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乐队本来就是个俗气老套的事”

他被学校开除，又复录，花400英镑举办了自己的毕业展，而同学们的起步预算就高达10000英镑，“我那时候想，‘这起跑线就不一样’，对我来说，那就是战争。”当时的社会没有为这个聪明、充满雄心和创造力的年轻人提供任何立足之地。“我完了，我在伦敦既没关系，也没地方可去，所以我就想给那些人添堵。”身无分文的他开始违法盘踞，而朋克摇滚精神的星星之火此时引爆了他喷发式的放纵生活。

随后，他认识了同样任性的Adamczewski，然后终于变成了那个狂人，在舞台上光着屁股往自己身上抹大便，尖叫着Fat White Family 2013年首专《Champagne Holocaust》里费解的歌词。

“我对中产阶级的鄙视显然是因为我被他们拒之门外。”

“八年的累积，任何人都会达到那种程度的愤恨，”他表示，“我对中产阶级的鄙视显然是因为我被他们拒之门外。我知道贫穷不可能孕育出高尚的品质。我唱的只是，‘我想要你的东西。比如友善的对话、像样的食物。’”

现在，他从谢菲尔德搬回了南伦敦，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大家都还是活得像狗一样”。能负担起合租公寓里的一间屋子，他已经很感恩了，尽管Nathan目前还住在他的下铺。《Serfs Up!》是一支合格的乐队作品，“农奴”确实应该凭此翻身一次。

不过Saoudi的期待其实很低，他认为这张专辑顶多只能“为大家争取些时间，但若想在伦敦买下一间公寓简直就是做梦。”这样的一支团体显然不适合长期的事业打拼（除非他们是The Fall），如果哪天Fat White Family彻底玩完，他就想写本书。2018年回阿尔及利亚探亲时，他就打算在斋月中每天写日记，但只坚持了四天。

“不信真神安拉的人写日记，就是一种残忍的自省，”他沉思道，“但我的想法是把斋月当作一个棱镜，透过它写下过去10年的丑恶堕落。就像是一种忏悔。去阿特拉斯山脉写下自己的经历，这是极端的自负，听起来像是浑蛋干的事，我很喜欢。”

但在那之前，他会继续巡演。如今乐队的交通工具也从小巴升级为巡演大巴，“可以躺下了！”他一边在后台补充维生素，一边说，“我需要吃够胡萝卜、百吉饼、鹰嘴豆泥和蘸酱。”不过，健身房他还真没去过。他去的是汗蒸房。

“那是在谢菲尔德开始的，没事可干，”他点头道，“跟兄弟们光着屁股一溜儿坐在那儿，出点汗。经纪人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在台上脱衣服的话，迟早你得去办张健身卡。’这话可真够伤人的。所以在那之后我去做了SPA。”

“有三个礼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都不会用英语思考了”

2016年，Saul Adamczewski他曾在墨西哥和拉斯维加斯的戒毒所依靠植物致幻素伊博格碱戒毒（这个项目让他后来“有三个礼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都不会用英语思考了”），他对所有的12步苦修式脱瘾项目都抱持抗拒态度。这时，下午已经过半，他一整天什么都没吃，只点了一杯可乐，一杯健力士啤酒配香肠，还有卷心菜煎土豆。

“我感觉就跟刚做了额叶切除手术似的，都不知道怎么接受采访了！”在巴黎的一次演出后，他被Fat White Family开除，原因是当晚恰逢巴塔克兰剧院发生恐怖袭击，而他试图说服乐队演出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实上他是跟毒贩子约好了在演出后交易。

“几个极不健全的人，少不了分崩离析。当然这种故事实在是俗气老套，但玩乐队本来就是个俗气老套的事。那不如就一不做二不休，俗气也得俗出点样子来，是吧？” ―― LiasSaoudi

“对这事，我并没有完全原谅他(Lias)，”他沉思道，“因为根本没人跟我说，我被开除了。他们直接就不带我玩了，也不给我钱。当时我每天在那上面的开销是100英镑。所以那会儿我走投无路了。”

“如果没有音乐，我就是个要饭的”

Saul Adamczewski看起来就像是个天生的精神病，“一辈子都在周期性地犯病”。小时候他就被诊断为行为失调，“我小时候很暴力、愤怒，还有严重的抑郁、广场恐惧和人格障碍。”以至于后来他一直忧惧自己的心智，“但是年纪大了你就会学着放松，偶尔发发疯也不会大惊小怪”。

11岁时，他因为攻击老师被学校开除，后来被送到维也纳的一家免费嬉皮学校。在那里，他不用上课，可以整天弹琴，这塑造了他后来持续一生的气质：“音乐是躲避工作的终极方式。”自18岁至今，他就一直靠音乐过活（也曾领过低保，干过苦力）。“如果没有音乐，我就是个要饭的，”他发出嘶哑的笑声――“咩呵呵”――听起来跟Keith Richards的一模一样。

他点的餐终于端上来，这时他开始思忖身边十年之久的音乐伙伴，那个他依旧喜欢一起共事的人。“Lias真是个甜心，对吧？”他微笑道，“有时候她就像个玩宾果游戏的老太太。动不动就兴奋起来，比如，‘哇，一板巧克力啊！’他这人基本上一点也不自负。”他觉得自己和Nathan根本就“靠不住”，而Lias则能“负点儿责任”。

他开心地回忆道，20岁出头时，Lias“跑到中国待了六个月”，教中国小孩说英语。他自己设计那些课程，经常在宿醉中戴着墨镜去上课。“他会布置作业让学生写自己的绝命书，”他赞赏地笑着，“他说孩子们写得特别棒，有些非常伤感。他能当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