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王安石对变法过于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在遭到反对的同时,又错用小人,打压异已,致使朝野旧雨凋零。
耿直的苏东坡又岂能坐视不理,屡上书直谏变法弊病,遭变法派打击。骄傲的东坡自请出京,他宁愿在民间为百姓谋福利,也不愿在庙堂里同流合污。
自此一去,便是沧桑经年。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五年时间,辗转四州,抗洪、除蝗、抗旱、筑堤。
苏东坡廉政奉公,想民众所想,与百姓同甘共苦。反对派本想借此消磨苏东坡的傲气,偏巧,苏东坡与民同乐的精神又圈了一地的粉丝,所到之地,皆视东坡为圣贤。
他的政绩,没有换来朝延的鲜花与掌声,却是当头棒喝。
王安石两次罢相后,朝延早已是那些宵小之徒的天下。苏东坡的威望,让这些狭隘的变法者心存忌惮。
于是一纸本是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却被变法新党说成“包藏祸心”的反朝延暗讽,“乌台诗案”就此发生。
在御史台监狱被关103天后,苏东坡被贬至黄州,真正开始了他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
黄州是苏东坡人生之路的转折。
五年的政治低谷,却造就了他文学上的炉火纯青。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尽管他的粉丝上至太后、皇上,下至平民百姓,奈何一肚子的不合适宜,终究让他被贬之路一路走低。
43岁被贬黄州,58岁发配惠州,61岁流放赡州(今海南),人生的三次被贬流放,一次比一次偏远。
想像一下:61岁高龄的他,乘着一叶行舟,流放曾经荒蛮之地,那样的一种飘零,含着几多苍凉与辛酸。但他一句:“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仅仅十个字,却透着随遇而安的云淡风轻。
仕途的萎靡不振,人生的飘泊不定,生活的拮据清苦,这一切,都没能磨灭掉苏轼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美食家说过:一个人有吃的念头,就有活的欲望;爱过美食的人,必定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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