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乐队本来就是个俗气老套的事”

《乐队的夏天》的热播为“乐队”这种音乐团队成功地吸引到了新一波关注度，虽然还不像男团女团形式那样的普及度，但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每个乐队就是一个小家庭，每个成员不仅有自己的专职分工，也有更鲜明的个人性格，要让这么一群坚持自己的人协作起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家家都都有本难念的经，乐队亦是如此。

我们专门选出了Fat White Family这个一直“家事”不断的乐队故事，在经历了成员被退出、“名声”混乱、戒毒再到互相觉得有精神病等等之后，他们又是如何重整旗鼓再度出发的呢？

2019年2月的一天，Lias Saoudi溜进布里克斯顿Trinity Arms酒吧的一排卡座，他满脸堆笑，身穿桃色条纹复古衬衫，喝着健力士啤酒，抽着一根细细的电子烟。这位传说中凶狠无比的摇滚疯子，竟有一双极为和善的眼睛。那是一双漂亮的眼睛，深邃黑暗如宇宙。毕竟在列克星敦的那场演出上，他并不清醒。

“我已经算出演出时的最佳剂量了，”他宣布道，“不容易，相当痛苦地研究了十年。一到两片止泻药。我特怕拉肚子，懂吧？两杯龙舌兰、两杯健力士、两罐红牛。用了这个套餐我几乎能坚持到早上六点呢。这是个绝佳的发现，一个真正有效的系统！玩这样一支乐队，剂量方面一定得专业……”

△老友重聚：Saoudi和Adamczewski，曾经“野蛮争吵”过的一对，正在排练新专辑里的歌曲。

玩乐队本来就是个俗气老套的事

如今没多少乐队会这么有一说一、说到做到了。自2011年在南伦敦佩克汉姆的污秽道以来，Fat White Family就在混乱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Saoudi甚至视自己的任务为“专给人添堵”，以及在“不温不火的”当代文化中重建一项已缺失的重要内容。“笑话，就是这项内容。”他说，“我最喜欢的乐队都是又逗又怪又臭不要脸的。”作为乐队的核心音乐人，Saoudi和曾一度迷恋Libertines的Saul Adamczewski构成了一个共生的双螺旋体，堪称充满挑衅意味的sleaze-rock（肮脏摇滚）里的Ant & Dec。“我是Dec，他肯定是Ant。”Saoudi笑着说，发出一阵喜剧式的“hia hia”声。

△（左起）肮脏摇滚界的Ant & Dec――Lias Saoudi和Saul Adamczewski，以及罢过工的Nathan Saoudi。

“压根儿没人跟我说我被开除了。他们直接就不带我玩了，也不给我钱。当时我每天在那上面的开销是一百英镑。于是，我走投无路了。” ―― Saul Adamczewski

“我们几个极不健全的人，”Saoudi表示，“少不了分崩离析。当然这种故事实在是俗气老套，但玩乐队本来就是个俗气老套的事。那不如就一不做二不休，俗气也得俗出点样子来，是吧？”

这种积极精神贯穿了整张《Serfs Up!》，通过这张专辑，乐队交出了有史以来最为上口和充满创造力的音乐，甚至在某些时刻听起来就像是快乐版的Joy Division，正如Saoudi自己所说，“阴暗面被藏得更深了”。

《Feet》的音乐部分由Nathan所做，是一首探讨同性之爱的歌曲，Lias写的歌词则松散地基于Jean Genet（让・热内）的著作《Prisoner Of Love》。Lias惊讶地说：“他（让・热内）就像性探索旅途中的难民一样，想要穿过那片污垢。而对我来说，性困惑基本上就是写歌词的唯一主题。”

△《Serfs Up!》和乐队最初两张专辑的封面。

“开始有恶习、趴体，（我）变成了一个愤青。”

Lias Saoudi为人喜欢讽刺，幽默雄辩，又极为聪明，完全看不出他在台上驱魔般的狂躁。他的南伦敦口音和爱尔兰口音可以来回切换，听起来就像个具有Manic Street Preachers（译注：狂街传教士合唱团）精神的假威尔士人。他出生在英国的南安普顿，母亲是约克郡的矿工，父亲则是阿尔及利亚移民，“一个喜欢Ealges乐队的阿尔及利亚山区男人”。12岁时，父母离婚，他搬到了北爱尔兰的库克斯敦。他讨厌那里的宗派政治，害羞、惶恐、孤单且安静的他经常因为自己的种族被人欺负，“（我）就是个格格不入的人，身陷无尽的无聊的深渊中”。

在一个没有音乐，就连电视也不准看的房子里，“自源式文化”拯救了他。疯狂迷恋埃贡・席勒的他在12岁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裸体自画像，他贪婪地学习了关于艺术、历史和文学的一切，熟知包括斯坦贝克、乔伊斯、让・热内、纳博科夫在内的大师和作品。

“我想把斋月当作一个棱镜，透过它写下过去十年的丑恶堕落，就像是一种忏悔。” ―― LiasSaoudi

他想通过学习来为自己寻求一条出逃之路，计划着进入伦敦那些珍宝般的艺术学校，终于在高级考试中以三个A的好成绩考上了极富声望的斯莱德美术学院。然后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所谓的特权阶级，并惊骇于私人教育所能塑造出的万夫莫敌的强烈自信心。

“那就是个狼窝，”他回忆道，“当时我还没有那种必需的自信，我胆怯了。开始有恶习、趴体，变成了一个愤青。”

他被学校开除，又复录，花400英镑举办了自己的毕业展，而同学们的起步预算就高达10000英镑，“我那时候想，‘这起跑线就不一样’，对我来说，那就是战争。”当时的社会没有为这个聪明、充满雄心和创造力的年轻人提供任何立足之地。“我完了，我在伦敦既没关系，也没地方可去，所以我就想给那些人添堵。”身无分文的他开始违法盘踞，而朋克摇滚精神的星星之火此时引爆了他喷发式的放纵生活。

随后，他认识了同样任性的Adamczewski，然后终于变成了那个狂人，在舞台上光着屁股往自己身上抹大便，尖叫着Fat White Family 2013年首专《Champagne Holocaust》里费解的歌词。

“我对中产阶级的鄙视显然是因为我被他们拒之门外。”

“八年的累积，任何人都会达到那种程度的愤恨，”他表示，“我对中产阶级的鄙视显然是因为我被他们拒之门外。我知道贫穷不可能孕育出高尚的品质。我唱的只是，‘我想要你的东西。比如友善的对话、像样的食物。’”

现在，他从谢菲尔德搬回了南伦敦，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大家都还是活得像狗一样”。能负担起合租公寓里的一间屋子，他已经很感恩了，尽管Nathan目前还住在他的下铺。《Serfs Up!》是一支合格的乐队作品，“农奴”确实应该凭此翻身一次。

不过Saoudi的期待其实很低，他认为这张专辑顶多只能“为大家争取些时间，但若想在伦敦买下一间公寓简直就是做梦。”这样的一支团体显然不适合长期的事业打拼（除非他们是The Fall），如果哪天Fat White Family彻底玩完，他就想写本书。2018年回阿尔及利亚探亲时，他就打算在斋月中每天写日记，但只坚持了四天。

“不信真神安拉的人写日记，就是一种残忍的自省，”他沉思道，“但我的想法是把斋月当作一个棱镜，透过它写下过去10年的丑恶堕落。就像是一种忏悔。去阿特拉斯山脉写下自己的经历，这是极端的自负，听起来像是浑蛋干的事，我很喜欢。”

但在那之前，他会继续巡演。如今乐队的交通工具也从小巴升级为巡演大巴，“可以躺下了！”他一边在后台补充维生素，一边说，“我需要吃够胡萝卜、百吉鹰嘴豆泥和蘸酱。”不过，健身房他还真没去过。他去的是汗蒸房。

“那是在谢菲尔德开始的，没事可干，”他点头道，“跟兄弟们光着屁股一溜儿坐在那儿，出点汗。经纪人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在台上脱衣服的话，迟早你得去办张健身卡。’这话可真够伤人的。所以在那之后我去做了SPA。”

“有三个礼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都不会用英语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