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中国第一首劳动者之歌。时间过去千年,中国的历史长得让人羡慕,让人敬畏,在这绵绵无尽的历史中,我们聪明的先人们能者多劳,劳者多歌,歌者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然而让人无奈的是,羡慕之处在于中国的幸福,能者乐于劳其事,凿石开道,挖土通渠,哪怕是推山运土修造宫殿,亦或是足蒸暑气背灼天光,也常常是保持微笑的,这在异域人看来十分诡异并且嫉妒,中国劳者的幸福指数实在是太低;而敬畏,却非敬畏中国的劳者,中国的劳者在国外让人敬畏不得,反而饱受欺凌,但由于我们独特的幸福指数,所以于旁人看来的欺凌也不算是坏事;让异族人产生敬畏的是中国的士人,也就是士大夫、乡绅一族。如果说劳者呈现的是中国的能力,那么士人所展现的便是中国的精神。何精神之有?曰忠孝,曰悲悯,曰宽爱,曰进取。至于忠孝,反面人物太多,不好解释;至于悲悯,下文详谈;至于宽爱,却是太宽太爱博爱以致无爱,如同夜半临深池,苦吟一番,难以理会;至于进取,更是知者无数,从者寥寥了。
那么究竟悲悯什么呢?古代皇帝居庙堂之高,再高,无限高,高不可测乃至高处不胜寒,人间疾苦尽是耳中言、嘴中语,看不见不为实,其中怜悯自然少得可怜;帝王者颇有天子之风,虽未必有种,但一定是向上看的,其意境开阔宏达,却不近人味,像是个伸长脖子摘星星的顽童;上古时期,帝与天同高,平民想见得常常仰视,一不小心还会被耀眼之光灼伤眼睑;到了秦汉,皇帝变小了,但权力变大了,人们便开始清楚那位高坐龙辇的是个什么玩意,无非喜时大赦天下,皇恩浩荡,怒时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但不要紧,两阶级仍然自有其乐,还不至于你死我活的冲突;到了宋代,是一个转折点,昏者太昏,社稷不再是家天下,而是家乐园,只游乐不买门票,肯定遭到驱逐。于是到了清朝,康乾年间,皇帝补了账单,却误导了市场,虚拟经济极度膨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一气炸掉了。皇帝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劳苦人的头上摘星星,哪里会记得施恩天下,月光普照呢?眼界锁于深宫,寻不得饱满盈溢的月色了。
如此看来,只有士人了。士人有两种,一者从上至下,带着文书公函,笑靥如花;二者从下到上,带着民间疾苦,愁眉苦脸;前者多,此朝必有革命,后者多,此代应有改革。“哀民生之多艰”者,投江自了此生,这是悲悯过头,替劳者而歌尚不够,还要替劳者殉其身;满腹沧桑,一纸荒唐,终究凋零了;秦以来,悲悯大致如一,饱受儒道之惑,在不该有信仰的地方却无法自拔,于是数千年之文章辞赋,都雷同的去悲悯,去怜惜,去抱怨不甘,去感时伤怀,细读来,无论是汉赋唐诗宋词,还是传奇变文话本,主题都是几近相同的,只是换了故事,不换思想,这大概是孔子老先生“逝者如斯”前绝不会想到的;他输掉了鲁国,却赢得了半个世界;然而元代是个大转折。其文亦愁,然愁中有讽,其曲亦悯,然悯中生怒!杀怕了,真的杀怕了,杀得士人躲在一旁不敢大声说话,一改宋朝的“文官力量”,不以才不以德,偏以刀以枪,文人之天下一夜之间变成了文人的末日。于是文人集团从皇帝身边硬是被拉下了水,替皇帝摘星星,不如与劳者歌其事。
唐代的杜甫,是个歌其事的高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拿起遍野哀鸿冻死之骨,猛扇朱门后的脸,然而其脸也厚,只能在悲愤中逝去了;宋代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话一出,世人为之动容,竟而忘记了还有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现代看来,天下兴亡揽于一身无可厚非,可要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此话别有意味,文人不愿下水,与真正的劳者仍未达成协议;而终于到了元代,突然士人们被淹没了,刚从铜雀台上掉下来,便被人群如潮吞没其中,但此吞没并非无声之随流,而是高昂之愤歌,拔起长剑,击起大鼓,大街小巷,高歌一曲。这是中国的幸福里最不幸福的年代,劳者歌其事,是用自己饿肚子的“咕咕”声做节拍的。那时候大文学者李煜死了,苏轼死了,姜夔也死了,元代高人作曲家,无名氏,接了前代文化笏板,闪亮登场。
然而可悲的是,真正值得悲悯的是,不管是士人还是劳者,都已开始自省了。自省意味着什么?意味惊醒,意味恐惧,意味反抗,意味笔墨皆成刀剑,文章亦满血光。“取富贵青蝇竟血,进功名白蚁争穴”,“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贪生怕死,争名夺利,劳者之歌皆沉默,渐遗忘。
明清之际,悲悯已多无真情,文章诗词,多是死水。杨继盛死了,不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气磅礴,而是“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伤口结疤,这是做皇帝最好的时刻,天下太平,起码无人敢不太平。四大名着,一声长嘶,千年士人的悲悯,轰然倒地。林觉民姗姗来迟,竟也倒在枪林弹雨之中,劳者已精疲力竭,再也无力气歌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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