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就像一个穿着西式服装戴着中式毡帽的庞然大物，既牛逼又傻逼地横亘在那里。你必须通过它的裆部才能链接一种全新的生活，所以即使你内心鄙视它，在视觉上还是不得不仰视。我留意到，这庞大的形象工程不像两年前初次见到时那么气派了，有些地面已经塌陷，墙体发生脱落，乱糟糟的广告如同靓丽堂皇的器物上的秽物，人和空气都臭烘烘的。

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五年，终于得到单位一纸通知，口气不容置疑：为深化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和四十五岁以下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限我一月内结清手续。大棒之外还有糖果，通知云：在规定时间内解约，按工龄每年补偿一千大洋，并可获两千大洋奖赏；晚签一天扣一百大洋，扣完为止。

那一阵，天天都是企业改制的新闻，随处可见“卖字当头，以股为主”一类标语，活像一场新的运动席卷而来。一些有政治觉悟和商业嗅觉的色情场所趁势打出标语：“卖字当头，以‘股’为主”。所谓改制，说白了就是把国企强制性“卖”给公仆——书记厂长经理什么的；主人则必须卖断工龄，再带资上岗，等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还要对新兴资本家感恩戴德。

这把在头上晃悠了几年的大刀终于砍下来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在这个古怪的话语系统中，任何扯淡的事情都可以弄得合情合理甚至大义凛然。比如，明明把你关进牛棚，那是为你好；送你变相劳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砸你饭碗不叫失业而叫“下岗”。这样的高明是显而易见的：你失去“岗位”并不等于失去“职业”，就像你失去“老婆”，并不等于失去“妻子”。所以即使你饿得眼冒金星，却显得红光满面；即使你荒成了***犯，也得做出一付西门庆状……你还有抱怨的权利吗？你若自以为领导阶级，叫板，理论上有两种前途：一，一文钱拿不到，合同照样解除；二，破坏社会秩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这样一算，我可拿七千大洋补偿后滚蛋。在当时，这笔巨款可买一部二流手机供你招摇一阵；买几头注水猪，吃个一年半载；或到偏远山区买个有点智障的媳妇，与你共享人生。

这是家小国企，到这儿工作纯属意外。我这个师范生，本该去误人子弟的干活，但九十年代初期，这行当很不体面，师范被称为“稀饭”，若避瘟神，上稀饭学院纯粹为了换个公仆身份。那阵儿考大学可不像现在，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活生生把人逼疯，我有两个同学就因此自杀了。我智力尚属正常（看官们自有明鉴），也学得口吐白沫神经紊乱，还炒了两次“回锅肉”（补习）才挤上体面人生的独木桥——现在还未彻底痊愈的脑残，就那时候弄出来的。哪像现在，凡安定医院和垃圾站不收的，大学都收。

毕业后，有好爹好妈的，成了公仆；次一点的，进垄断企业或事业单位；再差的，送个礼赔个笑（或许陪个睡）也能进市区或郊区学校，遥望灯红酒绿流一串口水；最倒霉的，一律去边远山区。靀城本已属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的平方，基本上判处无期徒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辈子。前途也有两个：一，成仙；二，成仙不成，成神农架人。挺环保的。

我本来还是愿意“吃粉笔灰”的。我这人低级趣味严重，话痨，天生具备谎言说一千遍脸不红心不跳、不把鹿子说成马绝不鸣锣收兵的教育工作者素质。一上讲台，立马获得话语霸权。当初老师咋折磨我的，我要连本代利收回来，社会学管这叫婆媳理论，经济学术语叫隔代收租。想到一拨又一拨被绑架了的蠢货规规矩矩听我口吐莲花唾沫横飞，哪怕是假装的虔诚，都会让我产生伟光正般的真切成就感。另外，不坐班外加两个假期的福利，还是可以挖点社会主义墙角经营个花果山什么的。

如此庸俗的人生目标也被剥夺了。本来当地一所成人高校发了公函要我去，但教育局非要我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这俗胚可不想成劳什子仙。压根就不想给他们好处，一见那脑满肠肥一脸正义我TMD（注：TMD，一句口头禅，疑似国骂“他妈的”。全书同。）就会产生排泄的生理反应。别的同学都上班几个月了我还没着落，家人急了，我也拧不过。经过踩点，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拎着腊肉香肠好酒好烟特级挂面潜入教育局大院，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头儿的家门。我挺冒险的，因为压根就不认识也没中间人。半晌，一个肥硕如地滚球的娘们拉开门，看我的目光活像上海人家来了个苏北穷亲戚。验货后厉声呵斥：“你把我们看成啥人啦？”正气凛然直逼“嘻嘻TV”。

走投无路了，老爸豁着离休干部的老脸找到市上一分管领导求情，赔了教育局一笔钱，才把我要到这个掌管着城市居民某种生计的国企。我去不到一年就遇到改制，一夜之间这香饽饽的企业就屁也不是了。我莫名其妙地被剔出了“领导阶级”，还赔了一笔钱，转眼又成了时代弄潮儿。我TMD赚大发了！

尽管单位只给我发一百零六块大洋工资，它并不欠我啥，因为我压根就没为它做过啥，我上班仅半年就停薪留职去深圳晃荡了。几个月后铩羽而归。此后，无所事事的我烂醉如泥，清醒时就躲在家里看书。连《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注：《尤利西斯》，爱尔兰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代表作，有“最难懂的巨著”之称。《追忆逝水年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Prous，1871～1922）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么晦涩变态的意识流也看。同学冬瓜那时就当上了书店副经理的高官，总能为我搞到想要的书，连港版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都弄来了，看得通宵达旦茶饭不思。在文言文意淫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肃然起敬。

2

银子很快花光了，一哥们介绍我去歌厅以每晚十元外加提成的方式卖唱。晚上，尚能在光怪陆离的灯光、靡软亢奋的歌声、迷乱扭曲的脸嘴和五彩斑斓的酒精中掩饰自我，漫长的白天却剃刀一样舔舐着我的寂寞。一个穷极无聊的上午，躺在床上的我填下了自我心理抚摸的第一个格子。不到半年，居然鼓捣出三十余万个格子来，那轻松如同一个憋了七天七夜的屁终于重见天日。治疗空虚的最好办法就是爬格子，那由格子组垒成的迷宫和深渊，你填到死也没底。真TMD不自量力，除了内部刊物上的八股文，我还只字未发呢。我没有寄给出版社，而是寄给了痞爷和名导大岛，当时他们正搞电视剧搞得昏天黑地高xdx潮迭起。不知道地址，心想大尾巴狼嘛，就寄到‘嘻嘻TV’转交，收件人同时写着两人的名字，中间打了一个点。后来稿子“查无此人”退了回来，也就扔柜子里了。

停薪留职期满后，被安排到省城办事处。办事处的通病是不办事或乱办事，补助费却一点也不含糊。省城补助标准高，按我当时的混混眼界和小农格局，那一段挺阔绰，整天和哥们到处晃悠，从这帮闲人和这个闲城那里沾染了不少江湖恶习。不到一年，办事处被上司和我齐心协力活活给办垮，依依不舍回到靀城，再次成了多余的人。经理给我指了两条光明大道：一是到一家分店去卖油盐酱醋外带挂面烧饼，或自己承包一家小餐馆，门面由公司出；要么安置几个工人，要么缴纳承包款。我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国企，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这是位置偏僻、治安案件高发地段，家人都说我疯了。果然，小火锅店一开张就欠账、赖账成风。见识小口气大钱包小胃口大的食君子实在太多了。吃完饭嘴一抹，腆着脸说哥们今儿个健忘症又犯了，要不这几天哥们手头紧，好像龟儿子（注：龟儿子，四川方言，相当于“王八蛋”。）以前挺阔绰似的。对这类饮食诈骗饭，坚壁清野。

另一种蹭法是钻空子。餐饮业竞争惨烈，不得不推出优惠政策，比如酒水瓜籽米饭泡菜免费。好家伙，这帮“蹭爷”一上来，大大咧咧地点一两个最便宜的菜，就跟你耗上啦。先是中东局势再谈中南海局势再回到靀城局势。你都恨不得拎着啤酒瓶子，在那猪头上来个迎风绽放啥的。

其他赖账方式：吃完饭说他舅子老表是公安税务工商的，往盘子里扔蟑螂的，捂着肚子哇哇叫的，刚从监狱出来要和你交朋友的……我的政策是：确凿绝对不能惹的，算老子倒霉；可惹可不惹的，老子不吃你那一套！为了收欠账，差点和一个刑满释放犯发生血案。说起来也就几十块钱。这厮住附近，店员去催要数次无果。我半夜去敲门，这癞皮***出了菜刀，咆哮他就值这个钱，有备而来的我从后背摸出两尺长的钢管。剑拔弩张之际，那厮的女人牢牢抱住他，把钱扔过来，我趁势撤退了。还有一个午夜，突然店员来电，语无伦次，半响才得知有人吃完饭掏出火药枪威胁店员，还放了一枪。等我赶到，早跑了，天花板上一个马蜂窝，店里还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味儿。

让这帮人渣拿去小命实在不划算，关门歇菜吧。一算账，除了上缴的承包费、政府保护费、员工工资和填饱肚子，白忙活半年。好在各种小吏还没把这偏僻地带的鸡毛小店打上眼，否则非把我吃成“百万负翁”不可。

随后几年，我又折腾了不少事情，有输有赢，赢大于输，但都和这个让我滚蛋的单位没关系了。我成了当地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一个在统战部的同学说，依我这势头发展下去，进政协指日可待，但另一在专政机关谋食的同学对此表示质疑。

拿着这笔赎身钱，我漠然离开了这个从此和我一刀两断的单位。和几年前主动停薪留职时尚有一丝慌乱相比，无所谓了。几年动荡生活下来，早就烂滚龙（注：烂滚龙，四川方言，有不少恶习的街头混混。）一条，滚龙还TMD怕泥烂么？

不久，香港回归，三峡截流，普天同庆，我也顺利拿到下岗证。这是一张巴掌大小红色塑料硬壳，照例是标准照、生辰、单位、工龄、文化度、政治面貌等信息，最后是“有关部门”脏兮兮却很权威的印章。做工一点也不粗糙，和无数荣誉证相比，惟一不同是毫不起眼的“下岗”两字。我深情凝视这个红色塑料壳，越看越兴奋。

这片土地盛产形形色色的证件、证书和证明。打小我就获得过无数个类似证件：“三好”“优秀”“标兵”“分子”……绝大多数人就这样被一张白纸或硬壳塑料归了类画了圈，你TMD就必须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终其一生。你啥货色，几斤几两，哪来哪去，全然不由自己说了算。比如现在，主观上自命清高、客观上也算绝顶聪明的我，一不留神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

照片中那个端正清雅稚气未退的倒霉蛋看着让人蛋疼，转念一想，不到而立就告老还乡，你小子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官方给你的新证件，你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3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曲折幽深，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木然的白大褂来来往往。青苔般惨绿的半截墙壁让昏暗变成了阴暗，浓重的酒精、中药和药剂的混合味儿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侵入眼眶、口腔、鼻孔和每一个裸露的毛孔，一种暗物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一刻你确信，另一个空间的存在。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质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壮硕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电流声滋滋响，液体汩汩流动。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

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当时没意识到问题严重，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说辞，也无法说服他们。幸好这家中医药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

我和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咋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反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卖断了？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镜。

“这是改革，商量又咋样？谁让你在企业混了一辈子，离休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吧？”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乐乐呵呵的弥勒佛。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蠕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赶紧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把老骨头，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有人拉去烧了。年轻人咋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病友插话，老头老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咋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的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啥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啥三十而立，古人寿命短，四十岁告老还乡五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含苞欲放。”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得意，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二老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啥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哧白咧地走了。

4

坦率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就像十九世纪的美国外交。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有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狂潮再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有开拓精神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考研，至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且不擅长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智商实在不靠谱，跟电视上“幸运250”似的。十年前高考纯粹少不更事，屈服于社会偏见，害得我留下一人生污点。十年后又病机乱投医。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糟蹋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楞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屁民一个，老爸早靠边站，有戏吗？撤了吧，免不了忿忿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父母一天天老去——特别是老爸中风后医生私下坦诚，如遇复发随时有危险，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的，是触手可及又可戛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连亚圣人也鼓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实在不想延续出个小戈海洋、小流氓无产阶级来？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比圣人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傍晚，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脑子里一团糟。凉风轻佛，晚霞西沉，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光斑。远处明暗纠结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叹息一声，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凭栏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有些奇怪：“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稀罕。”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景致发呆。红彤彤的火烧云燃成一堆凌乱的暗红余烬。临江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洒满垃圾。同样一杯茶，露天茶座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汲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东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跷起二郎腿，猛然看见女孩就站在我身后，吓我一跳。我问：“你咋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我说：“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超值服务，那我赚了。”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无聊的人凑一块，那就开聊呗。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

5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火焰，近看乔装打扮，脸盘上尤具匠心，清秀之余添了几分妖媚。我心里一跳，化妆品这玩意真TMD助纣为虐误导众生。我正想和她谈如何应付，她一把挽住我，剥夺了我演主角的机会：“你配合就行了。”

我父母惊喜地接见了这位冒牌货，拿出水果招待她，她毫不客气。雪儿对我父母问长问短，我父母的问题她也对答如流。雪儿说我们半年前在溜冰场认识的。父母工人阶级，她在一个事业单位打字，独生女，大专文化——在自修大专，法律专业。雪儿说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打麻将，喜欢读书，崇拜周总理、鲁迅和拿破仑……我忍不住笑，佯装内急溜进卫生间。

雪儿和我勾肩搭背，还采取喂宠物的方式和分食了一个橘子。雪儿看见按摩师为我老爸按摩也去帮忙，医生说她按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我口上插科打诨，心里却纳闷，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子咋屈就于茶楼？不得不承认生活对人的可塑性，生活的艰辛像一把刀子，既可以把你削尖，也可以把你削平，还可以将你拦腰截断。

在我老爸老妈高高兴兴将我们送出医院后，雪儿立马原形毕露，手一摊：“钱——？”

我兑现了她一百，她又甜甜地说：“哥，再付五十吧。”

“你毛病呀你？”我不满起来。

“哥，我给你爸按摩了快一小时，这对他很有好处，医生都说我按得好。就是街头野店也不止这个数呢，还有往返出租车，五十块不多吧？”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过我还是再给你五十块。”我掏出五十给她，警告，“下次我没点头，不许单方面增加服务内容，你不能违约嘛。”

“啊——？还有下次！太好了！啥时候？”她大喜过望。

“可惜不是你了，但你可以推荐。我和老爸老妈说过，有几个候选人，择优录取嘛。”

“哼，花花公子！”她撅起嘴巴。

“啥花花公子？都是演戏。有可能再找你，但下次不行——你有人选吗？”

“那我有啥好处？”

“我只出一百块，另给二十块好处费——三十吧，谁让今儿个我高兴呢。”

“好吧，那你现在先给我五十块订金吧，你到时就给她八十。我找我表妹吧，不漂亮不给钱。”

雪儿表妹媛媛并不漂亮，呆若木鸡，一眼就看出瓷器国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要不是我临时给老爸老妈通报了消息，加上她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都要退货。细节毋需敷述，更像一部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木偶戏，无论是我还是老爸老妈都一致认为，这个本科生比中专生雪儿差远了。看他们高兴，我又雇了雪儿几次。她演技出众，嘴巴甜，有一阵，我差点就入了戏。

6

其实在宽慰父母的同时，自己已四面楚歌了。砸掉泥巴饭碗并不可怕，戳洞洞鱼甚至拾废品也比那挣得多。问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一片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企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报刊几个人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最糟的一次，一个农村气质的同事被当成骗子扭送专政机关。我意识到，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鬼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哭着喊着想去教书而不能，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稀饭学院的同学不是教学骨干就是教育腐败带头人，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没油水、还受他们领导的代课教师吗？我TMD还要晚节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啥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高了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目睹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虾米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堕落为一堆不耻于和谐社会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很快索然无味。其余时间，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除此无事可做。

我开始恍惚，失眠。拿句小资产阶级的话说，我有点迷惘。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真是最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才。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名叫“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给我发了个邀请函，后来得知是冬瓜推荐的。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瞅瞅，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玩儿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和青年。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还有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开了个小餐馆，我每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严正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也推掉了。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妖精，有些咋咋哇哇（注：咋咋哇哇，四川方言，指废话多且不顾场合。）

两月后将全书大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一打印室，蹲守了几天做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物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老哥，您在杂志社干过啊，这个成本主要是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啥关系，一点纸钱而已。您如果印一千册，我就给您每册三十元。”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眼睛，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拧成一团，就TMD刚做了包皮切割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哭丧一句：“哥，算你狠！”

一周后我拿到了成品，杂志大小，印刷清晰，装帧扎实，封面还设计成一叶扁舟孤帆远逝什么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我笑逐颜开付了余款，挑最牛逼的出版社一口气寄出去十八本，一本寄给了“追魂”文化公司，一本自留。邮局说自印品非印刷品，既不能走印刷品，也不能走包裹，只能按信纸走，态度坚决，不容分说。一称重量，加上挂号费，一本居然要三十多，五百多块一眨眼就出去了。

我兴冲冲地拿着书稿去医院。刚走进理疗室就觉得走进一个新的磁场，诡秘而阴冷，几个护士正在紧张收拾廖老头的床铺。老爸老妈一脸悲凉，我爸苦笑着说：“老红军见马克思去啦。”

这不过是父母住院一年多来目睹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桩。沉默了一阵，我老爸询问我这一段时间所作所为，警告我找点正经事干，别无事生非，把公安局招来。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我曾经两次把公安招来。一次因为在街上练摊和几个摊主发生冲突，一次因为拒缴保护费和几个资深烂滚龙血拼。两次流血冲突我都幸运地免于治安处分。我拿出书稿：“老爸，您就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在当坐家呢，天天在家坐着，稿子修改完毕。”

我几年前尝试写作时家人就知道，我妈和我姐鼓励我，老爸并不看好我。土八路出身的他对知识分子感情很复杂，一度很鄙视，直到他儿子考上一所稀饭大学。老爸翻了翻，只是问了句：“这花了多少钱？”

“二十册，一千块。”我把零头隐瞒了。

这个数字把他们吓了一跳，那年头，猪肉才三四块一斤呢。

“寄给出版社啦。”我安慰他们，“打印是为了出版，出版是为了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舍不得孩子还套不来狼呢，这点小钱算啥啊。凡事都有牺牲，你们当年不牺牲，哪来今天腐败分子的好日子？”

我老爸一声叹息：“我看你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尽。”

“你准备咋办？”我妈话锋一转。

“啥咋办？”

“装傻啊？工作咋办？写作能养活你吗？那只是个业余爱好。还有你的个人问题，我看雪儿还行。”

我不耐烦，找了个借口，撤退了。

“怎么办？”是我最为恐惧的一个问题，我TMD怎么知道怎么办啊？谁能主宰自己，连伟大领袖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你去问问这个国家，它不正摸着石头过河吗？你去问地球，它不围着太阳转吗？你去问太阳，它不在银河系里呆着吗？你去问银河系，它不在宇宙里折腾吗？你去拷问大地，它给你来个八级地震；你去仰望星空，它屙你一通陨石屎。这些混蛋问题，越问越糊涂，多少圣人仁人庸人都被问傻了问疯了问没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TMD咋办就咋办吧。

此后几个月，我将消极的生命化解成积极的吃喝拉撒。约上一帮顽主王文革、冬瓜、亮子等人，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混迹于餐馆、茶楼、酒吧、歌厅、农家乐和台球厅。我还上驾校拿了驾照，几个现钱很快折腾光了。

雪儿和我演化为一种怎么开玩笑也不生气、偶尔还可以身体接触的古怪关系。几次碰壁后，她再也不提合伙做生意的事了。不久，她混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很快做了个小头目。她气色越来越好，穿着也越来越时髦，用上手机了，有时还请我撮一顿啥的，但我始终没有对她发自肺腑厮混终身的愿望。

7

我常去医院尽孝，从老爸日益不稳的病情中嗅到一丝不祥，特别是回家过年时复发一次后，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糟糕。老爸凝视我的慈祥眼光，愈发掺揉进黯淡无力和悲哀的底色。母亲越来越焦急和无奈，两年的艰难护理透支了她的健康，几十年的伴儿，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了后，这个家咋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小小局长，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革命老区里的亲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意——没把家人安顿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我想，他十八岁那年当土八路时，断无如此远见。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风风火火地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被插上输液瓶、氧气瓶、吸痰器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导尿，还四处找来冰块袋和冷毛巾做物理降温。我们徒劳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唤，不时察看细微变化，幻想奇迹发生。每一个眼球翕动，每一次喉结蠕动或轻咳，每一次肢体的细小抽搐，每一次短暂的体温回落，都会让人惊喜若狂，疯子似的找来医生查看。他七十一岁的生命体征终究一滴一滴流逝而去，他壮硕的身体终究不敌病魔入侵。马克思也向他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几天来，我和我弟轮流采取坐在一张椅子上、头部放在床上的睡姿短暂休息，我妈则睡在旁边一张床上。一个清晨，我从老爸病床旁的椅子上醒来，我妈让我去餐馆吃饭，再回家睡一觉。我作为闲人，连续守护一周，都要散架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我一出大门，连着几个寒噤，头昏眼花饥肠辘辘的我迎风走进一家早餐铺子，狼吞虎咽地喝着热粥吃着热凉面。手机突然响了，传来我姐绝望而断裂的哭叫：“爸——爸——不——行了不行了……”

几百米的距离如此漫长，我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跑回乱成一团的病房。几个医生正在紧张施救，一医生使劲按住氧气罩，另一个先用双手做人工呼吸，再用两个电熨斗似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在老爸的胸部规则地按压。母亲几欲昏厥，姐弟们扶住她，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

二十分钟后，医生动作慢下来，查看了脉搏、心电图和瞳孔，终于放弃。老爸紧闭的双眼忽然流出一行浑浊而滚烫的泪水，他拼出全部能量，奉献出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和人生感悟。

这家医院医德尚好，除了中途偷偷请医生护士吃了两次饭，没送一分钱红包。医生说，老爸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般中风复发后出现脑溢血很难扛过三天；一些老人说，因为我这个火焰高、阳气盛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守候，鬼都害怕。我一离开，病魔乘虚而入，拿走了老爸的阳寿。

那些我常常见到的老革命们说得不错，他们去见马克思时，至少还有个组织送他上路。的确，老爸的组织派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和大卡车，拉走来宾和一车花圈。为了显示公事公办，后来又在丧葬费中扣除租车费。公司那个刚上任的经理，甚至连最后一笔区区二百块医药费都不给报销，一本正经说按市上文件那药物属自费；找到医院，医院拿出省上文件说该报销。晕头转向地被踢了几个来回才明白，原来组织也有神经错乱的时候，放弃了。

我憎恶假模假式的悼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文化，以悼词为最，见得多了。我撰写的家属发言稿与众不同，除了感谢来宾，仅仅抒发了一些生命的荒诞感悟，对于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光辉岁月兢兢业业大公无私高尚情操一笔带过；后人的打起精神继承遗志云云，更是一字不提。都TMD废话，翻开历史的账目和眼前的事实看看，谁的遗志被继承了？遗产还差不多。

我没参加追悼会，陪我妈在家。我搀着她站在我家阳台上，隔江遥望天台山密林中高耸的火葬场烟囱里，父亲化为一缕气息升天而去。母亲心如死灰以泪洗面，我五内俱焚，紧咬牙关，一声未吭。

随后几个月，我无数次冥冥之中梦到父亲，他忧虑的脸穿过夜幕下空旷而混沌的天庭俯瞰着我。我承受着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濒于崩溃，还患上了前所未有的幽闭症和失语症，即使从次年春游时拍的照片看，我的气色仍然非人非鬼。

8

雪儿工作越来越忙，和我来往越来越少。一次喝茶时，她责备我老爸去世后没通知她，徒劳地安慰我一阵。后来接到她生日聚会的邀请，我托礼品公司送了一个蛋糕，人躲掉了。

一次，在雪儿租的房子里久违的激情后，她提议让我去她公司干，可以给我六百块底薪，我谢绝了。一天下午，我在罗汉路偶遇雪儿，她和本地一个地产大佬很亲密地走出一家酒楼，钻进豪华轿车。我在暗处，心中五味杂陈。

投稿陆续有了一些反馈。从认真回复可以看出，书稿至少没在那里享受空调的待遇，对于我这个只字未发的作者来说，颇获慰籍。有几家说书号用完，或说现在出版萧条，等等看。有几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说性描写有些露骨，或说主调灰暗主人公痞气颓废不能鼓舞人。有几家则提出了出版的可能：一家要我出点“血”，或包销一些书。我冷笑着把信扔进了垃圾箱。一家要我提条件，而且是大编辑晨歌亲自来电话，令我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提出了我的条件：十万元卖断。爬格子既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我觉得一点也不贪心，他们说一月内答复。然后，我把退回的书稿又邮寄给了次一等牛逼的出版社。

一个桑拿天的傍晚，植物一样的我枯坐阳台藤椅，冒汗，发呆。传呼突然响了，木然一看：“请复北京电话010……，关于书稿。”我木然进屋拿起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声：“‘星星点灯’文化顾问公司总机。”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公司，也不知道书稿咋到那儿了。管他啥星，能点亮我前程的就是吉星高照。转过分机，自报姓名，又是一个女声：“我是武彤彤，我呼您的。说话方便吗？”

“方便，您请讲。”我一边说一边坐在床上。

“我是兼职编辑，其实我是一所大学的助教。”

我才不在乎兼职不兼职，能出书就是好编辑，我恭恭敬敬：“武老师，认识您很高兴。”

“别叫我老师，把我叫老了，看了你的简历，咱俩一样大。”她咯咯笑起来。

“当然应该叫您老师了，老师不看年龄，看资历和层次。”

“还是直呼其名吧，只有我学生叫我老师。”她操没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算细腻，有些硬朗，透着磁性。

“哦，那请说吧。”我避开了一切称呼。

“你的书稿我看完了，我觉得不错。一个新人一动笔就长篇，这种例子很少。”

“惭愧，我不是中文专业的，我瞎写。”

“嗨，这跟啥专业没多大关系，很多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有些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呢。”

“这倒是，个别人只认字两三千——含错别字，就擅自进行文学创作。”我也笑起来，“我这人很少写错别字，就是废话多，话痨。”

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行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呵。——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特真诚，当然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嘛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傻笑。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啥？”我一愣。

“作者投稿时大都给一张，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目光如炬或眼神迷离那种？这样矫情（注：矫情，北京方言，指不自然，矫揉造作，全书同。）的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选了大学毕业照。一寸，黑白，惟一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嘴上一毛不拔，油头粉面中没由来的一脸正气，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东北张少帅啥的，四大天王滚一边去。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咋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当地房价只要五百一平米，卖它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它的，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套大的或不添钱买套小的。我还想到股市补仓自救，一解套就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注：塞林格（JeromeDavidSalinger，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作品《麦田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经典之一。）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投射进我阴霭的胸腔，食物渐渐有了滋味，睡觉也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雪儿吃饭，以致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9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啥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再试试吧。

我陆续给出版社打电话。给他们打电话是麻烦事，那时长途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是传真，要么总机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很可能打错了，或者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谈起，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一段时间。

我得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杂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泼皮，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六神无主。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狗娘养的职称。

我再次笼罩在无处逃遁的“怎么办”梦魇下。靀城算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前景和这个城市一样不明朗。给李皓和杨星辰打电话，问像我这样跨世纪复合型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京城能混成啥样。他们唧唧歪歪半天，总算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就看你咋个发挥了。杨星辰从外贸公司辞职后自己创办公司，正处于艰苦发挥阶段；李皓两年换了五个工作，看来发挥得很不稳定。

10

“你哪像逃犯啊？斯斯文文的。”收到我的照片后，武彤彤在电话里说。

我信口开河：“如果你把地球看成一个大监狱，每个人都是犯人。”

“那倒是啊。”

说起稿子，她很歉意我也预料到了。没料到的是她鼓励我去北京闯闯，还说可以帮我一把——她一朋友想开书店，资金紧张，想找人合资。这主意倒不错，余下就是多少资金的问题了。武彤彤说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有二十万就够了，一人十万。我为难：“这个——，我的钱套在股市了，暂时出不来。”

“哦，那你考虑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北京考察考察。”

“我想想吧。”我又补充道，“怎么让我和你朋友合作啊？和你合作不更好吗？”

她笑起来：“我倒想，可惜没机会了，我要出国了。”

“出国？”

“是的，去美国读书，刚拿到签证。”

“恭喜恭喜！老公在那边吧？”

“啥时你给我找来一老公？你干脆开婚姻介绍所得啦！”武彤彤爽声大笑。

“不过你现在去是不是晚了点啊？”

“二十七八还不算太晚，中不溜吧。”

“你啥时走啊？”

“不到两月了，我现在开始准备了。你考虑一下来不来，给我回传呼就行。”

“行啊，至少可以给你送送行，闲着也是闲着。”

“是啊，反正你们那儿不正闹‘严打’吗？”武彤彤也开玩笑。

我开始谋划北京之行，这是六年前闯荡深圳铩羽而归后的又一次突围。除了准备一些盘缠，主要是说服我妈。老爸这棵大树倒了之后，我妈仅以离休干部遗属身份每月领取七十多元生活费，她和老爸一生的积蓄区区两万元和我的所有积蓄又被心血来潮的我献给了肮脏的证券事业。我这个没出息的长子理所当然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好在姐弟们非常理解我，每月分摊赡养费用，让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你又要去北京？你前年不是去了一趟吗？”饭桌上，当我提起这事时，我妈有些意外。

“那次是旅游为主，办事为辅，反正以前没去过。这次不一样了。”我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番。

“你前几年去深圳，不是白跑了一趟吗？”她有些担忧。

“嗨，深圳的事情就别提了，那里不适合我，文化沙漠嘛。我早就对你们鼓捣过，我迟早要去京城的。”

“北京当然好，问题是你能不能立住脚。”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知道呢？反正在靀城是一无所有了，坐以待毙啊？”

“雪儿呢，她咋办？”

我恼火地说：“啥咋办，我和她没啥咋办，也不可能咋办，该咋办就咋办，估计是凉拌了。我和她本来就不是一路货，再说她有人了。”

“谁说的？你看见了？”

“那还用说？这事就别问啦。”我坚决而冷漠，“她要来电话，就说我去北京了，短期不回来了。”

“我看你个人问题咋得了！”她又唉声叹气。

“又来了？老幺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我脱口而出，“我给您找个北京媳妇吧。”

“你一个外地的，哪有那么容易？”她也笑起来。

“总有瞎了眼的嘛，咱靀城不一样有城里女子嫁给优秀外地民工嘛。我也争取在北京做一优秀外地民工。”

“那又要花多少钱？一趟深圳、一趟北京已经花不少了。我现在没钱了。”

“别担心这个，这次去是赚钱。我只带三千块，用完了事。”

“股市里还有多少钱？”

“您就别关心了，您的两万块还完好无损呢。”我面不改色心不跳。

到股市守了几天，瞅准一个机会以十二元的价格卖了三手“长红”，还算不错，只亏了不到百分之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