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总有一些细枝末节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而且那里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

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

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

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很难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最开始的讨论还力图保持观点平衡。不过好景不长，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

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这场讨论最后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此人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部认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报》刊发《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一文才为世人所知。此时朱中立已经成为从“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开始在一些县市做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讲述他此前如何悬崖勒马，由“李四喜思想”的代言人转变成为一位合格的新社会的建设者。

半年后的7月9日，新华社编发《农民朱中立加入了》一文时作了如下按语：

朱中立是湖南长沙县十五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原是“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在土地改革后曾产生了松劲、“退坡”思想。现在他克服了这种有害的思想，具备了员的条件，光荣地加入了。最近他向长沙县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了他由“李四喜思想”代表人转变成为一个员的思想过程。

透过这篇报告，读者了解到时年25岁的“李四喜”的一些身世：四岁半的时候，“李四喜”的母亲难产死了，做漆工的父亲将他寄养在外婆家七年。

十二岁起，我就开始了雇工生活，一直做了十二年，换了六个主人。去春土地改革时，工作同志三番四复地把我喊醒过来，使我曾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后来，我分得了两亩多田、四间大瓦屋，还娶了妻子，生了小孩，给我成了家。解放、分田、娶妻、生子，真是“四喜临门”，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念头在土地改革刚胜利结束时就开始作怪了。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我当选了副乡长，大红花挂在胸前，心里欢喜了一阵，但立刻就后悔起来。眼睛老是望着鼻子尖，担心干了工作会耽误家里生产。

……干了个多月，生产没有结合工作，自己的生产果然落了后，眼望着人家田里禾苗“发乌”，自己禾苗“变黄”，心里更不耐烦，就干脆开什么会都不去了。工作同志找我谈，我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要开会八升谷一天。”有人问起我：“假如大家都不干工作，反动派来了怎么办？”我说：“有在。”我忘记了自己翻身作了主人，忘记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时刻在阴谋死灰复燃，忘记了保田、保翻身果实是每个翻身农民自己的事，更看不到革命的幸福前途。这自私落后的念头，一直害了我好几个月。

??……

但我开初转变时，我还只知道要“保家”，还看不清革命的远大前途。区委书记就介绍我看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画片，叫我到长沙市参观了许多工厂，还看了《锦绣河山》等影片，使我不仅到了长沙，还看到了祖国人民两年来的伟大建设和美丽的远景。当我第一次坐上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来的汽车，走进工厂，我心里更明亮了：工人兄弟是一天到晚和机器大生产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决、勇敢、忠诚，毫无个人顾虑。这又使我联想起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于是我要求加入中国。

教育了我，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做一个只看见自己鼻子尖下一点利益的糊涂虫，而且初步树立了的人生观，成了一个光荣的员。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感到痛心。所以我常常用现身说法，耐心地帮助想“歇劲”的农民兄弟醒过来。

“李四喜”现象并非孤案。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当时有许多农村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论”，比如山西襄垣县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组织：“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

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简单与纯朴。对比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乃至各个阶层所遭遇的挫折，这场讨论的本质其实是革命者如何退出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参加革命，又因为不断革命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本来只是需要土地，却被告知还有天堂。几十年后，当历史翻过国家全能而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自主地选择留在乡村还是进入城市，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正如你可以分析出一个柠檬有什么化学成分，却不能分析出它是什么味道。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自主的生活、理性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