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父亲的青春，都有一首“邓丽君”

很多人记得母亲节，大多数是因为电商们的硬广，而相对大多数爸爸们连各种重要纪念日都容易忘记的特性，明显缺失了购买力，我也是偶然看日历时，才意识到，今天是父亲节。

既然来不及准备实体礼物了，那就为爸爸准备一个精神礼物吧。

平心而论，邓丽君早期好多都是翻唱别人的歌。她是有名的“原唱收割机”，被她翻唱几乎是同期歌手们的噩梦。即便是欧美金曲到了她那里，也似乎不难做到和原唱分庭抗礼。邓丽君走红之后，为她“量声打造”的歌曲越来越多，可邓丽君仍不满足，她想把真实的自己唱进歌里去！

事实上，邓丽君对自己流传最广的经典佳作们并不太满意，因为她嫌弃有些歌词太造作。

比如，大家都喜欢听的《你怎么说》，在邓丽君的眼里就有点儿“肉麻”。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她曾打算再也不要唱了，无奈演唱会上观众总是会点到。1987年的专辑《我只在乎你》里，邓丽君就亲自上阵，写了三首词，但害羞的她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将词作一栏填上了“桃丽莎”的名字，而非“邓丽君”。

在那首《非龙非》里，她写道：“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野心、没有魅力的女人。”这是邓丽君的“自我认知”，同时也是她洗尽铅华，开启隐居时代的内心宣言。试想如果邓丽君可以活到今天，即便不成为著名词人，至少她写出来的文字，质感也不会比林青霞差。

1982年，本以为要嫁人的邓丽君在香港的伊丽莎白体育馆开起了告别演唱会，高歌了disco女皇Donna Summer的组曲，舞技和高音都惊得现场观众张大了嘴巴――真没见过这样火辣的邓丽君！

转年的15周年巡演，邓丽君邀来日本的大乐队伴奏，找欧美顶级dancer和和声歌手助阵，更演唱了Micheal Jackson、Babyface等国际大牌的名曲。而邓丽君的舞台造型也更趋成熟：miniskirt、露背长裙、半透明绣凤旗袍，件件都别开生面，性感得冒泡。

一般大家会认为华语歌坛女歌手在舞台上大玩儿体操杂技是从“地才”时期的蔡依林开始的。但其实早在1983年，邓丽君在15周年巡演上演唱《Flash Dance》时，就在舞台上来了个360度前空翻，比蔡依林早了二十几年哦。这次巡演的首场演出开在了当时刚建成的香港红?体育馆，邓丽君也就成为第一个在红馆开唱的女歌手，而且是连开6场，风头一时无两。

邓小姐香港演唱会的CD算是我人生的演唱会初体验，当时吃着娃娃头的我还看不懂爸爸眼里的光芒，只觉得电视里的小姐姐听起来好温柔。

邓丽君人生最后一场大型演唱会是1985年，地点在东京的NHK大会堂。一听说邓丽君要开唱，简直轰动了整个日本。不到三天，门票便被抢售一空，如果你听过这场演唱会的录音，你就会知道，来看这场演唱会的观众不仅来自日本，还有来自中国的港台、内地以及东南亚的歌迷。很难想象在没有网络购票的年代，这些“追星族”是怎样买到如此抢手的门票的。

因为邓丽君当年在日本歌坛的地位非同小可，所以在乐队、音响、舞美、服装方面，日本的制作公司都斥巨资打造。演出前邓丽君在音乐方面已然准备妥当了，但是对于自己的造型仍旧不够满意。还剩几小时开唱，她突然叫造型师把她的发型改成黑人式的小脏辫儿，吓得造型师一再和她确认――“这要是弄完，咱可来不及再改了”。结果邓丽君真的顶着这样一头小脏辫儿上了舞台。以这个造型开唱，在亚洲女歌手里应该也是头一回。

△邓丽君的“小脏辫儿”。

你能想象吗？早在1985年，邓丽君就交出了《The Power Of Love》《Careless Whisper》等名曲的强大版本。更绝的是，她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墨镜，cosplay了神级黑人歌手Stevie Wonder，并演唱了《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原来，那一头小脏辫儿是为了这一出“百变大咖秀”啊！

那些年，日本的唱片界制作水准是一流的，工作风格是严谨的，当然圈内生态也是残酷的，艺人是牢牢受控于唱片公司的。诸如邓丽君演唱会前临时改发型（还是改成一个完全违反自己“人设”的发型）这种事，是一定要和公司商议才能决定的。但是邓丽君不一样，她是金牛宫唱片公司的“顶梁柱”，惹她不高兴了，天可是要塌下来的，所以权力法则在她这里发生了倒置。

邓丽君在日本和在港台地区工作的风格差好多：她凌厉、霸道、说一不二。不仅老板和高层都对她毕恭毕敬，跟她case的同事，更是诚惶诚恐，生怕惹“女王”不高兴。咦，邓丽君不是一个温柔、爱笑、甜美的姑娘吗，为什么到了日本大变样？

70年代，邓丽君刚刚步入日本歌坛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对日本演艺圈的规则也不甚了解，所以经常受到排挤和欺负，还有人暗地里叫她“笨蛋”。

实际上，以邓丽君当时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去日本受这份苦，大可以转身回老家。但倔强的邓丽君把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日本人的“恃强凌弱”也让她更有了“胜”的欲望。

就这样，慢慢的，急速破茧的邓丽君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形成了自己在日本唱片界独特的“处世之道”。那张冷峻的脸孔，其实是她对生性柔软的自己最本能的保护。

那时候金牛宫有意派给邓丽君一位叫作铃木章代的助理。有天，邓丽君要请香港来的麦灵芝导演吃饭，叫铃木章代作陪，铃木带着5万日元就跟着去了。邓丽君别的菜没点，就只叫了“炸河豚”，并连点18份。铃木章代一想，这钱肯定不够用了，但如果付不上账，邓小姐必定发火。