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郭说出此中原委，杨登科不觉出了一身猛汗。他本以为拿钱可买一切，才把东拼西挪聚拢来的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不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却也觉得康局长退钱回来，并大发雷霆，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怪只怪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以一个错误的借口，错误地把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

杨登科后悔不已，望着天花板，说：“惹恼了康局长，看来我在农业局再也没有立身之地了。”老郭说：“这事要说也怪不得你，不知者无罪嘛。”杨登科说：“康局长不是你老郭，恐怕不会这么想。”老郭说：“你别管他怎么想，也犯不着这样消沉。”杨登科说：“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啊。”老郭说：“你也相信起命来了？命这个东西可是说不清的。”

感叹了一阵，老郭准备走了，说：“还是我陪你到康局长家里去一趟吧？”杨登科说：“还去给他送钱？”老郭说：“我可没说要陪你去送钱。给领导送钱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人在旁边陪着，还不吓着领导？谁这么去送过钱？”杨登科说：“那不去送钱，又跑到康局长家里去做些什么呢？”

老郭摇摇头，说：“登科，我看你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你是不是除了这个钱字，别的字都不认得？就为了认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钱字，你也用不着到电大去脱产学习两年哪。”

说得杨登科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说：“钱字虽然简单，要真正把它学通学透，我看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老郭苦口婆心道：“但光学钱字，别的都不学点，这辈子我看你也不可能有多大出息。跟你说吧，有时候钱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别的东西还能办到。你就不可以打开思路，想点别的窍门？要知道，领导除了需要钱之外，也许还需要些别的什么。”

杨登科在老郭的话里听出了些意思，说：“那领导还需要别的什么？”

老郭已经起身，说：“你安心养病吧，病好了再给我打电话。”杨登科的胃口被吊了起来，说：“你还没回答我呢。”老郭说：“这是天机，不可泄露。”掉头出了门。

也许是出了一身猛汗，也许是老郭留下了一线希望，杨登科的病顿时好了一大半，晚上还下床喝了一碗聂小菊专门给他熬的白米粥。聂小菊又高兴，又不可思议，这几天她忙进忙出的，水也给杨登科吊了，药也给他吃了，那病没一点起色，老郭来转一圈，跟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话，他就能下地了。便说：“老郭给你施了什么魔法吧？他有这样的本事，还在农业局里天天辛辛苦苦给领导开什么车？还不如开个门面，救死扶伤得了。”杨登科乐道：“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他愿意的话，我去入他的伙。”

第二天上午，杨登科便熬不住打了老郭的手机，说自己的病已经全好了。老郭说：“好得这么快？吃了谁的灵丹妙药？”杨登科说：“吃了你的灵丹妙药呀。”老郭笑道：“原来是心病终需心药医啊。”又说：“那好吧，下午我开车去接你。”杨登科说：“下午康局长不上班，在家等着我俩？”老郭说：“今天是星期天，你不是生病生糊涂了吧？”杨登科才想起这天确是星期天，生病把时间观念也生没了。

老郭没有食言，下午果然开着那台奥迪进了九中。

上车后，杨登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领导不是这里视察，就是那里检查，今天尽管是星期天，康局长就一定呆在家里？”老郭说：“他不在家里，我约你出来谈情说爱？”杨登科估计老郭肯定在胡国干那里打听好了康局长在家，才采取这次行动的，也就不再多问。

快出九中时，老郭问杨登科想不想摸摸方向盘。杨登科当然有这个愿望。他是这台车的第一任驾驶员，又朝夕相处了好几年，能没有感情么？可杨登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动，说：“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吧？”老郭自然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含义，说：“原来你是盯着这台奥迪，那我要是退了休还赖着不走呢？”

小车融入车流后，老郭却没往康局长家方向开，奔市中心而去。杨登科问：“这是上哪儿？”老郭说：“给康局长买礼物呀。”杨登科说：“买烟酒还是金银首饰？”老郭说：“你说呢？”杨登科没说买什么，却说：“你也没交代清楚，我身上的钱恐怕不够。”老郭说：“今天是替你办事，莫非还要我出血？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点吧？”

说着话，老郭把车停在了街旁。下了车，杨登科抬头四顾，也没见周围有卖烟酒和首饰的店子，旁边只有一家文具店，便生了疑惑，说：“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没走错地方吧？”老郭说：“还早得很，先看看再说。”进了文具店。

杨登科只好跟进去。他百思不得其解，康局长又不是小孩子，总不可能给他送个笔记本文具盒什么的吧？何况康局长的儿子也已上了大学，不可能要你的文具。

杨登科正纳闷着，老郭在柜台前站住了，把服务员叫过来，指着货柜说：“那是不是徽纸？拿过来看看。”服务员立即小跑过来，从货架上端出一刀徽纸，搁到了柜台上。杨登科附在老郭耳边说：“要给康局长送徽纸？这值几个钱？”

老郭没理杨登科，用手指在徽纸上抚抚，然后捏了一张，眯了眼，对着亮处瞧瞧，点头道：“不错不错，这刀徽纸我要了。”又问服务员：“还有徽砚徽笔和徽墨么？”服务员连说几个有字，又拿出笔墨和砚台来。这样跟徽纸加在一起，文房四宝就齐了。一问价钱，并不贵，杨登科忙掏了钱，递给服务员。然后提了笔墨砚台，紧走几步，追上已抱着徽纸出了店门的老郭，不满道：“给领导送礼，送得这么便宜，出得了手么？”老郭说：“我们这不是送礼，是去给领导送文化。”杨登科说：“领导还缺这点文化？”

将文房四宝放进小车尾箱里，两人重新上了车，向康局长家方向进发。杨登科还在一旁嗦：“如今物资那么丰富，万千的好东西你不买，偏偏拿这并不值两个钱的所谓文房四宝去送康局长，他不把我俩轰出门，我不姓杨，跟你姓郭得了。”老郭说：“谁要你姓郭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姓了郭，郭家人就跟着你沾光了？”

杨登科一时无语了。老郭眼望前方，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说：“这送钱送物嘛，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对方，好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对方舒服受用。比如你前次给康局长送了大钱，送得他满心不快，这就与你的初衷完全相违，这钱送了还不如不送。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使对方舒服受用呢？一句话，就是要选准时机，独辟蹊径，投其所好。”

杨登科似乎明白了老郭的意思，说：“你是说文房四宝正是康局长所好？”老郭说：“你并不傻嘛。你想想，康局长呆在那样的位置上，集单位财权人事权于一身，送钱的人还少得了吗？你送钱的时候就是没触到他的敏感处，你也是送钱队伍里并不显眼的一个，难得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还不如避实就虚，在人家都只知道送钱的时候，你偏偏不送钱，却送上人家没送过而康局长又正需要的东西，这效果岂不是更显著么？”

老郭的话也不无道理，杨登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康局长不需要别的，单单需要这纸砚笔墨呢？你不是把四样东西当文物去哄领导吧？”老郭笑道：“领导是那么好哄的么？你把领导也想象得太弱智了点。你到局长室去得少，这一段时间，康局长一有空就摊开旧报纸练毛笔字，办公室准备拿到废品店去换茶叶钱的旧报纸都被他要去练字了，害得大家天天喝白开水，没几分钟就要往厕所里来一次百米冲刺。”

说得杨登科咧开了嘴巴，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忽然记起那次被康局长叫去局长室时，也见康局长正在写字，只是当时杨登科并没往心上去，更不会想起要去给康局长送纸砚笔墨。杨登科觉得老郭真是有心人，比自己开窍。只是还有些担心，说：“他大概是无聊了，借此打发时光吧，并不是有意要练字。我看他那字实在不怎么样。”老郭说：“要是他的字已经怎么样了，那他还练它干什么？”杨登科说：“其实当领导的只要有领导才能，字写得不怎么样是无伤大雅的，孔子不嫌字丑嘛。”

车前有人横街，老郭揿揿喇叭，减速缓行，嘴上依然没停：“差矣，如今的领导，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所谓的领导才能低点，什么关系也没有。”杨登科说：“何以见得？”老郭说：“你在局里呆了十多年了，知道领导要做的也就三件事：坐车喝酒做报告。车子有司机开，领导只要屁股功夫好，又不晕车就行了。能当领导的一般能喝酒，喝得胃出血，赶快去补缺；喝得趴地下，安排当老大；喝得打点滴，下届提书记。就是喝不得，酒店小姐都是暗中准备了两把酒壶的，领导喝白开水就得了。报告是秘书写的，群众要求又不高，领导到了台上只要少念错别字，群众就觉得这领导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况且如今的领导不管上不上过大学，至少是本科文凭，袋子里揣着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也不在少数，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能力非同寻常。倒是字写得丑了，上不了桌，有时难免尴尬。”

说到这里，只见前面亮了红灯，老郭赶紧踩住刹车，继续道：“当领导的经常要出去视察检查，要题的字题的词太多。就是不出去，这大厦落成，那门店开业，要你赐个墨宝什么的，也在所难免。所以说领导的字写得好与坏，与一个地方经济文化大业的关系太大了。你想领导若写不出一手好字，促进不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老郭大发宏论时，杨登科一直不大吱声，只谦虚地竖了耳朵听着。这阵老郭可能是说得嗓子发痒了，不得不停下来，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杨登科才逮住机会，插话道：“我看康局长平时也没题什么字，练字的用处并不大嘛。”

趁前方的红灯换成绿灯，老郭松了刹车，车子往前飙去。一边反驳杨登科道：“你这是妇人之见。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啊。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是个农业大市，作为农业局局长，只要不像陈局长一样出现什么意外，康局长进班子还是有可能性的。他这个时候不加紧把字练好，以后当了市领导，岂不要让全市人民失望？”

老郭说得头头是道，杨登科却还是有些不踏实，说：“康局长要练字，难道就你老郭才会去给他送纸笔送砚墨，其他人却没想到这一点？”老郭说：“其他人都跟你一样，都只想着给领导送大钱大礼，哪个会想到去送这些东西？就是想到了，也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不好意思出手。”杨登科说：“要是这些东西康局长自己已经买了呢？”

老郭一脸的不屑，说：“登科啊，不是我说得直，你是在机关里白呆了。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怪，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些事情常人能做，当领导的就是做不来。当了领导，吃喝拉撒睡，没一样用得着自己操心，除了用来发号施令的嘴巴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其他功能早已退化，一定要到不当领导的时候才慢慢恢复得过来。比如天天出车入辇，久而久之便连走路都变得不太会了。你见过哪些大领导或实权在握的小领导在街上走过路？要走也是在车间地头，身边围着小领导和记者。严格来说，那不叫走路，那叫检查视察。”

杨登科终于似有所悟，说：“我知道了，领导坐车并不仅仅是以车当步，而是一种身分的象征，一旦不坐在车上，而是走在街上，他就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竟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有辱斯文，不成体统。所以那些天天坐在小车里的领导，有一天忽然恢复了走路的功能，自己亲自在街上走来走去了，不用问，他肯定已经从台上下来了。”

老郭将小车开进一条岔道，说：“登科算来还是个明白人。还有领导当大了当久了，无论干什么都有人买单，不需要自己亲自花钱，慢慢就连钱也不会用了。机关里不是流行三闲的说法么？”杨登科说：“我倒没听过，哪三闲？”老郭说：“阳痿的xx巴，领导的钱，领导的老婆助理调研员。”杨登科说：“xx巴阳痿了，自然是闲着的。领导的袋子里的钱没地方花，也是闲的。只是这领导老婆助理调研员，不知何意。”老郭说：“助理调研员就是退位的没事干的副处级干部，不是说当领导的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么？领导天天基本去了，老婆基本不用，还不成了助理调研员？”

说得杨登科忍俊不禁，说：“老郭看你兴奋的，今天你一定吃了春药。”老郭说：“这把年纪了，春药也没用了。还是说领导的钱吧，你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便不会用钱了？”杨登科知道老郭还有高见，说：“我要有这样的学问，也不至于下岗失业了。”老郭说：“刚才说了，当领导的没有亲自用钱的必要，达尔文说用进废退，久不用钱，用钱的功能便退化掉了，此其一。其二，中国人推崇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领导都是君子，耻于用钱，实属常理。其三，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用一类的说法。用对了人，那是很值得自豪的。用错了人，则是没有眼光，那是有损脸面的。却从来没听说某某领导善于用钱，善于用钱，好像并不能给领导带来光彩。”

老郭不愧是农业局的老司机，跟领导打的交道最长，识见不浅，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他顺着老郭的思路说道：“你的意思是康局长当领导当到这个分上，连钱也不会用了，所以才不会亲自上街去买纸砚笔墨，非得等着我俩给他送去不可？”老郭说：“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买纸砚笔墨纯属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要事，康局长本人不会亲自上街去购买，又不好张嘴让手下人代劳，偏偏还没人想到用这么个简单的办法去巴结他，所以他只好拿些废报纸旧墨汁和老掉毛的毛笔将就将就。现在你买了这几样东西送上门去，不恰是他想睡觉，你递上枕头，正中他下怀么？”

倘若真如老郭所言，那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了。杨登科也就充满了信心，恨不得捧过老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亲切地啃上一口。

不觉得就到了康局长家楼下。下了车，打开小车尾箱，杨登科抱了那刀徽纸，老郭将笔墨砚台提到手上，两人一齐进了楼道。瞧瞧怀里的徽纸，不知怎么的，杨登科猛然间想起贵都乡下一样旧俗，忍不住窃笑起来。老郭不知何故，掉头道：“你笑什么？”杨登科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吊丧的吧？”

原来贵都乡下死了人，要烧不少的纸钱，免得死者在那边受穷，因此前往吊丧的人都会按规矩送上一两刀纸。老郭自然也是知道乡下的风俗的，说：“你总往歪处想。这是上好的写字画画用的徽纸，又不是凿纸钱用的土纸。”顺便把杨登科手上的徽纸要过来，夹到腋下，说：“你心不诚，会坏事的，还是我来替你递东西给康局长吧。”

在康局长门上敲了几下，康夫人过来给两位开了门。换上拖鞋，迈进屋子，果然康局长正在书房里用功，沙发和地板上到处是写过毛笔字的报纸，满书房弥漫着墨香。见了杨登科和老郭，康局长放下手中毛笔，扒开沙发上的报纸给他们让座。老郭把手中的纸砚笔墨一样样放在矮几上，说：“登科听说老板近来爱上了书法，特意叫上一位书法家朋友，走了好几家文化用品商场，才终于找齐这徽产的文房四宝。”

杨登科掉头看了看老郭，觉得他真有意思，什么话到了他嘴里就加了砝码，变得好听三分。老郭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他是要在康局长面前抬高杨登科。杨登科对老郭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暗想一个人能做到老郭这个分上，也算是颇有功夫了，今后得多向他学着点。

康局长瞧了瞧几上的纸砚笔墨，转身拍拍杨登科的肩膀，说：“登科，难得你这份好意。现在大会小会反复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廉政的表率，今天你如果送金送银，我还不敢要呢，这文房四宝显得有文化有品味，我就笑纳了。”

杨登科心里明白，康局长这话听去平常，却暗中点到了那次退钱的事，同时也显得他不收金钱，只收纸砚笔墨的高雅。杨登科当然不好说什么，只说：“我也不懂书法，只觉得徽产的纸砚笔墨应该比废报纸旧笔墨好用些。”

康局长拿过几上的徽笔，放手上把玩着，说：“这是肯定的。”接着又拿笔管在徽纸上轻敲了两下，说：“有了这些宝贝，用不着拿那老掉毛的旧笔在又粗又硬的旧报纸上乱涂乱划，写的字也不至于总是毫无长进了。”杨登科低低身子，抚平一张写过字的报纸，瞄了瞄上面那写得很一般的字，讨好道：“我看这字就已非同凡响了。”康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说：“别给我戴高帽了，这字有几斤几两，我心中有数。”

老郭也看了一会儿康局长写在报纸上的字，然后给杨登科使了个眼色。杨登科于是拿了砚台，跑到厨房里盛了水，开始拿了徽墨在上面磨起来。老郭那边已在桌上摊开徽纸，对康局长说道：“登科这徽纸到底好不好，不能光凭他嘴上说了算，老板还是请您当场检验检验吧。”康局长说：“行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这就试试看。”

说着，康局长便来到桌旁，拿起徽笔，蘸了杨登科刚磨好的徽墨，在老郭摊开的徽纸上运作起来。杨登科和老郭不敢分心，瞪大眼睛望着康局长手下的笔尖。康局长在徽纸上落下“宠辱不惊”四个字之后，便停顿下来，望着自己的作品，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仿佛对自己的字还有几分满意，说：“看来徽产的纸砚笔墨就是不同一般啊。”

老郭不失时机地鼓起掌来，还说康老板真是神来之笔。老郭大概是觉得拍马屁不要纳税，想拍就拍了，杨登科却怎么也没看出康局长的字神在哪里，尽管康局长今天用了徽产之物。想起如今有不少当领导的，写的字跟蜘蛛差不多，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也敢以书法家自居，好像只要拿得动笔就可以做书法家似的。偏偏有人鼻子特长，只要领导有这样的爱好，他就找得出堂而皇之的理由向领导求字，然后拿去挂于高堂，或载于报刊，甚至送到展览馆去参加展出，还人前人后地夸奖那字如何举世无双，如何惊天地泣鬼神，逗得领导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便是王羲之转生，欧阳洵再世。写字也是有瘾的，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走到哪，字写到哪，到处都是他的所谓大手笔。殊不知，等领导退下去后，故地重游，再兴致勃勃去找自己的墨宝时，早被人家铲得一干二净，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见杨登科走了神，老郭忙用膝盖在他的屁股上顶了一下。杨登科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他懂得老郭的意思，忙不迭地夸奖了几句康局长的字。康局长信心陡增，继续运笔，一口气在徽纸上写下了这么两行字：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好个宠辱不惊，好个去留无意！不知怎么的，当了官掌了权的人都喜欢这么标榜自己。如果真的只辱而不宠，只去而不留，看他是惊还是不惊，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宠辱也好，去留也好，嘴上说说自然轻松，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能淡然处之者恐怕向来不多。

杨登科见康局长写下那两句话，不免生了联想，竟然又走了神。老郭却比他老成多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康局长的字上面，瞅准时机就要夸耀两句。康局长却总是故作谦虚地摇头道：“真是辱没了登科带来的纸砚笔墨，孤芳自赏尚可，拿去示人就是出丑了。”

杨登科害怕老郭再用膝盖顶屁股，主动奉承康局长道：“老板的字虽然不好跟柳公权颜真卿打比，但放在当今这个斯文扫地文风式微的年代，却是相当出类拔萃的。如果我杨某人有这么一手好字，也就不用摸方向盘，跑到街上卖字谋生去了。”说得康局长嘴角直挑，说：“登科你不是怂恿我放着这个局长不当，上街卖字糊口吧？你这不是要害我吗？”

说笑着，老郭又摊开一张徽纸，请康局长再来一幅。康局长说：“你们别想着看我的笑话了。”再不肯拿笔。老郭又劝了一阵，康局长还是不从。

杨登科这时也变得聪明起来，灵机一动，忽想起当领导的写得最多的四个字，说：“老板，我说四个字，你肯定会写得非常到位非常出众的。”

康局长也不知杨登科要说的是哪四个字，心下却生了好奇，说：“什么字？你那么敢肯定？”杨登科说：“你先答应我，我说出来，你得写给我和老郭见识见识。”老郭也说：“老板你就答应登科好了，不就是四个字吗？写起来还不容易？”

康局长经不住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只好先答应下来。老郭就催杨登科：“老板都同意了，是四个什么字，你还不张开你的金口玉牙？”

杨登科不慌不忙道：“同意。”

两个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并没听明白杨登科的意思，四只眼睛愣愣地望着杨登科。

杨登科意识到他们误会了这两个字，心想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只好补充道：“同意！同意提拔同意拨款同意研究同意上报同意发文的同意。”

康局长这才会心一笑，指指杨登科，说：“就你出得了这样的鬼点子。”老郭也明白过来，觉得杨登科这个建议简直是绝了。说：“那另外两个字呢？”

杨登科朗声道：“已阅。”

老郭说声“妙！”右手握拳，击在左手掌心。又低了头，反复将“同意已阅”四个字念叼了好几遍，心想当领导的，别的字也许难得写上几回，这四个字哪天不要写上三遍五遍的？有道是熟能生巧，写得多了，再不会写字的人恐怕也能写得像模像样。不免暗暗佩服起杨登科的机智来，看来这个家伙不可小瞧了，以后也许还是会有出息的。

这么想着，老郭回头对康局长说：“老板你可不能反悔哟，刚才你是亲口答应了的。”

康局长也将这四个字默念了数遍，念得他额角放光，双眼发绿，手心也痒痒的了，恨不得立即拿笔在手，像平时在文件或报告上签字一样，几下把这四个字挥洒出来。他早已心中有数，这四个字就是写得再差也有几分架式，几许骨力。却还要客气：“还真写这四个字？”老郭说：“当然是真写，我俩等着一饱眼福呢。”

康局长又假意推却了一阵。这时老郭已将桌上的徽纸铺得平平整整，杨登科则把刚才康局长用过的徽笔重新塞回到他手里，单等他大笔一挥了。康局长相反不急不躁了，定定神，往肺腑里深深吸进一口清气，这才从容落笔于徽纸上。

这次康局长果然有如神助，将这四个字写得形神备至，妙不可言，比他先前写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要强多少就有多少。

康局长看来对这四个字也很满意，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又微笑着反复端详了半晌，脸上不由得泛出兴奋的红晕，像是刚下完蛋的红脸母鸡。直到老郭和杨登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康局长才晃晃脑袋，自谦道：“写得太差劲，让你们笑话了。”

这回杨登科和老郭鼓掌时，可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丝毫拍马逢迎的意思。

领导舒服了，杨登科和老郭的目的就达到了，起身准备离去。康局长满面春风地送他们到门口。两人低了头正在换鞋，康局长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吴卫东那个办公室主任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才告诉我，局里的面包车还锁在车库里，我还以为早处理掉了呢。登科你先开开这部面包车吧，回头我给吴卫东打声招呼。”

杨登科那只正在系鞋带的手就僵住了，用劲嗯了一声。

出门后，杨登科的步子就高远起来，一脚踩住那根没系好的鞋带，人往前一栽，脑袋咚一声撞在墙上。老郭乐道：“登科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杨登科伸手在头上摸摸，也不感到疼痛，只望着老郭嘿嘿直笑。他觉得老郭真是神啊，自己绞尽脑汁办不到的事，他一个小花招就利利索索给你办到了。看来机关里确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老郭比自己在机关里多呆了十多年，便已百炼成精。

这时老郭已转身往楼下矮下去。而杨登科那似笑非笑的目光还盯在他那微秃的脑袋上，仿佛绿头苍蝇似的。走在前头的老郭也许感觉得出背后的目光，下完楼后，回头瞥了杨登科一眼，说：“你不认识我了怎么的？”

杨登科也不作答，又嘿嘿一笑，目光依然不肯放过老郭。老郭就站住不动了，伸手在杨登科眼前晃晃，说：“你到底犯什么傻？”杨登科眼皮都不眨一下，目光还是直直的。老郭暗吃一惊，后退一步，说：“登科今天你不是起得太早，碰着什么鬼了吧？”

半天，杨登科的眼珠子才动了动，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我得把你的面目看清楚了，好找人铸一个铜像，放家里好好供着，每天给你上香磕头。”说着还做了个合掌作揖的动作。

老郭也是气不过，骂道：“去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