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渴望以君主立宪的方式继续保证自己的政权,但他殊不知,少数满人统治大批汉人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他在中国从不曾建立真正的合法性。更何况,那曾经手握大权的满洲亲贵,也绝不同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清末,清政府内忧外患,这种巨大的压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改革,与法国、奥斯曼、波斯等其他君主国一样,清政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希望在保留满清皇帝的前提下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清王朝为了建立君主立宪曾经做过两次尝试,一次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维新触怒了太多的旧势力,加上光绪帝缺乏政治手段,因此惨遭失败,清末的改革一度陷入停滞。但是庚子国变的巨大灾难再一次警醒了清朝,在经受颠沛流离的屈辱后,慈禧太后也下定决心进行改革。
异族统治:清王朝的原罪
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力度,甚至比戊戌变法还要大,慈禧派出载泽等人考察西洋各国,学习西洋先进经验,为立宪做准备,同时,慈禧还废除科举,开始普及新学,在军事上,任命袁世凯等人扩大新军,按照西式标准训练。同时,慈禧还准备组建内阁,进行政治改革。
这样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慈禧的这些改革事后证明不仅没能延续清朝的统治,反而成为了清朝覆灭的原因。慈禧没有意识到清朝其实是一个合法性相当欠缺的政权,他是一个异族建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而且清朝历代,对于汉人的打压非常严重,皇帝往往信任满臣,而对汉臣非常苛刻,雍正乾隆甚至大兴文字狱,来打压汉人士大夫,直到太平天国之乱,满人无可用之人,才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军阀,即使如此,也是防范严重。
这种强大的屈辱感使得汉人不可能对清朝建立真正的忠诚。
那些成功的君主立宪国家,大家之所以在君主丧失权力后依然崇敬君主,很大原因在于君主本身即是民族的象征,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而且与地方豪强、人民之间没有深仇大恨。现代化意味着民族主义,人民的民族意识会空前高涨,这些成功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的身份完全契合民族主义的需要,所以他们才能幸存。
(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宛若神灵,是天照大神后代)
英王的血脉可以追溯到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父阿尔弗雷德大帝,日本天皇更是号称万世一系,神道教中,日本天皇本身即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这些君主在国民心目中是民族的象征,他们漫长的延续时间更是提供了一个各方势力之间调节的中间人。而满清皇帝,显然不具有这一点,一想起他,汉人只会想起300年前被屠杀的屈辱。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诛暴秦灭强楚,即使皇帝丧失了一切权柄,依然有一批人冒着被董卓曹操砍杀的风险也要匡扶汉室,明朝诛灭暴元,解放汉人,直到清朝中期,还有人以朱三太子之名反清复明。与这两个王朝相比,清王朝天生缺乏合法性。
在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国,清朝的少数民族身份使清朝君主难以成为英国女王那样的虚君,他一旦丧失权柄,就会有人直接将其推翻。这是满清无法解决的困境。
君主专制国家的死局
除了异族统治这一点,清王朝还有一点使得建立君主立宪的新政很难成功,那就是他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统计,他发现,凡是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君主制国家,无论是清朝、奥斯曼这样的大帝国,中东的伊朗,还是非洲的弹丸小国,几乎无一例外都走向了革命。
而那些此前君主权力就有限的,比如英国、荷兰和日本(还有很多类似的小国),则都走向了君主立宪,避免了颠复一切的大革命,至少从已有的实例来看,实行官僚制的君主制国家现代化失败并走向革命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及君主专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只能兼具其二,而不能三者兼有。之所以会面临这种困境,有三点原因:
(图片为本人自制)
第一点是君主专制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往往会触怒旧有势力,比如清王朝废除科举触怒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彻底丧失了士族的支持,再比如清朝为了改革重用汉臣,也导致了满清亲贵的不满。那些旧体制下最支持政权的人在现代化改革后往往成为反抗政权的力量。伊朗巴列维现代化改革后,原本支持王权的乌里玛教士阶层开始激烈反对王权,最终颠覆巴列维的霍梅尼就是保守的教士。
第二点是现代化培养的新兴利益团体往往反对君主专制,现代化使得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传播,而民权思想主张的人人平等明显和君主专制有极大冲突,因此因现代化而产生的中产阶层资产阶层,往往对于政治参与有很高的要求,其典型代表就是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并对政府进行制衡,这,专制君主能接受吗?如果接受,他还是君主专制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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