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如此情形,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批农民破产,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
史载,汉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间”。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马当先,广置田产,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
外戚、宠臣大受鼓舞,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汉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草田数百顷”。
这些“草田”原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当即决定强取豪夺,作为私用,不顾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
著名经学家匡衡,年轻时凿壁偷光、勤学苦读,其父靠给人帮工,供其读书。
后来,匡衡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竟然贪得无厌,利用郡图的错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顷。
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还“内殖货财”,私下里经营工商业,财力雄厚。为将生意做大,张禹依靠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还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
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而把这块地赐给他。
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
张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庞大,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
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的罗裒,在巴蜀、京师之间来往贸易,数年间获利千万,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放高利贷,独占盐井之利,一年之间获利一倍。
临淄的姓伟(此人姓姓,名伟),以鱼盐致富,家资数千万,闻名于齐地,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另外,还有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长安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等。
这些商贾,富甲一方,资产少的也有数千万,多的达巨万(万万)。他们“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或勾结权贵,独霸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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