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千古一帝,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秦始皇嬴政,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了六国的出色帝王,其可谓是空前绝后,而“千古一帝”这个词便是为了赞颂他那文武双全的治国之才的。
但秦王嬴政刚即位时,吕不韦在朝中位高权重,势力庞大,秦国的国政都把持在吕不韦的手里,就连秦王也是由吕不韦一手扶持教导。
因此,秦始皇一生的政绩与吕不韦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吕不韦到底是如何教导嬴政的,请接着往下看。
吕不韦认为最初创造出生命的是天,养育生命并使它成长的是人,能够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摧残它的人才配称之为天子。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把保全生命作为重要的职务,而要做好这一职务必须得设立能胜任的官员,还要组织人训练忠贞的军队保卫国家。
身为国君听取臣子进言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臣子是为了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有的臣子却是说尽花言巧语为自己谋私利。国君应当有听音识人的能力,从他们的话语中去分辨好坏,从而决定哪些话语是否对国家和民众有益处。
国君只要明辨是非,不受谄媚之臣的蛊惑,那么国家就会昌盛,人民就会幸福,君王也就是世人称颂的贤明君主了。
假如君王不懂治国之道,国家就会混乱不堪,人民生活也就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不会幸福的。如果君王做成那样还不如做个普通老百姓来的自在些。
因为普通的老百姓手中没有权利,想要过度沉沦于物质享受之中又哪来那样的条件呢?如果一个没有能力的君王出门乘车,进门坐辇,只懂享受安逸的生活,这种车辇就是“招致脚病的器械”;如果君王整天无所事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种酒肉就是“腐烂肠子的食物”;如果君王整日沉迷美色,陶醉于***之音,极尽享乐,那种美色和音乐就是“砍伐生命的利斧”。
总之,以上三种“祸患”都是足以使君王毁灭整个国家的根源。因此,君王应该远离“祸患”,勤政爱民,一切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才能把国家治理的井然有序。
如果君王公正无私,就像天地万物自然生长,日月普照大地一样,才能够国富民强。上古明君尧、舜在治理天下时,不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利而让位于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能人,评定贤者,传授权位,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而贤人纷纷出仕,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争先恐后的建功立业。
由于尧、舜使用公正无私的用人原则,那些小人也就没嫉妒贤人的理由。他们用公平无私来消除徇私情、谋私利,得到了百姓的信赖和归顺,出现了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管理国家,尧、舜二帝依靠公正无私的办事原则,不曲从和偏袒少数人,因此,让国家兴旺的制度就得以顺利推行。
如果君王公正贤明,臣子们也都跟着效仿。晋平公在位时有位公正贤明的大臣叫祁黄羊,当晋文公南阳县缺了一位县令时,晋文公向他询问谁合适继任?他没有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而是举荐了自己的仇人。祁黄羊这种大公无私,一心为国为民着想的精神受到了晋文公和百姓的赞扬。
当晋国缺管理军事方面的人才时,晋文公又向祁黄羊咨询,他却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去担任。祁黄羊不管亲疏远近,量才而用的思想作风深受晋文公的赏识。晋文公在祁黄羊这样德才兼备的臣子所影响之下,都在特定的岗位上安排了合适的人才去担任其职务,致使晋国兴旺发达。
《吕氏春秋》通过对祁黄羊唯贤是举的事迹的描写,赞扬了祁黄羊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恩怨的优秀品质。
祁黄羊处于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推荐人才的做法,大公无私,唯才是举,一直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的。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传统下,皇亲国戚除了犯上作乱等“十恶不赦”的大罪以外,一般的违法事宜都是匿罪容忍的。“亲亲相为隐”一直被标榜为五伦之内,血亲情理外扩为执法公领层面的道德基础,而与之相对的“大义灭亲”似乎就成了天然的“政治不正确”。
在《吕氏春秋》中列举了这样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墨家有个大师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当时秦惠王看他一把年纪了,实在不忍心让他的儿子伏法偿命,就打算徇私放了,让他儿子为他养老送终。
按理说蒙国君开恩,儿子有幸不死,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是。谁知腹?竟然不领情,他认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往今来无可厚非。禁止杀人伤人才是天下大义,而大义也一向是墨家所倡导遵循的。
虽然秦惠王有意放过他的儿子,但是墨家之法不可不行。于是,腹?没有接受秦惠王的好意,坚持执法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吕氏春秋》高度赞赏腹?杀子奉法的行为,儿子是人们所珍爱的,作为父亲忍心割舍自己所珍爱的骨肉亲情而去推行普天之下的大义,腹?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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