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以后,通过报纸我才知道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又一次行动,被杀的是一位前白厅人员,负责本案的是亨利·沃尔夫及其领导的情报局。第二天,亚当斯给我带来一张“官方顾问申请书”,并告诉我是唯一一个能透过围巾看到人脸的遥感专家。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月紧张的测试、考察,最后我获得了一张“官方A级侦探顾问证书”和每月1000镑的薪水,并取得了在英国的长期居住权。随着一件件疑案的破获,“中国大师”的声望逐渐树立了起来。但这时,一种恐惧感使我迷惘,辛克莱教授的劝慰也丝毫减轻不了这种感觉。
“对不起,先生。”一句轻脆的话语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喧闹嘈杂的街头,一位年轻的小姐微笑着向我询问,“请问地铁车站在哪儿?”
“向左拐弯走50米左右。”
“谢谢。”姑娘转身飘然而去,而她那双碧蓝的明眸却使我难以忘怀。它仿佛在倾诉什么,又好象似曾相识,但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她。
夜晚,我刚用过晚饭想放松一下时,门铃响了。打开门,外面是亚当斯警长,他的身后是矮胖的亨利·沃尔夫。
我把他们让进屋,送上咖啡。亨利爵士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很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您,这件案子很棘手。有一个国际犯罪组织已经到了伦敦,国际刑警组织通知了苏格兰场,内务部又委托情报局负责此案,而现在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您——我的‘中国大师’。”
“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我不能预知未来……”
“这点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谋杀已经开始了,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内务大臣遇刺。幸亏上帝保佑,大臣今天换了辆车,死去的只是他的司机。”
为了1000镑的薪水,也为了亨利爵士允诺的提升,我毫不犹豫地上了警车。在路上,亚当斯向我介绍了那个“自然救世者”组织,它是由几名富有的宗教狂组建的,暗杀、绑架、破坏,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已作案数十起。
飞驰的警车把我带到了现场,所谓现场,其实只是一堆废铁和一具焦尸罢了。亚当斯指挥人把围观群众拦在十五公尺以外,现场一片寂静。我开始镇定情绪,扫视起那一堆黑乎乎的残骸。眼前的一幅景象渐渐清晰起来:一个穿着件风衣的人和大臣的司机聊着天,乘他不注意,把一只圆球似的东西扔进汽车。一刻钟后,汽车起火燃烧。我第二次进行遥感时,那个穿风衣的人又出现了,和往常一样,我心里默念让罪犯转过身来,可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头痛搅乱了我宁静的心境,人像消失了!
接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我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好把这一切报告沃尔夫爵士。虽然他嘴上称赞我的才能,但看得出他很失望。
我坐在沙发上,喝着杯中的威士忌。并不是我喜欢这玩意儿,而是因为它可以驱走一种感觉,一种见过汽车残骸后愈发厉害了的恐惧感。
偶一抬头,看见天花板上的吊灯。不知怎么的,忽然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它掉到我头上,那会怎么样?”正想看,头顶上“嗄吱”一声,我急忙往边上一躲,大吊灯“哗啦”砸了下来,正砸在我坐的沙发上。我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祈祷:“神啊!帮助我吧!帮助我摆脱这种威胁吧!”
第二天,我去找辛克莱教授,他的秘书告诉我说,教授在度假,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回来。于是,我到了苏格兰场。在亚当斯办公室里呆了近两个钟头,得到的消息使我很扫兴,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个穿风衣的人的线索,情报局不再予以合作,亚当斯孤立无援。
回家路上,一股神奇的力量将我拉到一个地下武器市场。于是,当我在家门口下车时,腰里已经有了一只小巧的手枪了。
正想用钥匙开门,直觉告诉我有危险。眨眼间我已端着手枪撞开门,过道上站着位漂亮的小姐。
几乎不用思索,我就认出她就是那天在“蓝星”外问路的女郎。看来她刚进屋,手套还没脱去,脚边放着两只大箱子。但令我吃惊的是,对于她的到来,我似乎早已料到。
“对不起,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您是谁?为什么拿着枪闯进我的家?”
“这是您的家?”
“当然,难道这儿不是哈维尔街67号吗?房东说能借给我一套带家俱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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