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星期三

爱莉卡开始代理《瑞典摩根邮报》总编辑职务三天后，总编莫兰德便在午餐时间过世了。他在玻璃笼中待了一整个上午，爱莉卡则和副主编彼得·弗德列森一起去会见体育版主编，以便多认识同事并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弗德列森现年四十五岁，在报社里还算是新人，虽然沉默寡言但不讨人厌，经验也很丰富。爱莉卡已经决定一旦换自己掌舵，弗德列森的见识是可以仰赖的。她花了不少时间评估哪些人她将来可以信赖，并延揽入自己的新团队。弗德列森绝对是个好人选。

他们回到编辑台时，看见莫兰德起身走到玻璃笼的门边。他好像吓了一跳。

接着他身子往前倾，手抓住一张椅子的椅背，撑了几秒钟，随后便不支倒地。

救护车还没到，他就断气了。

一整个下午，编辑室都弥漫着慌乱的气氛。董事长博舍于两点抵达后，召集员工为莫兰德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他提及过去十五年来莫兰德如何为报社尽心尽力，以及身为报人有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他请众人默哀一分钟。

爱莉卡发觉有几位新同事正看着她。一个未知数。

她清清喉咙，在没有受邀也不知该说什么的情况下往前踏出半步，语气坚定地说：“我认识莫兰德总共整整三天，时间实在太短。尽管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但说实在的我真希望能多认识他一点。”

她从眼角余光瞥见博舍盯着她瞧，便即住口。对于她的主动发言，他似乎很惊讶。她又往前一步。

“你们总编辑的不幸骤逝将会为编辑室造成问题。我预定要在两个月后接替他的工作，本来以为还有时间能多多向他学习。”

她看见博舍张开嘴似乎有意说些什么。

“如今已不可能了，我们将度过一段适应期。但莫兰德是一份日报的总编辑，报纸明天还得照常发行。现在距离送印刷厂还有九个小时，距离头版定稿还有四个小时。我能不能请问……你们当中哪一位和莫兰德的关系最亲密？”

员工们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鸦雀无声。最后爱莉卡听见左侧传来一个声音。

“应该就是我了。”

是头版主编古纳·马格努森，已经在报社工作三十五年。

“需要有人来写一篇讣闻，不能由我执笔……那太冒昧了。能不能请你代劳呢？”

古纳迟疑片刻，但还是说：“好，我写。”

“我们要以整篇头版报道，其他的全都往后挪。”

古纳点点头。

“我们需要照片。”她往右边一瞄，正好与图片编辑雷纳·托凯森四目交接。他点了点头。

“我们得开始忙这个了。一开始可能会困难重重。当我需要有人协助作决定，我会询问你们的意见，也会仰赖你们的技能与经验。你们知道发行报纸是怎么回事，而我还得多上点课。”

她转向弗德列森。

“弗德列森，莫兰德非常信任你。目前你得像个导师一样地教我，责任要比平常更重一些。我想请你当我的顾问。”

他点点头。不然还能怎么办？

她接着将话题转到头版的主题。

“还有一件事。今天早上莫兰德在写他的社论。古纳，你能不能进他的电脑，看看他写完了没有？即使还没有完全完稿，我们也要发表。这是他最后一篇社论，若不刊载未免太可耻。我们今天出的报纸依然是霍肯·莫兰德的报纸。”

无人作声。

“如果有人需要一点私人时间，或想休息一下好好思考，就请这么做吧。你们都知道截稿时间。”

无人作声。但她发现有人点头同意。

“开工吧，各位。”她用英语低声说。

霍姆柏无计可施地两手一摊，包柏蓝斯基和茉迪满脸狐疑，安德森则面无表情。他们正仔细检视着霍姆柏当天早上完成的初步调查报告。

“什么都没有？”茉迪问话的口气十分吃惊。

“什么都没有。”霍姆柏摇摇头说：“法医的最终报告今天早上送来了，除了上吊自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

他们再次看着在斯莫达拉勒那间避暑小屋客厅拍的照片。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国安局移民组副组长毕约克爬上凳子、在吊灯挂钩上打绳结、套上自己的脖子，然后毅然决然地将凳子踢到客厅另一头。法医无法确定死亡时间，但证明事情发生在四月十二日下午。而四月十九日发现尸体的不是别人，正是安德森巡官，因为包柏蓝斯基一再试图联络毕约克都找不到人，气恼之余才终于派安德森去找他。

在那个星期当中，天花板的吊灯挂钩松了，毕约克的尸体随之跌落地面。安德森从窗口看见尸体，紧急回电告知。包柏蓝斯基与其他抵达避暑小屋的人，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犯罪现场，认定毕约克是被某人绞死的。当天稍晚，鉴定小组发现了吊灯挂钩，霍姆柏便受命查验毕约克的死因。

“一点都没有犯罪迹象，也看不出当时除了毕约克还有他人在场。”霍姆柏说。

“吊灯呢？”

“天花板吊灯上有屋主的指纹，两年前是他挂上去的，还有毕约克自己的指纹，也就是说是他取下吊灯。”

“绳子哪来的？”

“花园里的旗杆。有人剪下两码左右的绳索，后门外窗台上有一把随身小刀，据屋主说刀子是他的，平常都放在厨房长台面下的工具抽屉里。刀柄、刀刃还有工具抽屉都留有毕约克的指纹。”

“嗯。”荣迪出声。

“是什么样的绳结？”安德森问。

“祖母结，就连活结也只是一个环圈。这很可能是唯一有点奇怪的地方。毕约克以前是海军，应该知道怎么打绳结。不过谁知道一个企图自杀的人还会多注意绳结呢？”

“那么药物反应呢？”

“根据毒物检定报告，毕约克血液中有强力止痛剂反应，这是医生开给他的药。也有酒精反应，但非常微量。换句话说，他多少算是清醒。”

“法医报告上说他有几处擦伤。”

“左膝外侧有一道三厘米多长的擦伤，真的只是小伤口。我想过，但受伤原因可能有十来种……例如碰撞到桌角之类的。”

茉迪拿起一张毕约克面容扭曲的照片。绳圈深深嵌进皮肉，因此绳索隐藏在脖子表皮底下。整张脸肿得怪异。

“挂钩松脱前他已经吊在那里大约二十四小时。全身血液不是在头部——绳圈让血无法流到身体——就是在下肢。当挂钩脱落，他的身体坠地，胸部撞到茶几，导致这里有很深的瘀痕。但这个伤却是在死后很久才出现。”

“死得还真惨。”安德森说。

“不知道。绳圈很细所以切得很深，阻止了血流。他很可能几秒钟内就陷入昏迷，一两分钟就死了。”

包柏蓝斯基嫌恶地合上初步调查报告，他不喜欢这个。据他们推断，札拉千科和毕约克是同一天死亡，这个事实他一点也不喜欢。但再多的推测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犯罪现场的调查结果丝毫不能佐证有第三者协助毕约克上路的理论。

“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柏蓝斯基说：“他知道札拉千科的事恐怕会曝光，他也可能因为***易罪被判刑坐牢，还要任由媒体宰割。不知道他比较害怕哪一样？他有病，长期受慢性病所苦……不知道。要是留下遗书就好了。”

“很多自杀的人都不会写遗书。”

“我知道。好吧，暂时先把毕约克放到一边，反正也别无选择。”

爱莉卡暂时还无法坐到莫兰德的座位，也无法将他的物品挪到一旁。她安排古纳去找莫兰德的家属，请遗孀找个时间自己来或派个人来清理他的东西。

短时间内，她先在编辑室正中央的编辑台清出一块地方，摆上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发号施令。现场一片混乱。但她在如此骇人的情况下接掌《瑞典摩根邮报》三小时后，头版付印了。古纳将莫兰德的生平与职场经历拼凑成四栏的文章。版面编排以一张黑边相片为中心，几乎整张照片都在折线之上，他未完成的社论置于左侧，最底部则是一长排相片。这样的设计并不完美，但有很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快六点的时候，爱莉卡正在检视第二版的标题并与主编讨论内文，博舍走上前来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来。

“能跟你谈一谈吗？”

他们一起走到员工休息室的咖啡机前。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满意你今天掌控局面的方式。我想你出乎了我们大家的意料。”

“我没有太多选择。不过在真正上轨道之前可能会有点跌跌撞撞。”

“我们能理解。”

“我们？”

“我是说员工和董事们，尤其是董事会。但经过今天的事情后，我更加确信你是理想的人选。你在紧急关头来到这里，还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挑起重任。”

爱莉卡几乎就要脸红。不过她从十四岁起就没有脸红过。

“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吗？”

“当然。”

“我听说在某个标题上，你和霍姆有不同意见。”

“我们对于文章中讨论政府税务方案的角度有不同意见。新闻版的标题应该保持中立，他却加入了个人观点。观点应该保留在社论版。既然说到这个，我就顺带一提……以后我偶尔得写社论，但我之前也告诉过你我并不活跃于任何政党，所以我们得解决以后由谁负责社论版的问题。”

“暂时可以让古纳接手。”博舍说。

爱莉卡耸耸肩。“你指派谁我无所谓，但这人必须清楚地表达报社的观点。立场应该在这里表明……而不是在新闻版。”

“说得很对。我刚才要说的是对于霍姆，你可能得稍微让步。他在《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很久，担任新闻主编也已经十五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他或许脾气暴戾，但他是无可取代的。”

“我知道，莫兰德跟我说过。不过在政策方面，他必须服从指令。我才是受聘来经营报纸的人。”

博舍想了想，说道：“等这些问题浮现后，我们再一一解决吧。”

星期三晚上，安妮卡在哥德堡中央车站搭上X二〇〇〇列车时，既疲倦又生气，觉得自己好像在这班列车上住一个月了。她到餐车买了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打开她和莎兰德最后一次谈话的笔记。莎兰德，这也是她感到疲倦又生气的原因。

她有所隐瞒。那个小笨蛋没有告诉我全部实情。而麦可也有所隐瞒。天晓得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她也认定了，既然哥哥和当事人至今尚未沟通过，那么两人之间的阴谋——如果真有的话——肯定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默契。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事，但哥哥一定认为非常重要，不得不隐瞒。

她担心事关道德问题，这是他的弱点之一。他是莎兰德的朋友。她了解自己的哥哥，知道他一旦交上朋友，即使这个朋友是个有明显性格缺失的讨厌鬼，他也会对她忠心不二到鲁莽的地步。她也知道他可以容忍朋友做无数蠢事，但不能越过某条界线，至于界线到底在哪里似乎因人而异，只是她知道他曾经因为好友做出他认为出轨的事而与他们彻底绝交，而且毫无通融余地，绝交后便老死不相往来。

安妮卡明白哥哥在想什么，但对莎兰德却毫无头绪，有时候甚至觉得她脑子里根本什么也不想。

安妮卡原本猜想莎兰德可能很情绪化也很封闭，直到见到她本人，才觉得那肯定只是某个阶段，就看能不能得到她的信赖。但经过一个月的交谈——且不论前两星期莎兰德几乎无法说话，因此浪费不少时间——她们之间依然纯粹是单方面的沟通。

莎兰德有时似乎十分沮丧，丝毫不想处理自己的现状与未来。要想为她提供有效的辩护，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所有事实，但她根本不明白也不在乎。安妮卡如何能在黑暗中工作呢！

莎兰德经常闷不吭声，即使说了什么，也总得思考许久、慎选言词。通常她完全不答腔，有时候却会回答安妮卡几天前提出的问题。警方问讯时，莎兰德也是一声不吭，双眼直视前方。她就是不肯对警方吐露只字半句，几乎从无例外。罕见的例外是当埃兰德警官问她有关尼德曼的事时，她会抬起头看着他，非常明确地回答每个问题。然而一转换话题，她马上失去兴趣。

她知道原则上莎兰德从不和官方人士交谈，这对这次的案子很有利。尽管她不断鼓励当事人回答警方的问题，但内心深处对莎兰德保持沉默还是很高兴。原因很简单，沉默就不会前后不一，就没有会牵绊她的谎言，也没有在法庭上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矛盾推论。

然而莎兰德的沉着令她十分惊讶。她们俩独处时，她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固执不肯与警方谈。

“他们会扭曲我说的话，然后用来攻击我。”

“可是如果你不解释清楚，最后还是可能被判刑。”

“那就这样吧。这一堆问题不是我惹出来的，如果他们想要判我的罪，我也没办法。”

最后，莎兰德还是将史塔勒荷曼发生的事几乎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律师，只有一事除外。她不肯说出蓝汀的脚上怎么会中弹。不管安妮卡如何软硬兼施，莎兰德都只是瞪着她，撇着嘴笑。

她也告诉安妮卡哥塞柏加的事，但完全没有提到自己为什么追踪父亲。她是刻意到那里去杀他——一如检察官所说——或是去和他说理？

当安妮卡提起她前任监护人毕尔曼时，莎兰德只说自己没有开枪杀他，那件命案也不再是她被起诉的罪名之一。而当话题触及这一连串事件的最关键处，亦即一九九一年泰勒波利安医师在精神病院里扮演的角色，莎兰德更是一下子陷入绝对的沉默，仿佛再也不会开口说一句话。

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安妮卡暗忖，如果她不信任我，官司必输无疑。

莎兰德坐在床沿望向窗外，可以看见停车场另一边的建筑物。自从安妮卡气冲冲地冲出去，砰一声关上房门后，她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坐了一小时。头又痛起来了，是隐约、轻微的痛，但她还是觉得不舒服。

安妮卡令她感到不耐。从实际层面来看，她可以明白律师何以一再追问有关她过去的细节，在理性上她能理解，安妮卡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但她没有一丁点的意愿想谈论自己的感觉或行为，她的人生与别人无关。有一个变态虐待狂兼杀人犯的父亲，不是她的错。有一个杀人犯哥哥，也不是她的错。谢天谢地，还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兄妹，否则在迟早都免不了要作的精神状态评估，也一定对她不利。达格和米亚不是她杀的，受指派的监护人后来变成猪狗不如的强暴犯，这也不是她的责任。

然而即将被搞得天翻地覆的却是她的人生。她将被迫解释自己的行为，被迫因为自卫而请求原谅。

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到头来，她毕竟还是得一个人生活。她不期望有朋友。那个该死的安妮卡很可能是站在她这边，但那是身为她的律师、一个专业人士所提供的职业友谊。王八蛋小侦探布隆维斯特也不知人在哪里——安妮卡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她哥哥——莎兰德也从来不问。如今达格命案解决了，他要的故事也有了，她并不期望他对她还像以前一样感兴趣。

她很好奇，发生了这么多事，阿曼斯基怎么看她。

她很好奇，潘格兰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据安妮卡说，他们俩都表示会支持她，但那只是空话。要解决她的私人问题，他们帮不上一点忙。

她很好奇，米莉安对她作何感想。

她很好奇，她对自己又有什么想法，最后才了解到这整个人生对她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想到这里，思绪被警卫插钥匙开门的声音打断，进来的是约纳森医师。

“晚安，莎兰德小姐。你今天觉得如何？”

“还好。”她回答。

他看了病历表，发现她已经退烧。他每星期都要来巡房好几次，她已经习惯他的到来。在所有碰触她、戳弄她的人当中，只有他让她感到某种程度的信任。她从不觉得他以异样眼光看她。他来到病房，闲聊一阵，检视她复原的情形，从未问过任何关于尼德曼或札拉千科的问题，也没问过她是不是疯了，或者警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他似乎只对她肌肉的运作情形、脑部的复原进度与她的感觉感兴趣。

而且他还真的搜索过她的大脑，能在脑子里东翻西找的人，必须获得礼遇。令她讶异的是尽管约纳森医师会戳她还会为了体温表大惊小怪，他的来访还是让她感到愉快。

“我可以检查一下吗？”

他照常作检查，看看瞳孔、听听呼吸、量量脉搏、血压，也看看她吞咽的情形。

“我怎么样？”

“正逐渐复原中。不过运动要更认真做。还有你会抠头上的痂皮，不能再这样了。”他略一停顿。“我能不能问个私人问题？”

她盯着他看，他则一直等到她点头同意。

“那个龙的刺青……你为什么要刺那个？”

“你之前没看到？”

他忽然微微一笑。

“其实我瞥见过，但是当时你没穿衣服，我正忙着止血、取出子弹等等。”

“你为什么想知道？”

“只是好奇罢了。”

莎兰德思忖了好一会儿，才看着他说：

“我不想讨论我刺青的原因。”

“就当我没问。”

“你想看吗？”

他似乎有点吃惊。“好啊，干吗不呢？”

她背转向他，将病袍拉下肩膀，然后调整坐姿，让窗外射入的光线落在背上。他看着她背上的龙纹，刺得很美、很精巧，是个杰作。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

“满意了吗？”

“很美，不过一定痛死了。”

“对，”她回答：“很痛。”

约纳森离开莎兰德的房间时心里有些困惑。对于她身体的复原进展他很满意，但实在不能了解这古怪的女孩。即使没有心理学学位也能知道她的情绪不太对。她对他说话的口气很有礼貌，但也略带怀疑。他还听说了她对其他护理人员也很有礼貌，唯独警察来的时候一语不发。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周遭的人保持距离。

警方将她关在病房里，检察官打算依杀人未遂与重伤害的罪名起诉她。他觉得不可思议，如此瘦小的女孩竟有力气犯下这种暴行，尤其受害者还是成年男子。

他问及她的龙文刺青主要是想找个私人话题和她谈谈。他并不特别想知道她为什么要以这种方法装饰自己，但既然她选择如此惊人的图案，想必有其特殊意义。他只是觉得或许可以借此开启对话。

他去探视她并非既定行程，因为安德林才是她的主治医师。不过约纳森是创伤中心的主任，莎兰德被送进急诊室那天晚上他们所做的处理，他深感自豪。他作出正确的决定，选择移除子弹。到目前看来，莎兰德并没有记忆丧失、身体机能退化或因伤势引发其他障碍等并发症。假如她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康复，离开医院时头皮上会有疤痕，却不会有其他明显伤害。至于心灵上的伤痕则是另一回事。

回到办公室时，他看见一名穿着深色外套的男子倚在门边墙上。那人头发十分浓密，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约纳森医师吗？”

“我是。”

“我叫彼得·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

“是，我认得你。”

“很好，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私下和你谈谈。”

约纳森打开办公室门，请来客进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是有关你的一名病人莉丝·莎兰德。我有必要见她一面。”

“你得先取得检察官的许可。她现在已经被捕，禁止会客。而且所有的会面申请也都得先交给莎兰德的律师。”

“对，对，我知道。我想这个案子应该可以免去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医生，所以你可以让我以医疗的理由去看她。”

“对，这么做或许行得通，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为何。”

“莎兰德曾经待过圣史蒂芬，我为她治疗过几年，一直到她满十八岁，地方法院下令让她重返社会，只不过需要有监护人。或许我应该告诉你，当时我是反对这项决议。从那时起，她就获准毫无目的地游荡，也才会导致今天这有目共睹的结局。”

“真的吗？”

“我仍然觉得对她有很大的责任，如果能有机会评估一下她过去这十年来的恶化情形，我会很感激。”

“恶化？”

“和她接受妥善照顾的青少年时期比较起来。我们同为医生，应该能够达成共识。”

“趁我的记忆还算清晰，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也许你能帮忙解释一下……既然我们同为医生。莎兰德被送到索格恩斯卡医院时，我替她作了一次完整的医疗检查。有一名同事要求看病人的鉴定报告，签署的是一位耶斯伯·罗德曼医师。”

“没错，罗德曼医师还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他的助手。”

“原来如此，但我发现那份报告写得非常模糊，”

“是吗？”

“里面并没有诊断结果，看起来简直就像针对一个不肯开口的病人所作的学术研究。”

泰勒波利安笑开了。“是啊，她可真是不容易对付。诚如报告中所写，她坚持不肯与罗德曼医师对话，所以他只好采用模棱两可的措词，他这么做完全没有错。”

“可他还是建议莎兰德应该住院？”

“这是根据她先前的病史作出的判断。我们对她的病已经累积了多年丰富的经验。”

“这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她住进这里时，我们曾向圣史蒂芬请调她的病历，却到现在都还没收到。”

“对此我很抱歉。因为地方法院下令将它列为极机密文件。”

“如果拿不到她的病历，我们又怎么能给她适当的照料？现在她的医疗责任在我们身上，跟其他人都无关。”

“我从她十二岁就开始照顾她，我想全瑞典再也没有其他医生像我这么了解她的病况。”

“病况是……？”

“莎兰德罹患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你也知道，精神医学并非精密科学，我不想局限于某个精确的诊断，不过她显然会产生幻想，有很明显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状。此外她的临床症状还包括一些躁郁周期以及缺乏同情心。”

约纳森凝神直视泰勒波利安十秒，接着才说：“泰勒波利安医师，我不会和你争辩诊断结果，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相对简单得多的诊断？”

“你是说？”

“例如阿斯伯格综合征。当然了，我还没有对她作精神状态评估，但若以直觉猜测，我会认为是某种自闭症，也因此她才无法遵循社会规范。”

“很抱歉，但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通常不会放火烧自己的父母亲。相信我，我从来没见过反社会性格如此明显的人。”

“我认为她是自我封闭，不是一个反社会的偏执狂。”

“她非常善于操弄。”泰勒波利安说：“她会作出她认为你期望她作出的行为。”

约纳森皱起了眉头。泰勒波利安对莎兰德的解读已经自我矛盾。约纳森对这个女孩唯一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她绝对不善于操弄，反而会固执地与周遭的人保持距离，完全喜怒不形于色。他试着将泰勒波利安描述的莎兰德与他自己所认识的莎兰德加以协调。

“你只认识她很短的时间，而且她因为受伤而不得不处于被动。我曾亲眼看见她的暴力与不理性的恨意。多年来我一直试着帮助莎兰德，所以我才会来。我建议索格恩斯卡和圣史蒂芬建立合作关系。”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合作？”

“你们负责她的医疗状况，我相信这是她所能获得最好的照顾。但我非常担心她的心智状态，所以希望能尽早加入。我已经准备好提供一切协助。”

“我明白了。”

“所以我确实需要见到她，以便作第一手的状况评估。”

“只可惜这个我爱莫能助。”

“你说什么？”

“我说过了，她现在已经被捕。如果你想为她进行任何精神治疗，就得向哥德堡的耶娃检察官提出申请。这些事情都由她决定。而且我再强调一次，除了检察官之外还要有她的律师安妮卡的配合。如果事关开庭要用的精神鉴定报告，那么地方法院就会发给你许可令。”

“我就是想避开那些官方程序。”

“了解，但我要为她负责，如果她很快就要出庭，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有明确的文件。所以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些官方程序。”

“好吧。那我还是告诉你实话好了，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已经正式委任我作精神鉴定报告，审判时需要用到。”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正式会见她的机会，无须规避规定。”

“但在这么来来回回的申请、批准过程中，她的情况恐怕会持续恶化。我只是为她着想。”

“我也是。”约纳森说：“私下告诉你吧，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她遭受暴虐对待，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她完全没有精神分裂或妄想的现象。”

泰勒波利安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不可能说服约纳森改变心意，于是突然起身告辞。

约纳森坐了一会儿，瞪着方才泰勒波利安坐过的椅子。其他医生来找他寻求治疗的建议或意见，这并非不寻常的事，但通常都是已经开始处理病人病情的医生。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精神科医生像飞碟一样降临，还要求希望不按规定去见病人，而且病人都已经几年没有接受他治疗了。片刻过后，约纳森瞄了一眼手表，发现都快七点了，于是拿起电话打给玛蒂娜·卡格伦，她是索格恩斯卡医院为创伤病人安排的心理医生。

“哈啰，我想你已经下班了。没有打扰你吧？”

“没问题，我在家，但无所事事。”

“有件事我很好奇。你和我们那个恶名昭彰的病人莎兰德谈过话，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对她的印象？”

“这个嘛，我去见过她三次，想和她谈谈。但每次她都很礼貌却也很坚决地拒绝了。”

“你对她印象如何？”

“什么意思？”

“玛蒂娜，我知道你不是精神科医生，但你是个聪明又敏感的人。你对她的性格、她的心理状态的整体印象怎么样？”

玛蒂娜想了一会儿才说：“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入院后不久我见过她两次，但她状况实在太惨，所以没有真正接触。后来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又应安德林医师的要求去找她。”

“安德林为什么要你去见她？”

“莎兰德开始慢慢恢复，但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安德林医师希望我去探视一下。”

“结果呢？”

“我先自我介绍，然后聊了几分钟。我问她感觉如何，需不需要有人和她谈天，她说不需要。我问她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她请我偷偷带一包烟给她。”

“她有没有表现出愤怒或敌意？”

“我认为没有。她很平静，但会保持距离。我想她要我带烟应该是开玩笑，不是认真的。我问她想不想，要不要带什么书给她。起先她说不要，但后来她问我有没有探讨基因学和大脑研究的科学杂志。”

“探讨什么？”

“基因学。”

“基因学？”

“对，我说医院图书馆有一些关于这类主题的大众科学书籍，但她没兴趣。她说以前看过这类书，还说了几本权威作品，我听都没听过。她比较想看这个领域的纯研究。”

“天呀。”

“我说给病人使用的图书馆恐怕没有更高深的书，在这里钱德勒的侦探比科学文献多，不过我会试着找找看。”

“你去找了吗？”

“我到楼上借了几本《自然》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她很开心，还谢谢我如此费心。”

“可是那些杂志刊的多半是学术报告或纯研究。”

“她显然看得津津有味。”

约纳森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认为她的心智状态如何？”

“封闭。她从未和我讨论过任何私人的事。”

“你觉得她有精神上的疾病吗？像躁郁或妄想？”

“没有，完全没有。我要是这么想，早就提出警告了。她很奇怪，这点毫无疑问，她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压力，但她冷静客观，似乎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你为什么这么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试着想判定她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