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情感的粘合剂

在各县区处理干部的过程中，一般都由他们自行决定，不上报市委市政府的。但是，汉阳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却成了一个特殊案例。这个干部是学物理的，在统战部上班。五年来，他都是每天到单位报到后就走人，常常迟到早退，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呆着。他喜欢搞小发明，而且沉醉其中。五年来，他一共取得了三项家用电器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卖了十五万块钱。所以，大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拿着国家工作，却不给单位办事。他是个知识分子，也不善于交际，几年前就提出要调到科技局工作，都因为关节不通而未能如愿。这次，单位把他作为辞退对象上报人事局，准备辞退他。但汉阳区政府考虑到他有发明成果，所以特别请示了市政府。古长书得知此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据知道内情的人反映，这个人平时性格孤僻，单位领导也很少给他分配工作，加之统战部本身又是个不太忙的单位，确有不少闲人。所以他就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搞自己的发明去了。古长书说：“这是个人材。不仅不能辞？他，而且要保护他的热衷于发明的积极性。我们有专门的科研机构，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却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人家不是科研单位的，却拿出了成果。是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好事呢？依我看，他成天不上班，也比成天上班而碌碌无为的人强！别看有人成天上班很认真的，你要问他干了些什么事，他一件事也说不上来！其实就是浑浑噩噩的瞎混。对干部的评价，最终要看他的工作实绩。这位干部的工作安排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事部门用人不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失职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天天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结果讲来讲去，有的地方还是一句空话！一些地方需要人才，而另一些地方恰恰把别人需要的人才闲着。这怎么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呢？”

古长书当即给汉阳区区长打了电话，责成他们尽快把此人调到科技局去，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让他的爱好职业化。少一个干部不要紧，多一个科研人员是好事。古长书还提醒他们，这次实行的干部辞退制度，是针对极少数问题干部而制定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比如说，有的人只拿工资不干事，而且惹事生非；有的人品质恶劣，又没触犯法律；有的人极度狭隘，猜疑心重，对领导和同志起黑心，告黑状，做黑事，等等，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辞退对象。可他们在公务员队伍里，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辞退机制扩大化，将这个制度变成整人的工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利用辞退制度来处理个人恩怨，打击报复他人，我们也将严肃查处，让其付出同样的被辞退的代价。就此，古长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上。各区县都把它当作文件学习。

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很快推进，古长书非常感谢市人大的配合默契。说具体一点，就是李修明的支持。比如受到处理的那些局长们，他们都是人大代表，要处理他们，必须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就要看人大的态度了。如果人大态度暧昧或动作迟缓，这些事情很难快刀斩乱麻地进行。一旦拖泥带水，就会惹出麻烦来，上上下下打招呼的，说情的，都会出现。集体决策就会在摇摆中受到质疑。从现在的结果表明，他们对李修明的顾虑是多余的，李修明确实是个顾大局的襟怀坦白的人。这也让古长书真正理解了，市级各大领导班子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格局，实现优化组合。如果大家心口不一，各行其是，七撬八裂，党委和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很难顺利开展的。班子团结了，心齐了，凝聚力也就产生了。所以，古长书时常到李修明那里去坐坐，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跟他相处，聊聊工作，说说家常。这便成了情感的粘合剂。

20顾晓你消失了

李修明下乡视察工作时淋了雨，发了重感冒，古长书专门给他送去特效感冒药，这药是黄骏从国外带回来送他的，他就转送给了李修明。李修明在感动之余，越发觉得古长书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总是善于把日常工作变成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既沟通了心灵，也沟通了工作思路。李修明喝了药，躺在病床上，拉着对古长书的手说：“长书啊，做事，我没你那样大刀阔斧；做人，我没你这样周到细腻；做官，我没有你这样威风凛凛。所以，我得向你学习。”

古长书说，“老领导太抬举我了。”

李修明坦言：“前些日子处理公安局长唐浩，要让他自动辞职，作为人大常委会主任，我自己都捏了一把汗。因为我知道，唐浩从省委到省公安厅都有关系，跟市里的个别领导私人交情也不错，你敢向太岁头上动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没想到这事办得这样利索，竟然滴水不漏。”

“关键是得力于你的支持。”古长书说：“我也认真研究过关系问题。其实，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有各种关系的，怎样看待和分析这些关系，也有一个立场和观点问题，有一个对关系的价值判断问题。关系只是一种情谊，但不能同流合污。比如我是一个市长，有些干部跟我关系就很好。但这种很好是建立在工作和友情上的，正因为我们关系好，他就更应当对工作负责，对我负责，更不能给我添乱。如果他对工作不负责，对我不负责，他就破坏了这种关系。我能原谅他的毛病，但不能容忍他的错误。他如果营私舞弊，或者犯了其他严重错误，我绝不迁就他，纵容他。反而我可能对他更严厉。如果仅仅因为关系，就去包庇一个人的错误，去姑息迁就，这种领导就是典型的昏官，就是在养虎为患。李主任，不知你发现没有，这次处理唐浩，跟他关系很好的个别领导，并没站出来帮他说话。这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他们知道说情也是白说，正气一旦强硬起来，就是压不倒的。第二，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立场，认为组织对唐浩的处理是应该的。”

李修明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很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有什么打算？”

古长书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课题，目标就是要提高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要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党委和政府是有能力的，是有权威的，是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能够解决党内的自身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制度建设入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以此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上，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业局长，我想在全省范围内招聘一个。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比较稳定，但难点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我还是想实行搬迁脱贫。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将那些住在深山里的农户搬迁到公路边上，这可能是一条出路。”

李修明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住在深山里的农户很多，需要确定一个杠子，一个标准。不然大家都想搬迁，也是问题。”

古长书说，有关细节他已经考虑好了。搬迁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离公路二十里以外的，子女就学困难的，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也就是说，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宜农民居住的地方，都要有步骤的搬迁。按照这个条件来划分，也就不多了。前些年，古长书在任市委秘书长时，曾提出过这个方案，汪洋书记也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过，但未能得到最后落实。

李修明非常佩服古长书清晰的工作思路，对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明明白白。他表示，要亲自带队下去，深入农户搞调查。市级各机关都要派干部下去，进行前期调查工作，把底子摸清，做到心中有数。

随后，古长书把自己的想法向贺建军做了详细汇报，又在农口部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全面研究部署，确定整个工作由金安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负责落实，市级各部门抽调人员参与前期调查摸底工作。第二周，各单位抽调的两百多人全部在市政府礼堂集中，古长书对即将出发的下乡干部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古长书说：“据我所知，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农民出身。可你们现在日子多好过啊，是国家干部，是大学毕业生，是共产党员，吃着皇粮，拿着薪金，你们的家都安在城市里。在你们老家的村子里，你们就是精英人物，是能够撑起家族门面的人物，你们的家人都为你们是国家干部而骄傲。你们是家族的光荣，是村里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可是，同志啊，你们知道吗？有许多跟我们同样是农民身份的人，也就是为你们能走出深山而骄傲的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寒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中间，有我们的叔叔，有我们的婶婶，有我们的兄弟。政府一年又一年的扶贫，可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寒中真正解放出来。作为市长，我问心有愧，心急如焚啊。同志们，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啊！你们这次下乡，走的是全市最苦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是调查摸底，也是访贫问苦。为了这些人不再受苦，你们是要吃许多苦的，要流许多汗的。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给大家鞠躬了！”他就真的给大家鞠了一躬。

这番话说得大家为之动容。这时候的古长书没有了市长的威严，而是在语重心长地倾诉心声。大家看到了，他表情是那样复杂，情绪是那样激动，内心是那样焦虑，语言是那样温和。古长书给大家鞠躬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人一边擦拭泪，一边鼓掌。有人感叹说，古市长太厉害了，他就是能一把抓住我们的内心，击中我们情感中最脆弱的地方。他总是在用和最恰当的方式和最美好的语言来唤起大家的奋斗精神。

然后大家分兵十路，一齐出发了。以前下乡活动也不少，干部们走了就走了，回来了就回来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总是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从不跟他们见面的。不少时候，干部们带一肚子怨气下去，装一肚子酒回来。但古长书打破了常规，他就是要用亲切感人的话语为他们送行，让他们从心灵深处去感受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去感受“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句话的朴素意义。以此激发他们的扶贫热情，让他们干得开心，苦得开心，也笑得开心。

市里下去两百名干部配合县区搞搬迁户调查摸底，为期半个月时间。在调查走访期间，不少干部都把自己身上的零钱捐献给了贫困农户，有十几元的，有几十元的，也有几百元的。总共捐献了一万多元。这并不是领导的号召，而是在一个小组内，有人一带头，其他人都积极响应，一个小组又影响到另一个小组，于是形成了一股风尚。人大主任李修明，把自己身上的一千多元钱，拿出整整一千元，分别送给了三家农户。李修明说，这些钱在我们身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贫困农户手里，就可以稍稍改善一下生活窘境。虽不能拯救他们，却能让他们感到温暖。

市妇联一共去了八个女同志，顾晓你带队。她是自从当副主任以来，第一次带队出去工作，她把这事看得很重要，看成是考察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态度的机遇。下乡后，她们兵分两路，跟当时乡政府的干部深入农户。每天早出晚归。乡政府没有招待所，她们只好跟女同志搭铺，两人挤一床。在调查摸底进行到尾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妇联会的女士们在返回的途***了麻烦。她们走的羊肠小道就只有四五寸宽，稍不留意就会摔倒。副主任顾晓你走在最后面，一边叮嘱前面的人，自己也小心翼翼的走着。大家边走边说说笑笑，忽然不见了顾晓你的声音。有人往后面一看，发现突然间顾晓你消失了。原来她一脚踩滑，从光秃秃的山坡上滚了十多丈远，只见坡下有杂草在晃动。大声呼喊她，也没见回音。大家吓住了，就开始顺坡往下找。由于坡陡，无处落足，走着走着又摔倒一个，幸好没有滚到沟底去。后来大家手拉手，慢慢往坡下移动，每人都经过了一番摸爬滚打的折腾，直到杂草丛生的沟边，才把顾晓你找到。

21精神可贵

顾晓你没有摔死，可摔得比死还难看。面目全非，满脸是血，身上许多地方都划破了。她们齐心协力把她扶起来，可她不能站立，可能是脚摔断了。幸好同行的有位副乡长，就由他背着顾晓你，顺着小沟的毛毛路往下走，背后都沾着顾晓你身上的血。走了二十多里后，副乡长都背得哭笑不得了。忽然发现手机才有信号了，这才跟当地乡政府取得联系，去了几个男干部去接替他，轮流把顾晓你背到卫生院抢救。

顾晓你是翻滚下去的，摔得远，落得轻，沟边的杂草减轻了阻力。腿上骨折了，还有一些外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卫生院的女大夫责怪说，“真是的，都怀孕五个月了，还要到这种地方来。你们去的地方，乡政府的人都没去过。她这样滚下去，肚子里的孩子是保不住了。”

那个副乡长身上的血，原来是顾晓你下面流出来的。同事们感到很惊讶，顾晓你有孕在身，平时也没看出来。如果早知道她怀孕五个月了，她们一定会阻止她下乡的。三十多岁的女人，算是高龄产妇了，怀一次不容易。要是这次留下后遗症，是会影响生育的，以后怀孕就困难了。由于乡下医疗条件不好，便从县医院叫了辆救护车，直接把顾晓你送进了市人民医院，救护车行驶在路上时，顾晓你就无可奈何的小产了，大夫在车上进行了紧急处理。

市妇联主任和顾晓你的丈夫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看到她丈夫焦急的样子，妇联主任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歉意，说都是我做得不好，是我派她去的，可我不知道她怀孕了啊。顾晓你的丈夫也是机关干部，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说这种意外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算她命大，没出大问题，也是万幸了。别的我不操心，就是怕她身体吃不消。不一会儿，贺建军和古长书先后赶到了医院，专门看望顾晓你。贺建军说：“有的女同志不说怀孕五个月，就是刚刚怀孕，她们也不会下乡去的。你倒好，怀孕五个月了，也不给同事打个招呼。又不是私生子，瞒什么呢？”贺建军此言一出，大家轰地一笑，贺建军又转了口气道：“你精神可贵，我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顾晓你一直躺在病床上不说话的，贺建军说了这番话后，她就不住地流泪，不知道是为之感动还是为失去孩子而伤心。她丈夫不停地给她擦拭眼泪。古长书看了看顾晓你，他的表情变得疼痛而复杂起来。他当即分付医院，一定要竭尽全力，让伤者身体得到全面恢复，不要留任何后遗症。院长说，请市长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并提出马上给她安排一间特护病房。

22唯一靠得住的

金安市扶贫搬迁的调查摸底全部出来了，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全市离公路二十里以外的，子女就学困难的，单家独户的，土地脊薄的，吃水用煤困难的，粮食产量极低的，家境贫寒的，每年要吃国家救济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农户达1600多户，7200多人。他们不是贫困人口的全部，只是贫困人口中最严重的一部分。当调查结果呈现在古长书面前时，古长书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这与他想像的数字差距太大了。他当初测算，全部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全市最多不超过1000户，结果竟有1600多户！这中间，竟有一半农户购买酱油食盐等生活必须品，要到五十里开外的地方去。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水，一大半农户不知道电灯是什么东西。这些人，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过分。他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就生活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古长书被这些数字震憾了，心里前所未有的沉重。他让市扶贫经济开发办公室给他送去15年来的扶贫情况汇报，每年各县区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把那些数字相加起来，全市所有的贫困人口早已全部脱贫了。可实际上，真正脱贫的并不多。就跟植树造林一样，年年上报的数字都很可观，如果把它们都加起来，它就要超过全市的国土面积，不仅没有荒山了，而且大家都要住到森林里去了。总归一个字：假！大家都在哄，都在玩数字游戏。许多地方就是一年复一年哄过来的，许多干部就是一级一级哄上来的，许多百姓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哄伤心的。在那一时刻，古长书恨不得把这些总结报表撕成碎片！他绝不允许他这一届出现这种欺上瞒下的情况！

古长书心里奔腾着一股激情，也流淌着一股激愤。看着这些虚假的总结和报表，他感到一根根耻辱的鞭子抽打着他的良心。也许对于许多地方官者来说，对这一切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只会用从政者的高度冷静一笑置之。可古长书不行，他感到的是羞耻和种失职，感到的是公仆意识与政治责任的缺位。他给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交待了下一步的工作：要编制统一搬迁规划，把每一户的搬迁任务要落实到乡村。1600多户看起来很多，分解到各县区也就不多了，一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要确定地址，要盖房子，要划分责任田，还要有简单的家具，电线电灯、有线电视都得一次到位，要让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很快就能适应。基本的生存条件解决了，然后才是谋求发展之路的问题。所有搬迁户全部盖土房，由乡政府组织施工。按平均每户2万元建设费计算，全市也只需要32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古长书说：“一年内实现搬迁是铁定的任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拖延一天。这个时间是宽松的。人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只要一年时间呢，何况我们盖的是一层土房。咱们有言在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

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向古长书立了军令状，他说：“没问题的，从现在起，我就一心扑在这事上。如果出了问题，我向全市人民检讨，然后自动辞退。我先把乌纱帽搁在你这儿。”古长书笑笑说，“你还是戴着吧，那是属于你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要摘掉你乌纱帽的不是我，而是组织，是老百姓。”

市政府4个副市长，都比古长书年龄大，可他们都很喜欢也很尊重古长书的，既能听古长书的话，也能积极主动、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有的副市长遇到下属送来礼物不好处理，也私下给古长书讲讲，然后商量一个办法，要么收下，要么退回，要么上缴纪委。古长书就觉得他们真正把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只有一腔赤诚，襟怀坦白的人，才可能做到这样的。古长书毕竟是这个班子里的班长，又是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当然也有人希望成为古市长的心腹，或打小报告，或私下里告诉他某某局长在背后说市长坏话。特别几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后，就有某某局长说古长书有些霸道，有些个人独裁。古长书便听后一笑，让对方不要听这些闲话。古长书说：“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看看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而不是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因为群众才是大多数，群众才最有权评价我们，我们的工作永远是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下面一些领导对我们有看法，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路不同，有议论就很正常了。不同的声音有时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的。”

对于打小报告的，讨好卖乖的，告密的，古长书对他们的心态心知肚明。有人想挑拨离间，把正常的关系复杂化；有人没什么政治动机，只是传达一个信息；但更多的是想讨好他，想成为古长书的心腹。下面也有人猜测，谁是古长书的心腹？其实谁都不是。在古长书的个人词典里，是没有心腹和亲信这两个词语的。而且他特别反感这两个词，听到它们，让他感到恶心，让他想到不正经和一些丑恶勾当。古长书研究考察过不少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凡下场不光彩的，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与心腹有关。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古长书既不培养自己的亲信与心腹，也不会成为别人的亲信与心腹。在市级机关中，有一些出色的部门领导，古长书是很喜欢也很欣赏他们的，但并不宠爱他们，也不偏袒他们，就连表扬他们也非常谨慎，原因就是怕他们骄横和骄傲，也怕他们借势造势。但古长书心里很明白，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往往就是靠那么几个能干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就是顶梁支柱，是政府工作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友情关系和纯洁的同志关系，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一贯原则。在古长书看来，如果缺乏对事业的忠诚，什么心腹也好，亲信也好，统统都是靠不住的。在利益冲突面前，他们既可以出卖你，也可以背叛你。唯一靠得住的便是自己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品格。

23隐性的阻力

贺建军那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对贺建军煞有介事地说，下面有个别干部议论，古长书作为市长，好象有点独揽大权的样子，市委的事情怎么能由他说了算。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贺建军哈哈一笑，说：“我们一直是集体决策，从来不由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市长，他的话，他的建议，都是有一定份量的。至于说他独揽大权，谁说的？谁说这话我就要让他举例说明。哪怕只有一个例子，我就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如果没有例子可举，那我就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说话的人也非常知趣，马上改换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目前市委市政府这个班子，是最近几届班子中，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子。贺建军见对方口气变了，也不再伤人家面子了。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这个班子，不敢说最团结，也不敢说最有战斗力。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事后贺建军在跟古长书共进晚餐时，向古长书通报了一下他所听到的闲言碎语。古长书说，“我早就听说过各种说法了。不要小看下面这些领导，他们都是有想法，有头脑的人，有一些说法很正常。如果谁要不怀好意地乱说，今后我就要抓一个典型出来，严肃处理。”贺建军说：“没这个必要。我们自己把握好就行了。”贺建军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工业局的何无疾前几天给我送去了五万元钱，我没收，退了。你跟他共过事，这人怎么样？”

古长书说：“这人不行的。是一个官瘾很大，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权力的人。他在我家里跑过无数次了。也给我送过钱，让他拿回去了。”

贺建军觉得何无疾很可笑，说：“这人怎么这样！你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古长书说：“想提拔呀。即想提拔，也想换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贺建军说：“可是连一个工业局都搞不好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呢？”

古长书很感慨地说：“以他跑官所付出的辛劳，以他的积极态度和火热的激情，我都感动了。不提拔他，简直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来得阻止他跑官了，党风政风就是这样跑坏了的。”

贺建军听后只乐，他问：“怎么阻止？”

古长书说：“让他不当局长他就不跑官了。我真恨不得把他免了。我们市的工业生产要有大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把何无疾换下来，他就不是干工业的这块料。”

说到工业上的事，贺建军心里就发毛。他也暗暗着急。在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里面，几乎找不出一个懂工业的。那些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都是半路出家管工业，并不真懂工业的。在市级部门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调一个新手到工业局当局长，也许还不如何无疾，那就不如保持原状。贺建军的顾虑，也是古长书的顾虑之处。人才的问题困惑着他们。

贺建军忽然想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倒是不错。可是，他不能当工业局长。他即使能当，可能他也不会干。”

古长书说：“谁？”

贺建军说：“你的朋友，黄骏。”

古长书说：“可能他不会干的。一个外来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会当一个穷市的工业局长？如果他当局长，就纯粹是为我们服务，他本人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而且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

贺建军说：“用招聘的形式把他请来如何？”

古长书说：“如果真把他工作做通了，那何无疾怎么办？往哪里放？”

贺建军说：“交给组织部安排吧，让他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平级调动。”

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你给组织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先物色工业局长，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就向全省招聘。这时候我们就去做黄骏的工作，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吧。”

两人吃着饭，把工业局长人选的事谈了一番，有了初步意见。如果把何无疾调到统战部当副部长，虽说也是正处级，对于何无疾本人来讲，跟他的期盼和努力的目标相去甚远。他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甚至会骂娘的。以前，何无疾为了跑官，下了很大功夫，他是在不遗余力地奔跑着，一直忙碌在跑官的旅途中。跑官有跑官的苦处，得讲技巧，心累；得走动，身子累；得送礼，身上要出血；还得接受别人欢迎的或鄙薄的目光，等等等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如果调个新单位反而不如工业局有权，那就白忙乎了。统战部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权没钱的单位，何无疾当然就会很失望，也会生气。话说回来，古长书和贺建军都能理解何无疾跑官要官的苦衷，可调换工业局长实在是大势所趋，不能仅仅照顾他的个人情绪，不能把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作为情感的法码。可换人也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何无疾能给书记市长送钱，就可能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送钱，给其他常委们送钱，以打通每一个重要关节。贺建军和古长书都拒收了，可是，谁能保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

24金安的盛世华年

不久，调整何无疾的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聘工业局长。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争论颇多。组织部的刘部长就认为，何无疾这些年来是很有成绩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发展还是慢一点，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头上。突然调他去搞统战工作，能否适应？我们不能再犯用人不当的错误。如果换个工业局长还不如何无疾怎么办？组织部长这么一说，其他常委们都不吱声了。

古长书早有预料，知道调整何无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没想到组织部刘部长会提出异议，因为在许多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度一致的。古长书很婉转地说，何无疾同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可话说回来，调整干部岗位不是否定工作成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我市工业有一个飞跃式的突破性的发展？与我们的前后比，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与我们的同级城市比，我们的进步让人汗颜。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了，即使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要实现工业产值翻番的目标，那么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我看来，局长人选依然非常重要。请大家再议一议。今天可以议而不决，但要谈出一些思路。

大家继续沉默了。想想也是啊，一边是组织部长，一边是市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同意谁的观点，反对谁的观点？这就非常微妙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之道，沉默也是一种中庸，至少表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贺建军站出来打破沉默了。他看了看手表，说，“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我要说的话，放到下午说。”

他要说什么话呢？贺建军打了个埋伏，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大家到机关食堂吃饭去了，也都在心里暗暗琢磨会议的内容。但无论是怎样一个结果，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以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几个强硬制度为标志，以其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开拓性，拉开了金安市新一轮的改革序幕，接下来，必将是一场巨大的难以抗拒的暴风骤雨。无论这场暴风骤雨怎样激烈，怎样残酷，都必将迎来金安的盛世华年。

2004年8月底初稿

2004年11月底再改

2004年12月12日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