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有人要扯桂林之战中的葡萄牙佣兵不存在？

就是在广州陷落的1650年，顺治皇帝颁布了保护传教士利益的诏令。这个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耶稣会与南明势力的脆弱同盟。以南怀仁为首的拥抱清朝派，不仅与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利益趋同，也在欧洲本土的教廷获得了支持。其设想都是希望通过与清朝保持良好的关系，获得传教的方便。因为南明在实际上已经无可救药，继续纠结下去会让自己的事业成为满清打击的对象。

顺治皇帝对耶稣会的拉拢 断绝了南明的最后外援

这种新战略在欧洲的造势，充分体现在了拥抱清朝派的相关记载当中。例如被南怀仁派回欧洲搞绲囊獯罄传教士卫匡国，就在其撰写的《鞑靼战记》中对桂林之战的葡萄牙佣兵选择略去不表。与其立场相同的还包括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他在广州奉南怀仁之命，撰写了介绍清朝崛起与征服明朝的《鞑靼中国史》。其中也故意对亲近南明派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忽略不写。唯有关于广州在1650年的陷落记载里，给葡萄牙雇佣兵留了一个龙套角色。

相比之下，亲近南明派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在文化攻势方面，大大不如。例如一直负责操办雇佣军事物的瞿安德，就在下一次大撤退中被清军杀死。去欧洲执行外交任务的卜弥格，也在返回的途中积劳成疾而死。他们虽然有留下相关记载，但影响力远远不如对手不断出版的鞑靼介绍著作。

作为亲善南明派代表的卜弥格 结局非常凄凉

他们虽然成功的将永历政权的后宫和朝廷，变为了东亚历史上少见的基督教追随者。但却无法帮助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控制住局面。尤其是当罗马教廷、耶稣会以及澳门当局的政策集体转变后，整个亲近南明派本身也就沦为了缺乏外援的少数派。而南怀仁为首的拥抱满清派，不仅身在紫禁城与皇帝接触，还在欧洲舆论和澳门口岸的交通线路控制上，都占据了优势。

这也是今人试图考察这段历史时，常常无法在许多欧洲记载中，找到关于葡萄牙雇佣军参加桂林之战内容的原因。如果不是花点心思、动点脑筋去找其他材料，可能真的会误以为葡萄牙雇佣军只是网络兴起后才出现的谣言和西方人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小故事。

当然，阴谋论的始作俑者，往往不仅仅是对真相不求甚解的无知。更深层次的思维与世界观冲突，一直在左右他们的视野和良心。这个因素也是古已有之的想象，足以解释明清方面对于没有记载葡萄牙雇佣军的原因。

17世纪 驻扎在亚洲的葡萄牙民兵

傲娇的士大夫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在明朝的地位并不算高

到明朝建立为止，大部分阶层都完全拜倒在专制皇权脚下。东亚世界所独有的士大夫人群，自然也不能免俗。这些人或许只是碌碌无为的体制内官吏和地方上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士，却有着心比天高的最高理想。执着程度不亚于任何宗教的虔诚信徒。

虽然士大夫们可以在朝为官，却在诸多方面遭到限制。论权力肯定是不如皇帝本人，论对皇帝的影响则经常不如掌权太监。对武将集团可以形成压制，却不可能完全干涉军政事物。最后能心无旁骛发挥的部分，就只剩下写史塑造意识形态。

士大夫文官在权力场中的地位经常不如皇帝宠幸的太监

恰好，明朝时不断加深的锁国排外情绪，非常符合士大夫们的迂腐口味。喊喊口号就能表达的政治正确，是成本最低的站队方式。经过几代人的上行下效，就成了阻碍对外交流和先进事物引进的阻碍。加上党争所必然产生的非黑即白，任何开明人士的对面就必然会出现一大波道貌岸然的职业喷子。

在明朝后期同澳门当局的军事合作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徐光启曾劝说崇祯下令，招募葡萄牙专业炮手去辽东参战。结果队伍还没有走到直隶，就被举排外旗帜的士大夫们给作梗破坏。

主张器物改良的徐光启 就不断面对职业喷子的攻击

转头，又是这些人的无能，让朝廷花大气力请葡萄牙人训练的专业炮兵，不能得到应有的供给。后来被士大夫们批烂批臭的孔有德，就因为这样而掀起叛乱。整个大明朝最好的炮兵队伍，被自己人逼的转投满清。用自己掌握的高新技能，帮助满洲军队迅速攻克任何敢于顽抗的明朝城市。

眼见大明朝已无药可救，士大夫们也立刻踢开了忠君口号，为自己寻找良木而栖。先是北方的京官们投降泥腿子李自成，后有南方大儒以水太冷为借口，拒绝自己之前宣称的殉国情节。甚至还有人为上位而不择手段，想出了让无数今人都要骂娘的剃发易服政策。

为满清提供先进炮兵技术的 孔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