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知生活在哪个角落，这种想法势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时，我把这个想法与绢子婶说了，绢子婶的表情似乎在说“那是当然的”。她说：“我认识的只有这四个人，你都见过了。至于贫穷的过苦日子的老太太过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于是我说出已经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参考，那是从前听爪哇岛归来的某人谈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岁的时候由于轻信别人说给人看孩子会有很高的月工资被卖到新加坡来，其后从马来半岛辗转到苏门答腊。二次大战后她已老了，在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沙磺成为马来人的一员苟且偷生着。但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失调，眼睛就此瞎掉了，找着一点儿关系到了棉兰，好不容易进了养老院，这样才放下心来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绢子婶说出来：“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知谁对我说的，加影的养老院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过去想再详细打听一下，谁知她所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可靠的线索了。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在瘴疡之气蔓延的南国孤独地度过老年的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会是什么呢？如果绢子婶的记忆力不好，此事是她刚听说的话，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妪是否健在令人担心。而绢子婶讲明因为与女儿有约在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无论怎么看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养老院访问。

那天晚上我住进旅馆，第二天早晨准备了小小的礼品，叫了辆出租车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间的加影。离开吉隆坡市区，汽车飞驶在白色的道路上，两边是椰子树和橡胶树，风景单调但说它大方也很大方。时时出现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头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这种小村落呢？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见到小村落出现便到处找有没有在村头写着加影的字样，但这种努力也是枉然，车还是开过了加影，幸亏有辆车的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回头找到了加影，但还是不知道养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车，这里有几家商店，最顶头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华侨，他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笔记本写了“养老院”三个汉字，他立即懂了好像是在说我给你们带路吧，与司机打了声招呼坐进了出租车，但他的话我依然不懂，正在这时，邻家的美容院前站立着的、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一位女子突然对我说起英语来——

那女子问我说：“你是日本人吗？”她穿着深绿色的裙子，橙色无袖上衣，小个儿，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我回答她说“是”，她亲切地微笑着，然后说自己的祖母也是日本人。

由于太突然了，我感到手足无措。她解释说：“我想你一定是日本人，因我感到亲切所以才跟你搭话的。”据她讲她祖父是到南洋谋生的中国人，从体力劳动干起，后来也攒了些钱生活好了。讨了吉隆坡叫秋子的日本女人做妾，秋子只生了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大也和中国人结了婚生下她。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日本战败了。秋子被英国人带走，从此便失踪了。

穿深绿裙子的女人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不知秋子奶奶是不是在战争的混乱中死去了，或者因日本战败英国舰艇强制地把她送回日本去了，不论怎么着她都不可能在人世了。但我想到在我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的血，所以见到像你这样来旅行的日本人我都觉得亲。”

她的祖母无疑是日本的“南洋姐”，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她祖母的真实身份。可是，无论如何，看上去平凡的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里，仔细挖掘也可以发现“南洋姐”的痕踪，这使我十分茫然。

总而言之与绿裙子女人谈了约十分钟之久，由加油站的老人带路，我终于来到雪兰莪州立加影养老院。整个建筑物给人以明亮的感觉，周围被草地和鲜花环绕。办公室是现代建筑，白墙瓦顶。老人居住的是木结构房屋，涂成白色，每栋房屋之间有遮阳的水泥顶走廊，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的表情十分有生气地充满微笑。我不知不觉地拿它与日本同类设施比较，不禁十分羡慕。

进了办公室我对负责人谈了访问的目的，如果有神明的话，我真该祈祷一番了。我的根据只是绢子婶的一句话，我一边担心是否能赶上飞机一边特地到此访问的，如果人家说没有日本人住在这里又会怎样？或者结果是确实有日本的老女人住过这所养老院，但老人几年前死去了，又怎么样？想着想着，我的心情便激动起来。

多么值得庆幸啊，接待我的年轻的马来人女职员告诉我，养老院里的确住着一名日本老妪，她的名字叫川本春。我告诉女职员我不是她亲属，是旅行者，想探访一下本国的这位老妪。女职员笑眯眯地把我带到川本春的房间里。

川本春的住室在长廊的尽头，许多老人和她一起住在一间明亮的大屋子里。这房间有学校的小礼堂那么大，墙壁两边开着大窗户。室内放着两排床，老人们的头都靠窗，有十几位老妪穿着沙丽，有坐有卧的在休息。左侧中间放着川本春的床。

川本春穿着浅蓝色上衣，裹着淡黄色的沙丽，一只旧的茶色小皮箱当作枕头靠在她身后。女职员大概在告诉她我的来意吧，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她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边从床上立起身来。春的头发按从前日本人梳头的方式全部绕到脑后，已经全白了。黑框眼镜后边是一双大眼睛，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给人一种温和柔顺的感觉。如果由这样一位老奶奶看护小孙子的话该多么合适，对孩子对老人都是一种幸福。

“您好！您是川本春吗？我是从日本来的，听说养老院有日本人，特意到这里来看您。”我把准备好的小礼物送到她手里。川本春凝视着我，慌慌张张地劝我落座，然后用地道的日语对我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真少有啊！我真高兴，您还送我这样的礼物。”

我看到春与野中鹤子不同、还完全记得日语，就大大地放心了。为了使她的心理放松下来，我也需缓一口气，就先拉拉杂杂地聊闲天儿。后来我对她说：“老奶奶，能把你过去的事讲给我听听吗？”得到她的允许，话题就转向她的成长历史和“南洋姐”的生活了。

对同种的采访，过去我尽量避免使用录音机，我只把要点记录在笔记本上。可这次旅行我带了小型录音机，因为我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旅行日程安排得很紧，光用日语速记不起作用所以我带了这台录音机以备不测。这台录音机放在我喜爱的黑包里，皮包的形状像一只随便躺卧的狗，我把拉链打开，悄悄地按了录音键，为此川本春的话原封不动地录了下来。

下面我就把我和她的对话按当时的录音全文抄录如下。我没有加任何润色将它发表。读者也可以通过它了解我平时采访时提问题的路数。

山崎：您是哪儿生人啊？是岛原还是天草？

川本：天草一町田的。

山崎：啊，一町田，那您知道那里有个XX旅馆吧？

川本：一町田XX旅馆……那是我远亲开的。

山崎：啊，您是XX旅馆主人的亲戚呀！我前些时候去一町田还在那里住过一夜呢！

川本：我呀，血都涌上头了，什么都听不见啦！

山崎：您是高血压吧？您多大岁数啦？

川本：高血压？我不是高血压，一听说您住过XX旅馆，我的头都要炸开了。我今年八十六啦！

山崎：都那么大岁数啦？

川本：不是八十六就是八十七啦。

山崎：您是明治多少年生的？

川本：我没上过学，不知道。

山崎：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川本：二十岁的时候。

山崎：是到新加坡吗？

川本：只在新加坡住了三个月。

山崎：那么立刻到这边来了吗？到吉隆坡……

川本：什么？

山崎：老奶奶，躺下说吧，能成吗？您在一町田是农民吗？

川本：我们老家全是农民。

山崎：是啊，在一町田一一二兄弟姐妹还在吗？

川本：兄弟姐姐全死了，只剩下我和最小的妹妹了。

山崎：他们要都活下来，有几个人啊？

川本：有八个人。

山崎：有八个呐，那你父母可够受的。你来新加坡是被骗来的吧！

川本：是啊，人家说到新加坡的旅馆工作工资可高呢！于是我就来了！

山崎：那么说，老板是高浜的人吗？就是劝你到南洋来的那个男人。

川本：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外地人。

山崎：不是天草人吗？

川本：不，是外地人。

山崎：来的时候是不是呆在船舱底，我认识一位老奶奶，她来时就是只吃一条干松鱼，被关在木箱里……

川本：不，我们来得晚，来的时候没进底舱，和乘客一样乘的船。

山崎：有护照吗？——贴着相片的。

川本：不清楚。

山崎：坐船一道来的老板与劝你来南洋的人是一个人吗？还是些别的人？——不是女老板吧？

川本：带我们来的？——是男的，应该是偷渡的蛇头。

山崎：那男人多少岁，名字还记得住吗？那男人的名字。

川本：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也都不知道他的原籍。

山崎：那时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有别的朋友一起来新加坡的？

川本：三个人一起来的。

山崎：都是谁呀？

川本：哎，一个是墨子，另一个，名字忘记了。

山崎：在新加坡住的是马来街还是马拉巴街？

川本：在新加坡干的是我不爱干的营生，接客的辛酸呀说不完……

山崎：不接客的话老板要生气吧？打过你们吗？

川本：打倒不打，可是，不接客欠的债就会多，所以不愿干也得干。

山崎：在新加坡呆了多长时间？

川本：半年。

山崎：后来就到吉隆坡来了？到吉隆坡也还是干那营生吗？

川本：一样，可这回老板是天草高浜人啦……

山崎：是由中太郎造老爷吗？

川本：姓角田……

山崎：是角田藤吉吗？

川本：不知道，老板娘老家离我们村不远，有三里多路吧！

山崎：离一町田三里路——是崎津吗？

川怖：离崎津还往上一点。

山崎：是今富还是GATA？

川本：是今富，今富没错儿，你地名可真熟啊！

山崎：你欠多少钱的债呀？

川本：去新加坡的时候是三百元。

山崎：三百元啊，在大正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啊！到吉隆坡以后呢？

川本：到吉隆坡以后变成五百元啦！

山崎：分成怎么分，总是有收入的吧，钱全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吗？您一分钱都拿不到是吗？

川本：一分钱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是从老板、老板娘那里拿的，这些又都成了我们欠的债。

山崎：他给和服和和服腰带吗？

川本：哎，和服啦，腰带啦，头饰啦，什么都给——

山崎：插簪也是其一吧——你们穿和服到店头拉客还是穿西装去呢？

川本：和服。

山崎：穿单和服还是穿绉纱绸的？

川本：什么都有。

山崎：那么化妆白粉是怎么搞来的呢？

川本：抹的白粉是老板给的，口红、冷霜全是。老板总说我们化妆不够，什么都给。

山崎：那么老板给的又都变成欠他的债罗！

川本：……

山崎：吃的怎么样，吃什么响？

川本：吃的什么都有，想吃什么买什么。

山崎：那么，你们手头也有些活钱罗？

川本：钱嘛，肯跟老板借就有。

山崎：你头一次接客是马来人还是英国人？

川本：什么？……记不得啦……

山崎：您去过医院吗？

川本：医院？没去过。

山崎：您往一町田寄过钱吗？没寄过？

川本：寄是寄了，可是……

山崎：您来到这里过了多少年啦？

川本：我四十二岁的时候回过一次日本。

山崎：是回去探亲吧！那时是不是带了很多钱回去的呀？

川本：我真倒霉，那时我已结婚了，我跟丈夫说给我一千元，丈夫说一千元没有，给八百吧！就给了我八百，我又攒了一百私房钱，回过一次一町田——可真倒霉啊，和朋友一起住旅馆一天要五元，一天要五元呐！船来了，行李又放不下，走不了，那么贵的旅馆住了好几天！

山崎：您和什么人结婚了？是国籍不同的人吧！

川本：对，是印度人，专做洋人长袍的。

山崎：那印度裁缝的名字叫什么？

川本：格拉曼哈次。

山崎：您多大结的婚？

川本：我回乡的时候已经结婚十年了，我四十二岁时回的日本。

山崎：结婚十年回的日本，那么您三十二的时候结的婚对吗？回日本时没带老伴去，一个人回去的对吧？

川本：哎，哎，一个人回去的。……你说我有多倒霉！那时我们乘的船非得牵引一艘货船去神户，那货船据说是发生故障了，我们的船不能在门司停，就牵引货船去神户了。

山崎：哎呀，这可是大事，后来怎么了？

川本：你说说，这船在神户停了一晚，好容易到了长崎，一下子又花了不少钱。

山崎：那您从长崎又坐小汽轮到口之津罗？

川本：长崎那儿我既有兄弟又有姐妹。

山崎：那就没回一町田罗？

川本：不，在长崎住二三日才回到一町田的。

山崎：大伙儿都很高兴吧！

川本：哎，大伙儿都高兴。

山崎：带回来的钱全给人了？

川本：哎，我这个人倒霉透了，妹夫刚刚胸骨骨折，在我探家期间做了两次手术。他家有三、四个孩子，付不起医疗费，我出了二百元。还给弟媳妇一个戒指。

山崎：戒指，是金的还是银的？是金的吧！老奶奶当时您是戴着几个金戒指回国的呢？

川本：路上遇到贼，只剩一个了。

山崎：在一町田住了多久呢？

川本：五个月。

山崎：后来又回到吉隆坡是吗？

川本：是啊又回来了。

山崎：那您的印度丈夫在吉隆坡有商店吧？

川本：是啊！

山崎：他是年纪轻还是岁数大啊？

川本：还是岁数大啊！我回日本的时候，他向他的老板借一千元，偿还德里那边的老板债务二百元，给了我八百元。那时我们也有些家当，向老板借钱是有条件的。

山崎：什么条件？

川本：不是当东西，而是答应给老板白干活儿。

山崎：啊，那老板是什么人？

川本：也是印度人，开着一个大商店。

山崎：那个店在哪儿？

川本：帕德洛德。

山崎：老奶奶您住在哪里呢？

川本：我们住在靠上边的干蓬。

山崎：你们的店在哪里呢？是在帕德洛德吗？

川本：在老板的店的二楼。

山崎：您丈夫的月工资多少啊？

川本：月工资？没有，自己挣。

山崎：那么就在二楼自己开业了——

川本：还带来些缝纫工，一共六、七人吧！

山崎：缝纫工是女的吗？

川本：全是男的。

山崎：生活怎么样？还满不错的吧？

川本：不知道，我脑子不好……

山崎：不，是我的问题提得不对——那么家里好像没多少钱是吧？老奶奶，没领养个孩子吗？

川本：养大了一个孩子。

山崎：从哪儿领养的？

川本：也是从印度人那里……

山崎：叫什么名字？

川本：麦德。

山崎：女孩子吗？

川本：男孩子。

山崎：那么您一结婚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川本：不是。结婚、回日本探亲之后才领养的。

山崎：领了一个多大的孩子啊？

川本：很小，才二岁。

山崎：那么给他喂奶，换尿布，抱大的吧？像自己生的一样。那孩子现在怎样了？

川本：已经死了吧。那孩子小时候真可爱，大了以后变坏了，没法子。日本军来吉隆坡之后，他去了日本人那里，干坏事。他不回我这里来，有时偶尔回来也要偷走些东西。

山崎：麦德干的？

川本：哎。那时已是日本占领时期，他已经到找工作的年龄了。可穿的用的全由我供着他，即使找到工作第二天就不干了，逃跑了。

山崎：您的命运真不好。

川本：打小时候就不是好东西。

山崎：麦德没上过学吗？

川本：上到三、四年级。

山崎：后来就在裁缝铺帮忙是吗？

川本：哎！

山崎：是您丈夫教他手艺吗？

川本：不，是别人。

山崎：为什么不是您丈夫教呢？您的印度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多少年以前？

川本：已经三十多年了。日本人来了，打仗了，那时我丈夫就病了，接着就死了。

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还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说呢，脚不能走路，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岁数去世的，您的丈夫？岁数很大吧？

川本：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岁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吗？——您丈夫去世时麦德在您身边吗？

川本：那时候，他还在上学。

山崎：噢，麦德上小学时他父亲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挣钱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会很苦的，怎么养活麦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当佣人来养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还是在马来人家？

川本：马来人家里。

山崎：当女佣吧？

川本：当佣人有月工资，麦德也没受太多的苦，日本人来了以后，麦德也给军队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妇也有月工资。

山崎：嗬，媳妇也娶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妇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挣得少，她总给我钱，她总问邻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呐？”别人告诉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总和我呆上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来，战争到处都打起来了，我这儿子也让人用枪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妇是好人，虽然麦德让您头痛。

川本：不，还是我命不好……也还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给军队做饭。

山崎：进了炊事班是吗，老奶奶？

川本：是啊，麦德进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说是要去，正在犹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麦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关进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来，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说：“麦德从牢里出来了。”我就没去。他出来那当儿说：“有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人在苏尔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杀了。”儿媳妇怎么劝也没有用。这时又遇见军队的头儿叫他回去做饭，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这次关在较远的监狱，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没见着？那远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没见着了。

山崎：也没来过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没有。已经三十年了。可能已经死了。儿媳妇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实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对您好吗？

川本：他可是个好人啊，从来没跟我打过架。

山崎：他跟您说印度话吗？

川本：不，我只说马来话。

山崎：那您丈夫也说马来话，英语怎么样？

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