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开始种田,并向农人们学习如何种豆,这位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长时,月薪一度高达300大洋的老先生,此时已经穷得需要为三餐果腹而发愁了。
传记文学家郑学稼曾经回忆说,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后,他有一次前往探访:“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还有一次,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往探望陈独秀,这才发现陈独秀竟然因为胃病无钱看病而在床上打滚,看到陈独秀家中仅剩的几颗干瘪土豆,朱蕴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说:
“可怜呵可怜,仲甫(陈独秀的字)竟然没有东西吃!”
尽管陈独秀穷困潦倒,但周边的盗贼们看到经常有达官贵人前来拜访,却怀疑陈独秀应该有点钱财,1940年,一伙盗贼偷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还顺走了陈独秀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这也让61岁的陈独秀痛心疾首,他对妻子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为了谋生和养活妻女,陈独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写作的文字学研究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当时,该书原计划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由国民政府预支2万元法币的稿酬给予陈独秀,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称《中国文字说明》,没想到陈独秀却认为“小学”乃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始终坚持不肯更改书名。
当时,妻子潘汉珍跟陈独秀说,家里实在无米下锅了,为何就不能迁就下改下书名,然后用稿费改善下家里的生活呢,没想到一生倔强的陈独秀宁肯饿死,也坚决不同意更改书名,并转而将稿费存到一个中介人手中,坚决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就在艰苦穷病之中,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最终在重庆江津去世,当时,举国上下正忙着抗战对外,对于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去世,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后来有人评论说:
“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就在去世前,外号“火山”的陈独秀曾经总结自己说:“(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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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玩不转政治的书生,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力。
就在1937年底出狱后,在写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独秀去世后,起初草葬于重庆江津,1947年,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遗骸运送回到了安徽安庆老家落葬,由于担心国民党追查,陈松年没有为父亲立碑,这也让陈独秀的坟墓幸运躲过了文革的冲击。
▲1943年:改迁前的陈独秀坟墓。
陈独秀一生共和妻子们生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1个养女。陈独秀去世前,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已被国民党所杀,大女儿陈玉莹为两个兄弟收尸不成,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小女儿陈子美,则在1949年后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终,陈子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身上绑着五个酱油桶,在海上漂流十个小时逃到了香港,并辗转到达美国。1991年,陈子美由于无钱缴纳房租而被美国的房东起诉到法院,最终得到了“中华海外联谊会”资助解困。
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在1949年将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了北京,他自己则留在了香港工作。文革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婿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二女儿陈祯荣在“文革”中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革”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陈鹤年的小儿子陈祯祺,则于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直到1981年才离开。
后来,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在接受采访时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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