比暴虐高尚得多的东西，虽然他一出世便因为命定的、蛮不讲理的妖魔的意旨而作了暴虐的牺牲品；他相信世界上有真理，真理里面孕育着定会帮助他、领他走出黑暗的奇迹。让日复一日的生活向他证明妖魔万岁吧；让奴隶制的铁链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深地咬住他枯槁的躯体吧，——他相信他的不幸终有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真理之光会照到他和别的啼饥号寒的人们身上。他的这个信念一直保存到他的泪泉干涸，叹息声消歇。对！妖魔必将破除，奴隶的锁链必将挣脱，战胜黑暗的光明必将降临！假如生命不能完成这个奇迹，那么死亡必将完成它。在他祈祷上苍的神殿后面，有一个埋葬他的列祖列宗的遗骨的乡村坟场，坟场设在那里是有道理的。他的列祖列宗也曾经用同样的无言的祈祷祷告上帝，他们也曾经相信同样的奇迹。奇迹终于降临：死神来向他们宣布了自由。死神也将向他、信神的先辈所留下的信神的后人走来，给他添上翅膀，让自由的他飞往自由的王国，去拜谒他的自由的列祖列宗……

在这热烈真诚的情绪中包含着祈祷的全部真谛和全部力量；但是（可惜！）类似的情绪我个人一点也没体验过。我知道许多祈祷文，能在不同的祈祷式中清楚地念出相应的祷词，该站着便站着、该跪着便跪着做祷告，但是，我却感觉不出自己受了感动或者得到了慰藉。在这种事上，家里人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也就是说，完成一定的仪式罢了。全家人潜心祈祷，但是祈祷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清心寡欲，而是为了取得物质利益，因为根据他们自私的看法，祈祷是应该带来物质利益的。他们说，你祈祷——求什么，得什么；你不祈祷——就一无所得。在他们眼里，福音书决不是建造供人顶礼膜拜的神殿的基石，而是比神职人员的别种书籍略胜一筹的东西。大多数人甚至以为这个名词指的是教堂做法事的时间。人们常常说：“当福音书还没有念完的时候，我们来望弥撒了”，或者：“这件事发生在打钟叫人念第二次福音的时候”，等等。福音书的真谛连最有文化教养的人也不明白。这并不是因为福音书的内容深奥，只是因为猥琐的、但知贪图口腹的生活目的，蒙蔽了他们的心灵。

第一次看福音书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惶乱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很不自在。首先使我吃惊的与其说是新的思想，不如说是那些我从没有听说过的新鲜语言。反复的、越来越入迷的，使我明白了这些新鲜语言的真实含义，揭开黑暗的帷幕，使我看到了隐匿在这些新鲜语言背后的世界。

这一切恰巧发生在四旬斋期间。从农奴的劳苦和既定的生活秩序这个角度来看，这四十天在我们家里虽然与乎常日子没有两样（除了主人“吃素”之外），但表面上毕竟过得清静一些。教堂里每天为斋戒的农民举行析祷仪式（主人和全体家奴在圣灵周②做斋戒祈祷，父亲和姑姑还另在四旬斋期第一周和第四周做斋戒祈祷），这也提醒了主人，即使不忏悔，也该有所克制。连母亲也好象意识到必须保持肃静，她便关在卧室里，除非万不得已才出来审问和惩罚仆人。

复活节前四十天的斋戒期。

②即四旬斋期的第五周。

这些日子使我对生活的态度完全变了样儿。且不说我满心的欢欣，也不说我心目中对众人的新的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主要的是我读了福音书之后，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人类良心的幼苗，在我的心灵深处唤起了一种坚固的、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有了它，那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便再也不能那么容易摆布我了。在这些新的因素激荡之下，我获得了颇为坚定的原则，去评价我自己的行动，以及我周围的人的现象和行为。一句话，我已经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我推而广之，也意识到别人有这个权利。在这以前，我一点不理解啼饥号寒和苦难深重的人们，我看见的只是在牢固的现存秩序支配下形成的人的个体；现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光耀夺目地站在我面前，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与生俱来的、除了枷锁便一无所有的不合理现象，他们顽强地要求恢复被剥夺了的参加生活的权利。我心里突然产生的这种“自己的”东西告诉我，别人也有这种同样有力的“自己的”东西。这种觉醒的思想不由自主地使我转而想到具体的现实生活，想到几十个在女仆室和下人饭堂里长吁短叹、挨打挨骂、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不想拿这一点来说明我的心已变成爱人类的策源地，但无疑地，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家里的仆人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玷污过我舌头的那些侮辱农奴人格的肮脏称呼，从此永远地消失了。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因素对我以后整个人生观的建立发生了不庸置疑的影响。

在这一年的自修的尝试中，我所取得的主要的根本的成果，是我在大家一向确认只有苦命的奴隶存在的地方，发现了堂堂正正的人。

春天里（这时我已八岁多），姐姐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便由她来管。她从学校里带回了许多抄本；她待我严厉极了。母亲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让我在姐姐的指导下，用一年的时间补习好投考寄宿学校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课程，这样她便可以在我身上省掉一笔学费。但是我认为，我没有理由说，姐姐采用的教育方法比我自修更为高明。只有一个方法我感到非常突出，那就是从那以后，我要获得知识与其说靠详尽的讲解，不如说靠打骂和体罚。总之，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时吃过的苦头，现在轮到我来消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