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是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的；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荒谬的逻辑解释了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人不是公私不分，而是分得太精明了。

这些古树当时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常年都在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在卖树之时，先是树贩子“绕村三日”，踏破反对人家的门槛，而后当地若干干部与混混又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施压，让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村里主张卖树的人说，自己当时也是给上级做了个顺水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20户人家，容易分化瓦解，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很“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

高贵的糟粕

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居于晒场边上的大树，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与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旧祠堂后的树；三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当村民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卖树时，立即遭到训斥：“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

祖坟边上的几棵古树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村中的壮士愿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

几处古树的不同命运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私有的祖坟，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与观念，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留得了一点尊严。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把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到每户人家的具体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任人挖掘，不仅自己觉得在权利上吃亏，受了没顶的侮辱，同时也会被周围的人笑话，在乡间从此抬不起头。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在乡间自由无拘的生长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乡居期前，我重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读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贩奴船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然而，类似人文与生态悲剧并非只发生在我所在的村庄。近些年来，这种摧毁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各地蔓延。2007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一篇报道，简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江西的移栽古树案，追问什么样的古树被盗，那些古树名木被卖到了哪里？农村盗卖古树名木成风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城市绿化巨大需求为何引发“大树进城”热？据警方透露，树贩子在一些乡镇偷盗或非法收购香樟树，以每棵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买下，贩运到浙江、上海等地牟取暴利。一些古树常常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不翼而飞。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开着大卡车和挖掘机公然进村挖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