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死了一个老秀才

党成立后，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党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党要继续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逻辑，让党内人士感觉到困惑不堪。向来敢做敢言的陈独秀，公开在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和前后不一：

“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陈独秀被停职。随后，在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的风潮下，女医生施之英离开了陈独秀，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被捕牺牲，他的女儿陈玉莹想为两位兄弟收尸，却被国民党拒绝。1928年，家破人亡的陈玉莹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在了上海。

1929年，张学良为了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指挥东北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苏联军队出动击败东北军，并趁机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国内部分人士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向来直性子的陈独秀提出异议，并指出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最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此时的陈独秀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位本来意气勃发的书生，一方面成为党的弃儿，一方面又被国民党追捕，无奈下只好隐姓埋名，寄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的石库门房子里，1927年，也就是在这里，陈独秀遇见了比自己小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陈独秀与潘兰珍。

虎落平阳的陈独秀分外凄凉，潘兰珍则对这位隐姓埋名、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在同病相怜的彼此怜爱中，在上海的贫民窟里，1930年，5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潘兰珍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这，也是风流的陈独秀，人生中的最后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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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被国民党巨额悬赏通缉多年的陈独秀最终被捕，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入狱。一直到此时，潘兰珍才知道，她爱恋的这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当时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而在另一边，陈独秀则被训斥为资产阶级走狗，《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分裂的国共两党而言，对于陈独秀的讨伐，是当时国共两党难得的共识。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解送途中道路泥泞颠簸，但陈独秀却总是睡得很香，这让彭述之非常羡慕，对此当时已经53岁的陈独秀说：

“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被押送到南京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跑到监狱，请陈独秀题字，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客气，直接就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大字。

▲1937年初，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对于这位远在东方的知名人士，当时，就连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曾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宽大处理，对此蒋介石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名动一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对于法庭质控陈独秀危害国家的说法，陈独秀义气凛然地说：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当时，章士钊全力辩护，试图为陈独秀辩驳减刑，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以贬低共产主义来为自己减刑，对此旁听的人士纷纷惊叹说：真是“革命家”。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面对审判，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经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而陈独秀的《辩护状》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甚至将其选为法学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