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后来证明的，邝关于房子里的声音的说法是对的。在墙里——就在地板下——是有人，他满是愤怒和电荷。

我是在我们楼下的邻居保罗·道森因为给本地区数千个妇女打神秘电话而被捕后才发现这事的。我自动的反应是同情：这个可怜人毕竟是个瞎子，他因没有伴侣而寂寞孤独。但是随后我了解了他的电话的性质：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信徒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绑架“道德上该受到谴责”的女人，并把她们转变成“作牺牲的乡村玩偶”，在结合仪式上被男性信徒玩弄后再由他们的女性工蜂阉割养活着。对于那些嘲笑他的电话威胁的人，他说：“你想听听一个也以为这是个玩笑的女人的声音吗？”接着他就会播放一个女人尖叫着血腥谋杀的录音。

当警察搜索道森的公寓房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电器聚合：附在他的电话上的磁带录音机、重复拨号器、声音转变器、音效磁带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他没有把他的恐怖活动局限于电话上。显然他感到我们那套公寓早先的住户是大吵了，根本不考虑他早晨的禅思。当他们在一次重新装修期间暂时搬出时，他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上凿了洞，在楼上地板下安装了扬声器和窃听装置，使他能够监视他的三楼邻居的行为并用声音效果惊吓他们。

我的同情立即就转变成了愤怒。我要道森烂在监狱里。在所有这些时间里，由于老是转着鬼的念头——特别是有一个鬼，虽说我本是不愿意承认的——我几乎都要被逼疯了。

但是知道了那些声音的原因，我还是松了口气。单独生活使我的想象力挪往危险的方向。西蒙和我现在只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才见面，一旦我们独立交税了，我们同样会把我们的顾客也分开。事实上，他最近过来就是为了送交一本皮肤病学家的小册子的原件。

可是现在邝却未曾邀请就来访了。当时我正在给印刷厂老板挂电话，我让她进来，然后回到办公室去打电话。她带来了一些家做的馄饨，放在我的电冰箱里，又大声评论著我冰箱和食品橱里贫乏的食物，“为什么有芥末，有泡菜，没有面包？你怎么能这样生活？还有啤酒！为什么有啤酒，没有牛奶？”

过了几分钟，她进入了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粲然的笑容。在她的手里拿着我留在厨房柜子上的一封信。信来自于一本旅游杂志《未知的土地》，那本杂志接受了我和西蒙关于搞一篇写中国乡村烹饪的配照文章的提议。

当这封信昨天寄到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如中了彩票，只是又记起我已经扔掉了我的票。这是机会之神、偶然性以及坏运气对我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白天和夜晚的大好时光我都花在了琢磨这个事件的转折点和演示西蒙举止的脚本上。

我幻想着他测览了这封信，说：“老天爷！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们不去，”我将会说，“我把它给拒绝了。”我的声音中丝毫没有后悔之意。

然后他会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拒绝了？”

而我会说：“你怎么居然会想到我们一起去？”

接着他也许——这一点真的让我血液沸腾——也许会提议他仍然去，但是带另一个摄影师一起走。

所以我将说：“不，你不能去，因为我要去，而我将带另一个作者去，一个更好的作者。”然后这整件事就会逐步升级为在道德、商业品德以及相对才华方面的一连串辱骂，诸般变化使得我大半夜都无法入眠。

“哦！”邝现在轻轻地叫起来，手里高兴地挥舞着那封信，“你和西蒙，要到中国去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去，做导游，做翻译，帮助你们找便宜货。当然了，我自己出路费。很久以来，我就想回去，看看我的婶婶们，我的村子——”

我打断了她的话：“我不去。”

“啊？不去？为什么不去？”

“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转过身看着她，“西蒙和我正准备离婚，还记得吗？”

邝沉思了两秒钟，然后回答说：“可以像朋友一样去呵！为什么不能仅仅作为朋友去呢？”

“别说了，邝，求你了。”

她看着我，一脸的悲哀，“太伤心了，大伤心了。”她悲叹着，然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就像两个饿汉，吵啊吵，把米饭都给扔了出去。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

当我给西蒙看了那封信以后，他愣住了。那真的是眼泪吗？在我认识他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他哭泣，那怕是在观赏令人悲哀的电影时，甚至在他告诉我关于艾尔萨的死讯时也罢。他擦着脸颊上的泪水，我假装没有注意。“上帝，”他说，“我们如此祈望的事成功了，可是我们却昔日不再。”

我们俩都安静下来，仿佛要用几秒钟显示敬重的沉默来记起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为了恢复力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虽说是那样的痛苦，但我认为分开对我们还是有益的。我的意思是，那迫使我们分别去验证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但又没有先验地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感到我的话音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又没有显而易见的抚慰口气。

西蒙点点头，柔和地说：“是的，这点我也同意。”

我想喊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同意！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从未在任何事情上有过一致意见，而现在却是你也同意？但是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还祝贺自己能够毫不流露内心的难受，没有显出自己是受了多大的伤害。可一秒钟以后，我的心就渗透了哀伤：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那只是可怜地证明了爱情的消失。

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现在都具备了歧义，任何事情都无法按其表面价值来理解。我们隔着老远的距离相互说话，假装所有那些年里我们互相擦背以及当着对方的面行方便都从未发生过。我们不使用任何儿语、代称或者简略的手势等曾是我们亲昵见证的语言——那是我们相互拥有的证明。

西蒙看看他的表，“我得走了，我约好七点钟与人见面。”

他是去见女人吧？这么迫不及待？我听到自己说：“对了，我也必须为一个约会作准备了。”他的眼睛几乎连眨都没眨，我的脸红了，确信他知道我说出了一个悲哀的谎言。当我们走向门口时，他抬头往上看去。

“我看你最终还是摆脱了那架愚蠢的吊灯。”他回眸注视着房间，“这地方看起来不同了——更漂亮，我想，而且也更安静了。”

“说起安静，”我接着告诉了他有关这幢房子的恐怖主义者保罗·道森的事。西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能够充分欣赏这个结果的人。

“道森？”西蒙不相信地摇着他的头，“真是个混蛋。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寂寞，”我说，“愤怒，报复。”我感觉到了我所说的这些话的讽刺味儿，如一根拨火棒戳在我心灵的灰烬上。在酉蒙离开以后，房间里确实感到特别的寂静。我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透过老虎窗的玻璃凝视着夜晚的天空。我思考着我们的婚姻。我们十七年的共同生活织成的联系是那么容易断开；我们的爱情就像在我们长大的郊区发现的相同的门毡一样的普普通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一度曾随着对方而一起脉动的这个事实只是在愚弄我们，使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

所有那些有关分手的谈话还是有好处的——我试图愚弄谁？我现在摆脱了束缚，无所羁约，不再属于任何事或任何人。

然后我想起了邝，她对我的爱真是完完全全搞错了地方。我从未特意为她做过什么事，除非是受到来自于她的情感上的逼迫和我的负疚感的驱动。我从未突然给她打电话说：“邝，就我们两个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怎么样？”我从未就因与她友善相处而觉得愉快过。然而她却在那儿，老是暗示着一起去迪斯尼乐园或者雷诺或者中国。我挥开她的建议宛如它们是令人讨厌的小苍蝇一样——我说我恨赌博，或者说南加利福尼亚肯定不是我于不远的将来要去访问的地方。我故意无视邝只是想和我一起消磨更多是时间、我是邝最大的乐趣这个事实。哦上帝呵，我这样做是不是伤害了她？我并不比我的母亲好什么！——对爱漠然置之。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对于自己的残忍居然是那么的健忘。

我决定给邝打电话，邀请她来与我一起消磨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去塔霍湖将是令人愉快的，她会因此而高兴得发疯。我不能等着听她所说的话，她不会相信的。

但是当邝来接电话时，她并没有等我解释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利比—阿，今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老鲁谈过了。他同意说你必须去中国——你、西蒙和我一起。今年是狗年，明年是猪年，太迟了。你不能去？这可是你的等着降临的命运呵！”

她继续滔滔不绝，用她自己那不容拒绝的逻辑来对抗我的沉默，“你是半个中国人，所以总有一天要去看看中国。你在想什么？我们现在不去，也许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有些错误你能够纠正这一个就无法了。那么你怎么办？你在想什么？利比—阿？”

怀着她会断念和停嘴不说的希望，我说道：“好吧，我会考虑的。”

“哦，我就知道你会改心思的。”

“等等，我可没说我去，我说的是我会考虑的。”

可她已在自顾自地说下去了：“你和西蒙会爱中国的，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特别是爱我的村子。长鸣是那么的美丽，简直叫你无法相信。山、水、天，就像天堂和尘世融而为一了。我有些留在那儿的东西，总是想给你……”她又继续说了五分钟，吹嘘着她的村子的美德，直到她宣称说：“哦哦，门铃响了，我过会儿给你打电话，好吗？”

“实际上刚才是我在给你打电话。”

“哦？”门铃再响了一次。“乔治！”她叫道。“乔治！去开门！”然后她喊道：“弗杰！弗杰！”乔治的从温哥华来的堂妹与他们住在一起吗？邝又回到了电话上，“稍等一会儿，我去开一下门。”我听到她在迎接着什么人，然后再次回到电话上，微微地喘着气，“好了，你为什么要打电话？”

“是这样，我想问你些事。”我立即为我还没有说的话感到后悔了。我正使自己卷入到什么中去？我想着塔霍湖、与邝一起被困在小小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这差不多就是最后时刻，所以我理解如果你太忙——”

“不不，绝不会太忙。你想问些什么事，我的回答总是好的。”

“好吧，我是在想，哦，”——接着我突然之间说道——“明天请你吃饭怎么样？我必须到你工作处附近的地方处理些事务。但是如果你很忙，我们可以另约时间的，没有什么大事。”

“吃饭？”邝欢快地说，“哦！吃饭！”她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碎地高兴，不由得让我诅咒自己的这种象征性的礼物是如此的小气。然后我目瞪口呆地听到她从话筒边挪开嘴宣布说：“西蒙，西蒙——利比—阿叫我明天去吃饭！”我听到了西蒙的背景声：“让她把你带到某个高级些的餐馆去。”

“邝，西蒙在你那儿做什么？”

“过来吃饭。昨天我早就请过你了，你说你很忙。也不迟呵，你想现在来吗，我准备了很多的菜。”

我看看我的表，七点钟，那么这就是他的约会，我几乎高兴得要跳起来了。“谢谢你，”我告诉她，“但是我今天晚上没空。”我用了同样的借口。

“总是很忙。”她回答道，同样地叹了口气。

今天晚上，我得确保我的借口不是个谎言。作为赎罪，我忙忙碌碌地搞了个一直拖下来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要做之事的清单，其中之一就是改变我的名字。那需要改动的驾驶执照、信用卡、选民证、银行户头、护照、杂志订单，更别提还有通知我们的朋友和顾客了。那也意味着得决定我将用什么姓。拉贾尼？伊？

妈妈建议我保持毕晓普的姓，“为什么要返回去用伊的姓呢？”她推理说，“你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任何别的姓伊的亲戚，所以谁会在乎呢？”我没有去提醒妈妈她曾以伊姓为荣耀的誓言。

当我更多地想着我的姓时，我意识到我还从未有过任何适合于我的身份，至少从五岁起——那时我的母亲把我们的姓改成了拉贾尼——就是如此。她没有去烦扰邝，邝的姓仍是李。当邝来到美国时，妈妈说中国的传统是让女孩保持她们母亲的姓氏。后来她承认我们的继父不想收养邝，因为她几乎已是个成人了。他同样也不想为她作为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可能会引起的任何麻烦承担法律责任。

奥利维亚·伊，我大声地说了几遍。那听起来很异样，仿佛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就像邝一样。那使我有些困扰。被迫与邝一起长大可能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想长成什么人的原因之一：她是个多重人格的角色模特儿。

我给凯文打电话，征求他对我新名字的意见。“我从未喜欢过伊这个名字。”他坦白说，“小孩子过去常叫：‘嘿，伊！呀，你，伊儿伊儿哦。”

“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我说，“不同种族也是种时髦。”

“但是带着块中国人的标志并不真的能够让你得到奖分。”凯文说，“人们正在把亚洲人取而代之，不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你最好还是用拉贾尼的姓。”他笑了起来，“见鬼，有的人认为拉贾尼是墨西哥人。妈妈就是这样。”

“拉贾尼对于我不合适，我们并不真的属于拉贾尼的血统。”

“没有人是拉贾尼的血统，”凯文说，“那是个孤儿的名字。”

“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几年以前当我在意大利时，我试图查找一些姓拉贾尼的人，却发现这只是个僧侣们给孤儿生造的名字。拉贾尼，就像‘拉固’——环礁湖——一样，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互不相干。鲍伯的祖父是个孤儿，所以我们是与意大利的一大批孤儿有着亲戚关系。”

“为什么你以前从不曾把这告诉我们？”

“我告诉了汤米和妈妈。我猜我忘了告诉你是因为——喔，我觉得你已不再是个拉贾尼了。不管怎么说，你和鲍伯并没有共同生活多长时间，而对于我来说，鲍伯是我所了解的唯一的父亲。我一点也不记得我们真正的父亲了，你还记得吗？”

我确实还记得他：飞扑进他的怀抱，观看他喀喀地咬开螃蟹的大螯，骑在他肩膀上穿过人群。难道那还不够使我称赞他的名字吗？那还不能使我感到该是与某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了吗？

中午时分，我去了药店接邝。我们首先消磨的二十分钟，是她向在店里的每一个人——药剂师、其他职员、她的顾客，所有这些刚好都是她“最喜爱的人”——介绍我。我选择了位于卡斯特罗街的一个泰国餐馆，在那儿我能够从一张傍窗的桌子观看街上的车水马龙，与此同时邝则在进行着一场单方面的谈话。今天，我把她的谈话视如一项美好的消道：她能够谈论中国、离婚、我的吸烟太多等不管是什么她想谈的话题；今天是我给邝的礼物。

我戴上我的眼镜浏览着菜谱，邝则在细细地审视着餐馆的环境、曼谷的招贴画、墙上紫金色的扇子。“不错，漂亮，”她说，仿佛我带她到了城里最好的地方。她给我们俩倒了茶，“是这样！”她声明说，“今天你并不太忙。”

“只是处理些个人事务。”

“什么样的个人事务？”

“你知道，更新我的住宅停车准许证呵，改换我的名字呵，就那类事情。”

“改换名字？改什么名字？”她打开她的餐巾铺在膝盖上。

“我不得不做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以把我的姓改成伊。这是场混乱：去银行、市政大厅……你怎么啦？”

邝正在使劲地摇着她的脑袋，脸孔紧缩起来。她是呛着了吗？

“你没事吧？”

她拍着她的手，无法说话，一副疯狂的神色。

“哦我的上帝！”我试图记起该如何急救的法子。

但是邙在示意我坐下来了。她咽下茶水，然后呻吟着说：“哎呀，哎呀，利比—阿，我很抱歉必须告诉你一些事。不要把名字改成伊。”

我使自己铁下心来，毫无疑问她将要再一次争辩说西蒙和我不该离婚。

她就像个间谍似地俯身向前，“伊，”她悄声说，“那并不真的是爸的姓名。”

我坐回身去，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你说什么？”

“夫人们，”侍者说，“选好了吗？”

邝指着菜谱上的一个菜，第一次询问怎么发音。“新鲜？”她问道。侍者点点头，但是没有邝所需要的那种热情。她指着另一个菜：“软吗？”

侍者点着头。

“哪个更好些？”

他耸耸肩膀，“所有的菜都不错。”他说。邝怀疑地看看他，然后要了一碗泰国面条。

当侍者离开后，我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有时菜谱上说新鲜——就是不新鲜！”她抱怨说，“你不问，或许他们会把昨天剩下的给端上来。”

“不，不，不是食物。你说爹的姓名是怎么回事？”

“哦！是的是的，”她缩起肩膀，再次坐成她那副间谍的样子，“爸的姓名，伊不是他的姓，不是，这是真的，利比—阿！我只是告诉你，这样你就不会用错误的姓名度过一生了。为什么要使祖宗高兴而不是我们自己高兴呢？”

“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伊不是他的姓名呢？”

邝从一边看到另一边，好像她正准备揭示毒品大王的身份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啊，别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利比—阿？”

我点点头，虽说不情愿，但是早已被吸引住了。接着邝就开始用中文——我们童年时代的鬼的语言——说了起来。

我告诉你的事千真万确，利比—阿。爸用了别人的姓名，他偷了一个幸运者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那是这事发生的时代——当时爸在国立广西大学——位于靠近桂林的梁枫——学习物理。爸是个穷苦家庭的孩子，但是他的父亲在他还很小时就把他送到一所教会寄宿学校去了。在那儿你不用交纳任何费用，只要答应爱耶稣就行了。那就是为什么爸的英语那么棒的原因。

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些了，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婶婶李彬彬所说的内容。那时，我的母亲、爸以及我住在梁枫的一个靠近大学的小房子里。在早晨，爸去上课，到了下午，他去一个工厂做工：把收音机零件组装起来。工厂按他所完成的产品数量付报酬，所以他并没能挣多少钱。我的婶婶说爸是心灵要远胜于他的手巧。到了晚上，爸和他的同学凑钱去买共用的煤油灯所需的煤油。在满月之夜，他们就不需点灯了，他们能够坐在露天里一直学习到黎明。那也是我在逐渐长大时所做的事。你知道这种事吗？你能够明白在中国满月既是一种自然的美景，又是一种廉价物品吗？

有一天晚上，当爸从他的学习场所回家时，一个酒鬼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手上挥舞着一件大衣，“这件大衣，”他说，“在我家里已经传了好多代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卖了它。看看我的脸，我只是众多普普通通的人中间的一个，拥有一件如此高级的衣服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爸瞧瞧那件大衣。它的布料质地精良，缝纫与制作风格现代。你必须记住，利比—阿，那时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在中国各地打仗。谁能够有钱买这样一件大衣？只有重要人物、一个大官、一个靠从吓坏了的人那儿收取贿赂敛钱的危险人物。我们的爸脑子里装的可不是棉花胎。哼！他知道这个酒鬼的这件大衣是偷来的，他们两个人都会因买卖这样一件商品而掉脑袋。但是爸一旦把手指放到大衣上，他就像一只撞在一个大蜘蛛网上的小飞虫，再也无法释手了。他的全身涌过一阵新的感觉。啊！触摸一个富人的大衣线缝——你想想这可是他有生以来与美好生活的最密切的接触呵。接着这个危险的感觉导向了一个危险的欲望，而这个危险的欲望又引向了一个危险的主意。

他向着这个酒鬼叫道：“我知道这件大衣是偷来的，因为我知道它的主人。快！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否则我叫警察了！”那个负罪的小偷扔下大衣就跑了。

回到我们的小房间以后，爸给我的母亲看了那件大衣。她后来告诉我他是如何把手臂伸进袖子，想象着那件大衣的前主人的力量现在奔流在他自己的身体内。在一个口袋里，他找到了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戴上眼镜，伸出一只手，在他的心里，已有一百个人立即立正并向他鞠躬；他轻轻地拍了下手，在他的梦幻中，十几个仆人就急忙给他送上来食物；他抚摩着自己的胃部，满是他那虚幻的美餐。那也是爸感到另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的时候。

哦，这是什么？在大衣的衬料里他摸到了一些硬邦邦的东西。我的母亲用她的小剪刀拆开了缝线。利比—阿，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必定使得他们的心就像风暴中的云朵一样地旋转起来。从衬料里掉出来一叠文件——移民到美国的官方文件！在第一页上，有个用中文写着的名字：伊俊。在它的下面，是英语名字：杰克·伊。

你必须想象一下，利比—阿，在内战时期，像这些文件可是要值许多人的生命和财富的呵。在我们爸颤抖的手里，有验证过的大学成绩单、一份卫生检疫证明、一本学生护照、一封去旧金山林肯大学注册的信——一年的学费早已付过了。他再看看信封里面，还有一张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单程船票和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一张通过登陆移民考试的学习成绩单。

哦，利比—阿，这是件极大的坏事。你难道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钱可是一文不值。事情必定是那个姓伊的男人用很多的金子和坏事买来了这些文件：他是不是向国民党人出卖了机密？他是不是出卖了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字？

我的母亲吓坏了，她告诉爸把这件大衣扔进河里去。但是爸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狗的神色。他说：“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我可以成为一个富人。”他告诉我的母亲住到她在长鸣的姐妹那儿去等着。“一旦我到了美国，我将派人来接你和我们的女儿，我保证。”

我的母亲看着那个男人——爸不久就会变成的伊俊，杰克·伊——在护照上的照片。他是个瘦削的男人，脸上毫无笑容，只比爸大两岁。他不漂亮，不像爸。这个姓伊的男人留着短短的头发，长着一张平庸的脸，冷冰冰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你可以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个人的心，我的母亲说这个姓伊的男人看上去就像那一类人：他会说“不要挡路，你们这些无用的蛆虫”！

那天晚上，我们的母亲观察着爸把自己变成那个姓伊的男人：穿上他的衣服，剪成他的头发，戴上那副厚厚的眼镜。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时，她发现他的小眼睛是那么的冷酷无情。对于我的母亲来说，他再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了。她说仿佛他已经变成了那个姓伊的男人，那个照片上的男人，一个傲慢和强有力的男人——渴望着摆脱他的过去，急于开始他的新生活。

那就是爸怎么偷了那个人名字的经过。至于爸的真实姓名，我并不知道，那时我是那么的年幼无知。然后，就如你早已知道的，我的母亲死了。你很幸运没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后来我的婶婶拒绝告诉我爸的真实姓名，因为他遗弃了她的姐姐，那就是我的婶婶的报复。我的母亲也不会告诉我的，甚至在她死后也一样。但是我经常在猜测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有几次，我邀请爸从阴间来访问我，但是别的阴间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呆在别的什么地方——一个云遮雾绕、人们相信自己的谎言是真话的地方。这是不是令人悲哀，利比—阿？如果我能够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就会告诉他。然后他就能去阴间，向我的母亲道歉——非常地抱歉，并与我们的祖先和平地相处。

那就是你为什么必须去中国的原因，利比—阿。当我昨天看到那封信以后，我对自己说：这是你等着发生的命运！在长鸣的人们可能仍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我的婶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我是确信的。变成伊的男人，大妈，我的大婶婶，总是那样叫他的。当你去时你问我的大妈，问她我们的爸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啊！我说的是什么呵！你不会知道怎么问的。她不说北京话。她太老了，所以从未去学校学过人民的普通语言。她说的是长鸣的方言，不是客家话，不是北京话，而是处在两者中间的一种语言，只有来自于这村子的人那样说。而且，你在问她有关过去的问题时也必须非常地聪明，否则她会像赶一只在你脚下啄来啄去的疯鸭子那样地赶走你。我知道她的癖性，她的脾气可大啦！

虽说是这样，可也别急，我和你一起去。我早已答应了的。我从未忘掉过我的诺言。你和我，我们两个，我们能够把我们父亲的名字改回成他的真正的名字，我们可以共同把他最终地送到阴间去了。

还有西蒙！他也必须一起去。那样的话，你们仍然可以撰写那份杂志的文章，搞一些去的钱。而我们也需要他携带箱子。我不得不带很多礼物，我不能够空着双手回家。弗杰可以为乔治烧饭，她的菜做得不坏。而乔治能够照看你的狗，不需再出什么钱。

是呵，是呵，我们三个一起，西蒙、你、我。我觉得这是最实事求是的，也是改换你的名字的最佳途径。

嘿，利比—阿，你认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