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伊奇在女仆室里等着见您，”女管家阿库丽娜报告母亲。

“阿克希尼雅生了吗？”

“兴许生了；瞧着吧，她会生个男娃的。”

伊凡谢尔盖伊奇是园丁头儿，母亲很器重他。第一，她买他时花了相当多的钱；第二，亏待了他，他可能使主人没有水果和蔬菜吃；第三，尽管他已到了暮年，但他有一大堆孩子；二十岁的大儿子孙卡，在莫斯科为主人挣代役金，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因此为他破例地保留了月粮，并且让他的妻子阿克希尼雅，一个也不怎么年轻的女人留在家里，很少要她为主人干活。母亲爱拿阿克希尼雅做例子，为她禁止家奴通婚的制度辩护。

“她有什么用！”母亲说，“光背个农奴的名义，百事不干！就知道养孩子，奶孩子，洗尿片子——这就是从她身上得到的好处！心里只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主人的活儿，这样的奴隶，决不是好东西！”

“她的孩子们替她侍奉主人也是一样，”父亲不同意母亲的看法，“孙卡挣代役金，两个女儿纺纱。”

“孩子归孩子，她也应该……”

园丁象过节一样穿着深蓝色僧侣呢长礼服，端着一盘白面馅饼来见主人。

“你那个骚婆子还要下多少小崽子呀？”母亲劈面问他，“说句丑话，女人到了五十多就不行了，可是她倒年年不空，年年养孩子！”

“敢情是上帝……”

“生的是男孩吗？”

“是男孩。取名谢尔盖。我来求您，太太，您能不能做孩子的教母？”

“好吧。谁做教父呢？”

“随便请哪位少爷……”

母亲选中我，事情就这样定了。

虽然我的年龄很小；但当时还没有禁止未成年人为幼儿施洗的法律——作者

大约三天后，饭厅里摆上一个施洗用的圣水盆，里面注满温水。神甫带着神职人员来了，人们用崭新的粗麻布裹着婴儿，将他抱来。我看了看他的脸儿，发现他非常难看：红得象只虾，斑斑点点。旁边小桌子上放着一件小褂子和一个系在粉红缎带上的银十字架——这是教母的礼物。母亲抱着婴儿，在圣水盆前停住脚步；我双手捧着蜡烛，站在她身旁。在整个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教母不住地教导我：“吹气，啐一口！”“我绕圣水盆走，你跟着我！”行浸礼时，孩子死命地号叫，由此引起种种议论，于新生儿并非都是有利的。

行礼如仪。从此世界上不仅又添了一个奴隶，而且也多了一个教徒。母亲赏给神甫两角钱，然后把谢尔盖伊奇从女仆室叫来。他捧着两条毛巾，一条献给神甫，一条献给母亲。

“他长大了是您的仆人，太太！”谢尔盖伊奇说，向母亲深深地鞠躬到地。

“愿上帝保佑！柯隆，告诉阿库丽娜，给谢尔盖伊奇端酒来。”

几小时后，家里的人谁也不再记起谢廖日卡，而且后来，时间过得愈久，他便愈深地沉入被忘却的深渊。只知道，阿克希尼雅亲自奶他，抱着他到教堂去领过两次圣餐。两次走过教母身边，她都放慢脚步，解开襁褓，露出孩子的头部，希望引起“教母”的青睐，可是母亲态度冷淡，连问也不问。

两年后，人们看见谢廖日卡在谢尔盖伊奇住的侧屋旁玩耍。夏季里，他把小褂子拴在腰带上，挪动摇摇晃晃的小腿，在台阶近旁转悠，想要走进污水坑里去。他独自一人玩儿，没有人照管他，因为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得照料小的。哥哥姐姐们都分散了。几个大的被主人留下，有的当了“童奴”，有的送到莫斯科去学手艺；剩下的几个年纪小的又被阿克希尼雅打发到树林里采蘑菇去了。有时，谢廖日卡试着顺台阶爬上去，但总是摔下来，跌得嚎啕大哭。他哭他的，役人理睬，他也就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然后又乱爬乱钻。最后，在快吃午饭的时候，谢尔盖伊奇老头子来了，他抱起谢廖日卡走进屋去。他摸抚着儿子的头，看来他很爱他。他从园子里回来时，衣袋里往往装着一条小黄瓜或者几颗甜豌豆荚，看看没有外人在场，便塞给谢廖日卡。

大约又过了三年；谢廖日卡开始出现在主人宅子的大院里。他伙同几个年龄相若的男孩，手拉着手，忽而扮驾辕的马，忽而扮拉边套的马，从一个角落奔到另一个角落，兴高采烈，一直玩到母亲忍无可忍，在窗口大声呵斥他们为止：

“看我不打死你们，小淘气鬼们！”

听见这吆喝声，孩子们从盛怒的太太面前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她简直弄不清他们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准是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小孩子藏身能要多大的地方？），向外面张望呢。

大约就在这个期间，谢尔盖伊奇和阿克希尼雅认为对“教母”提醒一下谢廖日卡的存在，是有好处的。他们给他穿上一件干净褂子，用手帕包着一盘白面饼，叫他给太太送去。

“教母，这是孝敬您老的！”谢廖日卡把大人教给他的话学说了一遍，把礼品放到桌子上。

“谢谢，乖孩子，谢谢！”母亲说，“走过来，让我瞧瞧你！”

谢廖日卡不是胆小的孩子，他大大方方地走到“教母”面前。母亲端详着他，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宽脸红腮，颧骨突出，细眼睛，扁鼻子。活象个加尔梅克人。还有那身材，小得和年龄太不相称。

教子长着一双矮矮的罗圈腿，造化本身似乎还在犹豫，要不要判他在裁缝桌上消磨一生。当母亲的视线落到他的腿上时，她脑子里却立刻间过一个念头：“得送他去学裁缝！”

八岁那年，谢廖日卡被带进主人宅子里，当餐室的小厮。柯隆教会他往玻璃杯里哈气，腋下夹着盘子伺候主人用餐，等等，而他无师自通，凭着一种特殊的本能，学会了用舌头舔净盘子里剩下的残汁。为此，他挨了不少的揍；此外，因为他打碎了许多器皿，加上他又爱“调皮捣乱”，所以主人不时把谢尔盖伊奇老头子叫去，强令他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儿子。总之，谢廖日卡在他的仆役生活中刚刚跨出几步，便显出他不是这种材料，大家很快地看出，他永远成不了称职的仆人。

因此，在他还不满十岁的时候，莫斯科便吞没了他。象母亲早先决定的那样，他被送到在梭良卡街开裁缝店的一个熟人维里芳吉耶夫那里去当学徒。谢廖日卡开始烧熨斗，上馆子里买开水，常常碰钉子。他饮尽了学徒生活的苦水，从亲身经历中，他确信他已经落进一只密封的口袋，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今后他最好的出路是使自己的全部感觉官能变得麻木不仁，经过长期的忍耐而习惯起来。

果然，他很快便习惯起来了。拳头、巴掌，象冰雹一般从四面八方落到他身上，东拧他一把，西揪他一下，他似乎不觉得痛。除此之外，学徒的浪荡生活也很合他的心意，因此当他穿着油污的灰布长褂，吹着口哨，在人行道上弯来拐去地走的时候，他对自己感到无限的满意。快乐的情绪象一股无尽的泉水在他心里翻滚着，无时无刻不巴望着干一件大胆的、顽皮或者骗人的事。这种大胆行为有时表现在：他乱奔乱跑忽然一头撞在行人的背上或肚子上，这自然会立刻遭到一阵无情的痛打。有时，他突然扑到正在发呆的小贩的托盘前，眨眼工夫吃掉一个包子或者一叠带罂粟籽儿的饼干，随即立刻逃得无影无迹，好象土道了似的。但是他特别爱干的是各种骗人的把戏。他看出人行道上有一个糊涂虫，便肆无忌惮地跑到他面前，说：

“伊凡安德烈伊奇叫您去一趟！”

“哪个伊凡安德烈伊奇？”

“不知道。我刚才走过塔同卡街，他叫住我，说：‘你要是看见普罗斯托菲林先生，请告诉他，伊凡安德烈伊奇叫他去。’”

意即糊涂虫。

“我不是普罗斯托菲林，我叫杜左夫。”

“对对对，他正是说的杜左夫，我给记成普罗斯托菲林了……”

于是，那位糊涂虫便开始回想，是哪一位伊凡安德烈伊奇想要见他。想来想去，嗯，大概是想起来了。他丢下要办的事，真的找伊凡安德烈伊奇去了。

或者，他跑着跑着忽然停在人行道当中，仰着头看高高的天空。糊涂虫们经过这里，以为他一定在观看什么奇妙的东西，也停住脚步，仰着头看。他们看来看去，什么也没有看见。

“你在看什么呀，鬼东西？”

“看你看见的那个东西，灶神！”

不用说又挨了一顿打。

总之，他挨惯了打，竟至认为挨打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不再逃避它，有时甚至有意去找打。

除了这种愈演愈烈的调皮捣乱的勾当，他也开始沾染上各种恶习。酗酒，盗窃，一句话，他存心要做个标准的流氓。放荡无羁、无依无靠的师兄们无情地腐蚀和毒害着他这年轻的心灵，而个人的易受感染的性格又给邪魔敞开了畅通无阻的道路。没有人，而且也没有工夫采用理智的办法去影响他，却又因为感到必须教训他，所以殴打的次数渐渐增加，终至打得谢廖日卡遍体鳞伤。老板打他，师傅们打他，师兄们打他。没有哪一只手、哪一根鞭子、哪一根棍子没碰过他。但他的眼里没有出现过一星泪花，他脸上的肌肉没有一丝的收缩：他纹丝不动，象石头人似地站着。

谢尔盖伊奇老头子是否为他濒于毁灭的儿子感到痛心，我说不上来，但是不管怎样，他不会不知道，谢廖日卡的情况颇为不妙。他也许对自己说过，“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只好永远如此。人家把他们当草包扔进漩涡里，他们便在漩涡里打圈予，有的人能偶然地挣脱出去，有的人会同样偶然地遭到灭顶之祸——毫无办法。如果去求太太，她会说：你求我什么呢？你自己想想吧，这种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让他去吧……

这其间，学习照常进行。十六岁那年，谢廖国卡已经坐在案桌旁，在供他学活的零星呢料上左一针右一针地乱戳乱扎着。再过一年，再过两年，他大概便会成为一个正式裁缝吧，到了那时，感谢上帝，请缴代役金吧。到了那时，谢廖日卡将离开维里劳吉耶夫裁缝老板，开始在莫斯科从个成衣店到另一个成衣店地帮人干活了。

他痉挛着，坐在案桌旁，脑子里仿佛有许多锤子在砰砰地敲着。酒瘾发了，可是身无半文。谢廖日卡想起前两天他曾在过道中看见老板房里的神龛上放着一个铜币，于是他从案桌旁站起来，趁老板不在家，溜出了作场。可是这时大师傅正密切地监视着他，在他打开老板的房门的当儿，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下贱胚，你想偷什么？”

一顿毒打。

谢廖日卡眼里火星四溅，可是他毫不反抗。他甚至觉得，这顿拳头消解了他一半酒瘾。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案桌上，好象根本役这回事似的，继续在碎料子上东戳一针，西扎一针。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因为亲眼看见这一场殴打而乐不可支。

同维里芳吉耶夫签订的契约终于满期。红果庄发来一道命令，规定了谢廖日卡缴纳代役金的数目，第一次数目不大：二十五卢布（纸币）。谢廖日卡很快离开了他学艺的成衣店，出去寻找帮工的位置。他没日没夜地在莫斯科游荡了一个星期，因为他的朋友相当多，所以终于在一家伙计众多的大成衣店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家成衣店伙计多，监视不怎么严格，谢廖日卡自然对此非常高兴。他向老板预支了一笔工钱缴纳代役金，第一次将钱如数交给斯特列科夫（母亲的亲信，见十四章）的时候。他说：让太太知道知道，谢廖日卡是个什么样的裁缝师傅吧！

这一年平安地过去了。第二年缴代役金的限期届满，谢廖日卡却音讯全无。斯特列科夫去找他干活的最后一家成衣店的老板，人家告诉他，谢廖日卡在几个礼拜以前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斯特列科夫找遍莫斯科，车费的开支使他濒于破产，始终没有找到谢廖日卡。

“又是个当兵的胚子！”教子失踪的消息传到母亲耳里，她说。“不必存什么希望了；非把这个贱种搞掉不可！”

母亲严令斯特列科夫继续搜寻谢廖日卡，找到他时，不必送回乡下，就地将他扭交莫斯科的征兵机关，自然是算名额的。此外，她还把谢尔盖伊奇老头子叫来，严加盘查。

“说，谢廖日卡在哪儿？”她对他叫道。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他父亲：应当知道。你要是不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就这样办：你写封信给你的孙卡，若是他在一个月之内不把他弟弟交给斯特列科夫，我就把他本人送去当兵。”

“您看着办吧，”谢尔盖伊奇正要开口，忽然醒悟过来，尖锐然而很有道理地答道：“太太，真不知道您干吗要这么折磨人。孙卡也许连做梦也没梦到他弟弟在哪儿……写信给他也没用。”

母亲只好住口了。

整整两年都没有找到谢廖日卡。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闻。有些人说，他加入了一个偷窃集团，在莫斯科城里靠小偷小摸为生；另一些人断言，他已经远走高飞，在某一个荒凉地方的修道院里当了见习修士。还有一些人甚至把握十足地说，他加入分裂派，在哈皮洛夫池塘里受过洗礼，被送到遥远的“志利雅内”（在彼尔姆省的北部）的隐居区去了。在这些说法中，第一种最为可靠：谢廖日卡果然隐匿在莫斯科当扒手。

参见本书第一七○页注。

他刚刚站住脚，便又摔倒了。他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他在维里芳吉耶夫那里学到的一点手艺，经过两年的浪荡生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盗窃成了他维持生命的唯一出路。所谓维持生命，就是喝酒，因为酒象药一样，能给予他的机体一些它所缺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叫着骂着，但只要稍为离它远一点，他便感到痛苦难当。酒力发作之下，他精神百倍；酒力一过，一群灰色的幽灵立刻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愁肠百结，烦闷已极。二十岁的人，看上去已经是个老态可掬的醉鬼；浮肿的脸上遍布着块块红斑；浑身上下象发疟疾似地哆嗦着。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白天，他徘徊在城厢一带，不敢冒险到市中心区去；黑夜来临，他溜出城关，夏天在沟渠中过夜，冬天钻在干草垛里。他的行窃活动是单枪匹马地干的，因为他过于糊涂、过于卤莽，没有一个盗窃集团肯收他当伙计。他每天行窃时几乎经常被人当场捉住，但因为是小偷小摸，而俄罗斯人一般说来又不喜欢对簿公庭，所以很少将他扭送警察机关，往往是赏他一顿老拳了事。然而殴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了行窃的规模，以致他的筋骨没有一处完好，役有处不痛。

尽管如此，但酒毕竟一方面支持着他的生命，同时又使他忘却生命。我不能断言，他是有意识地达到这种忘却的境界的，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忘却的境界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且只需要这种境界。

斯特列科夫终于打听到可靠的消息：谢廖日卡被关在城厢一个拘留所里。这一次他犯的案相当大，正在对他进行侦讯。任务是艰巨的；得销案，设法营救谢廖日卡。还要使他清醒过来，再送他去当兵，虽然他个子矮，又是个罗圈腿，能否验得上，还大成问题。但母亲管斯特列科夫叫做“能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托熟人疏通，花了点钱，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太太的命令。验收新兵的人把谢廖日卡领到标尺下，巧妙地将他往上一提，使他的身长恰好够上标准的尺寸。

“剃光！”征兵处的主管人宣布。

旧俄时代，新兵人伍需将头发剃光，此处呼”剃光’，表示检查合格。

“剃光！剃光！剃光！”喊声象回音一般滚过所有的营房，一直传到最后一间营房，理发师正在那里等待着体检合格的新兵。大功告成。从此谢廖日卡不再以家奴的身份生存于世间，他进入了新的生活。

母亲接到这件公案的收场的消息，颇为满意，而她更为满意的自然是与好消息同时寄来的一张征兵处的正式收据。

她将收据放进钱匣里时，不禁想起了谢廖日卡有一次对她说的话，那时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端着一盘白面饼来见她，对她说：

“教母，这是孝敬您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