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龙团伙覆灭后，公安人员清理玫瑰山庄的物品时，在一个打开的保险柜中发现一把五四手枪，公安人员一下子就看出这把手枪和他们配备的手枪型号一样。核对手枪编号，竟然是头年春上被枪杀的市公安局副长骆远征的手枪。后来做弹道擦痕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骆远征就是被这把属于他的手枪打死的。

去年6月市中院以“事实清楚，本人供认不讳”为依据判处马启明死刑，马启明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法院重审。半年后，市中院再次做出同样的判决，马启明又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以和上次同样的理由发回原法院重审。市中院经过认真研究，最后决定接受省高院建议，改判马启明死缓。马启明又上诉至省高院，被驳回。市中院判决随即生效。

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时仍在强调物证，即要找回那杀人的手枪。现在凶器找到了，但似乎与市中院所认定的“凶手”马启明无关。

审讯中有不少黑帮成员称雷云龙曾在去年的“饕餮之夜”吹嘘过骆远征和林岚是他所杀。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不要怕手上沾血，手上沾的血越多，你就越强大；我杀人无数，你们谁都没我杀人多，所以你们要听我的……骆远征，你们知道吧，他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够厉害吧，还不是被我给杀了吗？还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个骚货，这两个人都是我杀的，谁把我怎么样了？”

看来马启明案是一桩冤案。

马启明的律师名叫耕云，关于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典故。

刚入大学时，老师点到他的名时，和他开玩笑道：“你的名字叫耕云，耕了云，你准备种什么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种公正和正义，老师。”

“我以为要种星星呢。”

“老师，那是诗人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个年轻教师正是一名诗人，所以有些冒犯。

但老师并未怪罪，还表扬了他，说他只要抱定这样的宗旨必能成为一个好律师：“把每一次成功的辩护比作一颗星星，今后你就会感到天空越来越灿烂。”

在大学时耕云立志向丹诺学习，决心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可是刚踏上社会，就到处碰壁，屡辩屡败，屡败屡辩。尽管如此，他不改初衷，仍然坚持为“公正和正义”而战。当初，许多律师都不愿接手马启明案子，原因不单单是他们认为刑事案件没油水，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想得罪检察院，以前他们吃过这方面的苦头，如今长记性了。耕云与他的那些很会赚钱的同行截然相反，越是棘手的案子他越是有兴趣，为此他多次莫名其妙地被检察院传唤。

马启明的案子是他主动要求当辩护律师的。他坚信马启明无罪，他说傻瓜都能看出来马启明是无辜的。可是第一次判决给了他当头一棒。并非他的辩护失败了，而是他的辩护根本就没被法官听进去，或者说法官根本就没打算听他说什么。针对公诉人的指控，他为马启明做了无罪辩护，其依据是：

一、马启明没有作案动机。公诉人称马启明发现妻子奸情后蓄意杀人报复，依据的只是马启明的口供，而口供是靠刑讯逼供取得的，不能采信。事实上马启明夫妻关系一向很好（有多份证言），案发前他并没发现妻子红杏出墙，即使发现了他也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这从他在案发后的表现就不难看出来。

二、马启明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马启明正在派出所，他还和副所长一起去“老王家”喝牛肉汤（有证人、证言）。

三、没有关键的物证。那把行凶的手枪一直没有找到，按照常理，当事人一旦“供认不讳”，不大可能在是否提供凶器藏匿位置这样的细节上“顽抗到底”，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当事人根本不是凶手，他怎么可能有“凶器”呢？即便他是魔术师，他也变不出真正的凶器来。至于当事人供述他把手枪扔进了江里，纯粹是胡乱应付。在当事人做此供述之前，当事人曾有过13次供述，每次位置都不一样，公安人员曾带着当事人去搜查过几个地方（有证言），结果如何呢？

四、马启明行凶从逻辑上说不过去。假设马启明像公诉人所说的那样蓄意杀害妻子和骆远征，那么他一定会做一番精心准备。他不会使用自己的手枪，这毫无疑问，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发现，但这不等于说他事前一定知道他能夺取骆远征的手枪，并用这把手枪杀死骆远征和妻子。那么他是如何“精心准备”的呢？

判决是残酷的，也是最严厉的。他的辩护没有被法官理睬，就这么回事。尽管每一个旁听者都赞赏他的辩护，并且几次为他鼓掌，但毫无用处，判决是由法官做出的，不是由坐在旁听席上的人做出的。

判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当时就傻了。这件事让他想了许多，以前他怀疑有些法官水平太低，不学无术，对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深，致使做出的判决不能令人信服；现在他恍然大悟，这些法官水平低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们的道德颇值得怀疑。

为此，他大病了一场，高烧40度，他甚至说起了胡话：“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我看到了凶手……不，不是那个被审判者，他是冤枉的，他没有杀人……凶手是个别审判者，他们乱用法律的名义要将无辜者处死……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杀人，但手上不会沾血……与一般的凶手比起来，他们更肆无忌惮，更冷酷无情……权力腐蚀人的灵魂……他们不是白痴，他们能判断是非，他们知道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冤枉的……为什么明知冤枉也要重判？面子？立功？减少麻烦？或者仅仅因为被告无权无势，冤枉他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多么可怕呀，有些灵魂……我不想干律师了，毫无意义……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放弃了学医？因为他看到国人的灵魂病了，他要疗救人的灵魂……我要改行，也去疗救人的灵魂……让良心回到人的胸腔里，让道德左右人的行为，让公正和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让人别那么卑鄙，别连畜生都不如……”

醒来后，耕云好像将高烧中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改行，继续做着他的律师，继续为马启明的案子操心。

他对前来探望他的马启明的父母说：“别放弃希望，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当时，第一次判决宣读之后，他就是这样安慰两位老人的。

为了让老人放心，他拉住几个旁听的人，询问他们对判决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都不相信马启明是凶手，说他可能被冤枉了。“听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怕，我们还可以上诉，省高院的法官们肯定不会是这个水平……”

上诉的结果是发回重审。一年半来，这个案件在市中院和省高院之间反复了多次。最后市中院网开一面，给马启明留了一条性命，由前两次的死刑判决改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马启明在看守所待了一年零6个月又7天后，被移送到了水台子监狱。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一年半来，耕云一直用这句话告诫马启明父母，也告诫自己。一次次的可怕判决，让他感到无奈和疲惫，但更多的还是感到愤怒。他虽然表示还不放弃，要继续申诉，但他知道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马启明的父亲一年半来仿佛老了10岁，去年他的头上只有零星几根白发，现在却已经花白了。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他和马启明的父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耕云，你看还有希望吗？”

“还可以申诉。”

“你知道的多，你说申诉到底会有用吗？”

“只有这一个途径……”

“会有用吗？”

“可是……没别的办法。”

“我是说申诉能管点用吗？”

“也许吧，我们尽量争取……”

“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

“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翻案的那一天。”

“我老了，我怕活不到那一天……”

“老伯，你要有信心。”

“你不会放弃吧？”

“不会！”

“这就好！”

这之后，马启明的父亲突然出门上访去了。他是悄悄走的，他怕老伴拦他，也怕耕云不让他去。看来他并不相信耕云说的申诉是惟一的途径。他留下一个纸条，上边只写了四个字：

我去上访

耕云想像着马启明的父亲可能在机关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徒劳，将遭遇不负责任的冷漠和推诿，有时也会得到一点同情，甚至还会得到一点儿施舍，但有一样很难得到，那就是他最希望获得的公正和正义。他会去翻捡垃圾，他会在桥洞和屋檐下过夜，他会被遣送……想到这里，耕云感到他的心像被铁钳夹着一般，疼痛，滴血，他一个人跑到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到江边痛痛快快哭了一场，才又振作起来。

耕云从马启明父亲这儿得到启示，除按程序申诉外，他起草了一封上访信，打印多份，到处投寄。每一封寄出的信都意味着一个希望，尽管是渺茫的希望，但也是希望。

他到水台子监狱去探监。作为委托律师很有必要见见委托人，再者，还有申诉状需要马启明签字。

水台子监狱在新田县前湾乡境内，从临江市到新田的班车很多，从新田到前湾上下午各一趟班车，从前湾到水台子监狱没有班车，但可以租机动三轮，不贵，5块就能拉到。耕云早饭后就去赶车，辗转到水台子监狱已经下午3点半了。

马启明听说父亲踏上了上访之路，眼睛湿润了。他们沉默着，舌头像是被大石头压着一般不能动弹。马启明忍住没让眼泪落下来，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眼泪。

耕云和马启明坐在一张桌子的对面，有一名狱警打横坐着，与他们保持3米的距离。耕云拿出申诉状，扬起来向狱警解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推给马启明，让他签名。

马启明看看申诉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他迟迟不签字，他问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问题——

“有用吗？”

耕云本想说希望很渺茫，但话到嘴边却成了——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马启明说：“现在我就是靠希望活着。”

耕云想像不出如果没有希望马启明如何忍受恶劣的环境、铁板一样的孤独、逼仄的空间和泛滥成灾的时间。

马启明又说：“没有希望我早就疯掉了。”

耕云看着马启明的眼睛，那双曾经充满愤怒和怨恨的眼睛现在看上去很沉静，沉静中透出炽热的期待。马启明在申诉书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耕云理解马启明的眼神，这个男子汉正在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想像的，妻子的横死、人所共知的绿帽子、自己的被冤枉、父亲的上访，等等这些都压在他的心上，他哪怕一分一秒也摆脱不了，夜晚难以入眠时咀嚼的必然也是这些，只有依靠睡眠那伟大的赦免功效，心灵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

沉静，这是包含了多少痛苦的沉静啊！

耕云会见了马启明之后，又和监狱长聊了一会儿。监狱长很同情马启明，支持他申诉，并答应尽量照顾马启明。

从水台子监狱出来时，已是黄昏，一阵阵秋风吹来，竟然很有些凉意，他把灰色风衣裹了裹。他正在发愁怎么到镇上时，一辆三轮车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突突”地开了过来，停在他身边。他一看，还是来时他乘坐的那辆。

“上来吧，别的没车了。”三轮车主说，“就我知道这儿还有一单生意。”

耕云爬了上去。车主说：“回去和来时的价钱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儿？”

“来时5块，回去15块。”

“太宰人了吧？”

“市场经济嘛，我要不拉你你还不得走回去。”

耕云别无选择。

回到镇上，街灯已经亮了，往县城去肯定没车了，耕云不得不在小镇上住一夜。

小镇上只有一家旅馆，在镇外敬老院里。所谓旅馆，其实也就是敬老院的一部分，老人没有住满，有几间空房，收拾一下，就开了旅馆，服务员都由老人充当。条件虽然简陋，倒是干净。这个敬老院据说是市民政局拨款建的，因为市民政局长的老家就在这个乡。院子里种了花草树木，长势葳蕤，晚上看去阴森森的。一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告诉他厕所在哪里，并给了他一个手电筒。

院子里静得很，好像没住人一样。他问旅馆里有几个客人，老人说今天就他一个。他又问这儿有多少老人，老人说28个。看来老人们都很安静。他上厕所回来时，猛然看到树阴里有一个老人，像个幽灵，吓得他毛发直竖。回到房间，正好那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给他拎了一瓶开水进来。他问哪里可以吃饭，老人说镇上。

耕云来到镇上，有3家饭店还在营业，他选了一家相对干净一点儿的；吃过饭后，他问镇上还有没有别的旅馆，店主说只有敬老院一家旅馆。这样说来，那个三轮车主没有骗他。

回敬老院要穿过一片树林，路上没有灯，树林里很黑，幸亏他打着手电，否则他真怕自己会迷路。

回到敬老院，铁门已经锁上了，他进不去。他记得出来的时候老人告诉过他9点钟要锁门的。他叫了好半天，也没人出来给他开门。他想老人耳背，可能听不见，于是就想翻院墙进去。他正在逡巡，门却开了，开门的还是那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

他说对不起，忘了时间。老人说他在惦记着他呢。

敬老院外边就是田野，夜里许多秋虫在田野里和院子里合唱。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时夏夜在打麦场上睡觉，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合唱……那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在苦难的大地上撒欢、幻想、做梦，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做一个律师，那时他还不知道何为律师，甚至连这个名词也没听说过……30年前的他没法设想现在的他，现在的他也必定无法设想30年后的他，真是世事苍茫，浮生如梦啊……

他又想到水台子监狱里的马启明，他此时也在听秋虫的合唱吧，他会不会也想到童年，会不会也生出万千感慨？30年后，他还会待在监狱里吗？说实话，耕云对申诉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如果没有经历过一次次的庭审，没有经历过一次次固执的判决，他对申诉还是会满怀希望的。他知道所有申诉状最终都要转到市法院，说不定都要落入主审法官的手中；一次次当庭辩论都毫无用处，申诉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之所以来见马启明就是想摸摸马启明的态度：如果马启明认命的话，他会劝他，让他“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但最终他会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的，他不想陪着他们熬下去，他觉得毫无意义。见了马启明之后，他动摇了，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退出对马启明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不道德的。他做不出来。他注定要与马启明一家休戚与共……

夜里他听到了一些声响、一些说话声、一些脚步声，模模糊糊的，不很真切；当时他并没有完全醒来，所以早上醒来时他还以为那是他做的梦。天刚亮，外边就人影幢幢，他从窗子里看出去，外边有那么多老人在走来走去，表情都很严肃。

他起来到院子里的水池上去洗脸，正好碰到那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老人问他睡得好吗，他说睡得很好。

老人说：“夜里小米去了。”

耕云一脸茫然，他听不懂老人说的什么。

老人解释说：“小米95了，她自己都活得不耐烦了，夜里从床上摔下来，就走了。”

“这会儿呢？”

“在她房里，大家伙儿这都去告个别……”

接着老人介绍的情况让耕云感到震惊。老人说她不是本地人，她老家在江西，她7岁就给人做童养媳，16岁参加农会，后来当民兵，再后来参加了红军，当卫生员，和一个红军团长结婚，然后就是长征，丈夫死于长征途中，她到了陕北。彭德怀派她和另外3人到武汉采购药品，她们在武汉被抓，两人死于狱中，她与另一女红军被押赴刑场，遇到游击队劫法场，她跳了崖，被一农民救起，这个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她一直想找到原来部队，可是兵荒马乱的没能找到，而过路的部队又不相信她的故事。她和丈夫同居10年，直到1948年才同房，1985年她回江西老家，在她老家的那个县里还有她的烈士墓，与她第二任丈夫在一起。她还祭奠了一番……

回临江的路上，耕云老是在想夜宿敬老院的经历，有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感在其中。命运，他觉得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甚至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他的呼吸中。命运无常，这是他的深切感受。死于敬老院的那位被亲切地呼作“小米”的老人，她的经历多么坎坷，她的死又多么平常！

联想到马启明的案子，他忽然觉得马启明是被命运抛进了一个可怕的大机器中，他抗衡不了这个机器的强大力量，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产品”。人的一生是不可逆的，当几十年后，马启明默默无闻地死去时，有谁来为他的冤案负责？

“不能放弃，绝不能放弃！”他想，“一定要抗争到底！”

回到家，耕云决定多管齐下为马启明翻案。

首先，他直接去找市长王绰，可是市长不在办公室，没人告诉他市长的行踪，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到省里开会了，有的说下乡了，有的说出国考察了……好像市长有分身术似的。总之，见市长比登天还难。他把材料留给了市政府办公室，让他们转交市长。

其次，寻求媒体支持。他往多家报社投书，希望报纸能报道此事，但基本上没有回音；他又一家家给报社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好像串通过一样，回答如出一辙，那就是：表示同情，但这样的事太多了，已经没有报道价值了。他托了朋友，也没有多少用。

马启明父亲的上访也没有什么结果。

耕云总是劝别人“永远不要放弃希望”，现在他又这样劝自己。

他没有放弃，他想，既然媒体不报道，他何不写一本书来说说这件事，为此他向文联打听了出书方面的事。文联主席说现在出版界的事情很难说，你写出来也许出版不了，也许不但出版了，还能成为畅销书……这等于没说。

耕云正在考虑要不要动笔写书，忽然从报纸上看到本地黑帮被铲除的报道。他没想过这件事和马启明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几天后，后续报道出来，提到那把手枪，他一下子呆了：原来如此！

他拿着报纸看了又看，竟然看得热泪横流，心里的滋味很复杂，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悲伤，或者二者兼有，或者二者之间的情绪全都齐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